小邦在微信群裡看到一句話：這年頭，“活兒挑人”以及變成了“人挑活兒”， 建築行業大變樣了，不再像以前了……
其他人紛紛感慨，確實是這樣了！小邦看到這句話也是感觸頗深，2019年，建築行業還是一如既往的紅火，但是繁榮的表面下也隱藏著一些值得深思的現象。
“用工荒”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現象。
北京西五環外的一間辦公室裡，“包工頭”楊樹林的手機響個不停。他猛吸了幾口煙，皺著眉頭說：“一天推了三個活，因為掙不了多少錢……”
來北京20年，楊樹林從農民工成長為包工頭。他和手底下的農民工幹了北京不少市政工程。而今“掙不了多少錢”的原因很簡單：施工單位給的工程款有限，用工成本卻“水漲船高”，中間留給他的利潤實在不多。
這背後浮現了一個更嚴峻的現實問題——曾源源不斷湧向城市的農民工數量正在急劇縮減，更難有後繼之人。現實中，各工程為了留住工人還不得不大幅調漲工錢。
20年前，楊樹林從山東老家奔赴北京。當時趕上工程建設高峰，他學著揮鍬剷土，當起了農民工。
“雖然一天只掙20塊，但大家照樣搶著幹。”後來，楊樹林成了包工頭，帶著老鄉們一起幹工程。村裡人想跟著他到北京幹活，都得託關係。沒活的時候，只要管飯、有地兒睡，大批農民工不拿工資都擠在辦公室外等活。
這一景象早已不在。楊樹林的勞務公司高峰期聚集著1000多農民工，如今已銳減一半；但凡有一天沒活兒，人就跑光了。因為當下農民工已經格外搶手，尤其是掌握了一定技術的“大工”，不愁沒地方去。他說，如今已經從“活兒挑人”變成了“人挑活兒”，即便是已經招來的人上了工，只要不是好活兒，工人也撩挑子，說走就走。
農民工也建起微信群“互通有無”。在一個有200多農民工的微信群裡，剛有人發佈一條東六環工程的招工信息，立刻引來不少人回覆。但大家反覆打聽的是工程的位置、一天給多少錢、累不累。在農民工眼中，滿足了收入高、活不累、地不偏等諸多條件，才算好活，這才有吸引力。
在北三環修地鐵12號線某標段的項目經理陳華對此深有體會。12號線全線位於地下，地形複雜、管線密佈，大多是艱苦的暗挖工程，更不好招工，人一撥一撥地來、也一撥一撥地走。“從年前到現在對1000多農民工進行了入場安全教育，但現在只留了200人幹活，剩下的800人都走了。”陳華說，當前是地鐵暗挖高峰，但暗挖工人就這麼多，工人們通過微信就能知道這條線哪個標段工錢高、活好乾，自然就留不住人。
人難招、要求高，歸根結底就是缺人。“勞動力從供大於求變成求大於供，與我國人口中長期發展有關。”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喬健說，我國勞動力在2011年達到峰值後就已經開始遞減，每年淨值減少400萬，這其中當然包含了農民工。
這個缺口勢必反映在錢上。多個工程的負責人直言，近兩年招工成本“水漲船高”。比如隧道工程，前年的價格還是每天270元，如今已漲到400多元。
前兩年，通州一批房建、市政、配套設施工程同時上馬，幾十萬人大會戰。通州某管廊工程負責人說：正常來說，木工每天工資320元到350元，鋼筋工260元到280元；但在當年的用工高峰時，木工每天工資已達到380元到400元，鋼筋工也在350元左右。“別的工地缺人就開始漲錢，我如果不跟著漲，工人就跑了。”他說。
20年前，楊樹林30歲，正值壯年，身邊的農民工大多也是這個年齡；今年，楊樹林50歲，他發現手底下的農民工也是50歲上下。“20年過去了，幹這活的還是我們這代人。”
讓他更擔心的是，如果這代人“退休”，建築行業是否就“後繼無人”了。
陳華也發現，一個20人的班組裡，大部分都是四五十歲的工人，30歲的工人頂多只有一兩個。
“80後和90後不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只圖到城裡打工掙筆錢回到村裡蓋房子、娶媳婦，他們的權益意識更強，更想融入到城市當中。但我們這些年農民工用工制度並沒有發生實質變化。”喬健認為，建築行業也應對過去層層轉包、分包的用工制度進行改革，應該與農民工簽訂正式的用工合同，保證相關權益；同時，在社會保障等公共政策上，也應該更加完善，才能吸引80後、90後進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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