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衢雲：幾乎被遺忘的創始人
楊衢雲，又名飛鴻，字肇春，號衢雲，祖籍福建海澄（今廈門），1861年生於廣東東莞。
楊衢雲少年時期即行俠好義，關心時事，1892年2月13日，楊衢雲與好友謝纘泰聯絡了愛國青年陳芬、周超嶽等人，在香港成立了革命團體輔仁文社，楊衢雲任社長。
同年秋，楊衢雲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相識，兩人一見如故，常常通宵達旦暢談救國大計。楊衢雲建議孫中山組織革命團體，與輔仁文社合作，共同開展反清運動，孫中山當即表示贊同。
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楊衢雲、孫中山等革命者深受震動，空前的民族危機促使他們加快了兩派聯合發動武裝起義的步伐。同年冬，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並於1895年1月下旬抵達香港。2月，香港興中會總部在孫、楊兩派聯合的基礎上正式成立，輔仁文社併入興中會。此後數月，興中會一直忙於準備廣州起義。10月10日，興中會召開秘密會議，革命者們商定起義成功後成立中華合眾國，隨後選舉孫中山為興中會會長兼起義成功後的臨時大總統。
然而，楊衢雲第二天突然面見孫中山，單刀直入：“可否把會長職位讓給我，等起義勝利後再歸還給你？”原來，楊衢雲本無意逼宮，但原輔仁文社的元老們均不服孫中山，表示如楊衢雲不就任會長，他們將立即退出興中會。
面對楊衢雲的“逼宮”，孫中山自然十分生氣，但他不得不慎之又慎，因為諸多決定革命成功與否的工作皆由楊衢雲負責，如徵募部隊、密購槍彈等。為了顧全革命大局，孫中山選擇了退讓。當天晚上，孫中山召開了聯席會議，把會長一職讓給楊衢雲，楊衢雲遂成為興中會會長，也因此成為中國第一位候選總統。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謀劃廣州起義，然而，廣州起義因計劃洩露最終以失敗告終，楊衢雲被迫外逃避難，輾轉到達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後逃到南非。1898年3月，楊衢雲攜家抵達日本橫濱，後輾轉回到香港。
1900年1月，楊衢雲辭去興中會會長之職，由孫中山繼任。辭職後，楊衢雲仍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同年10月，惠州起義失敗，楊衢雲再遭通緝。友人們多次勸其出洋暫避，楊衢雲卻慷慨陳詞道：“大丈夫死則死爾，何避為？”最終，楊衢雲隱藏在友人家中，才躲過追捕。
風聲過後，楊衢雲留在香港以教書為生。1901年1月10日下午，楊衢雲正在寓所備課，清廷派出的殺手突然衝入室內行刺，楊衢雲胸膛中彈，經搶救無效身亡。
在近現代歷史上，楊衢雲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尤其是國民黨統一中國後，對楊衢雲更是諱莫如深，蔣介石甚至千方百計地想把楊衢雲的名字從歷史中抹掉。為取得一張楊衢雲坐於中央、孫中山站於後排的團體照，蔣介石甚至願意付出100萬元高價，原因是“如果給人看見我們堂堂中華民國國父競居於隨從的地位，那才真叫人難堪”。蔣介石認為：“孫先生四十年努力不懈，領導國人從事國民革命大業，我們不能容許他人佔據這一榮耀地位。”
在以後的數十年間，由當權者欽定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極力貶低楊衢雲，甚至把孫楊間的友誼誣衊為“孫楊爭位”，使楊衢雲的名字幾乎被人們遺忘。
孫中山：精神領袖的最後一戰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下詔退位。次日，孫中山宣佈“讓位”於袁世凱。7月，北京政局屢現危機。為了調停黨爭，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和黃興來北京晤談，共商國家大計。革命黨認定袁世凱無信無義，此舉包藏禍心，便勸阻孫、黃北上。
然而，孫中山力排眾議，主張以誠信感化袁世凱，堅持“無論如何，不能失信於袁”，不過同意黃興暫緩北上，由自己“單刀赴會”。
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到達北京，袁世凱以總統之禮親自到前門外迎接，滿臉堆著笑容，握手也握得特別親熱。這是孫中山與袁世凱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晤面。其間，袁世凱與孫中山共談了13次，每次談話自下午4點起到夜晚10點至12點，更有三四次是談到凌晨2點。
孫中山每提出一個問題，袁世凱都萬分贊同地擊節讚賞。有一次，兩人談到興高采烈時，袁世凱竟興奮地站了起來，舉手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孫中山也回報一聲：“大總統萬歲！”
在袁世凱的盛情款待下，孫中山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警惕。9月初，孫中山致電黃興，敦促他早日赴京，促成南北統一。為穩定大局，黃興與陳其美等人於9月6日離開上海，11日抵達北京。袁世凱授予黃興陸軍上將軍銜，以示對其重視。
“三雄會”後，袁世凱曾這樣評論孫、黃二人：“孫中山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耳。黃興性直，果於行事，然不免膽小識短，易受小人之欺。”
然而，隨著大權在握，袁世凱的稱帝野心暴露無遺。為挽救共和，孫中山舉起了反袁義旗，進行一系列的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繼續為非作歹，孫中山又不得不奮起而抗爭。
然而，無情的病魔打敗了“民國之父”。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因患肝癌住進醫院。2月18日，孫中山住進了鐵獅子衚衕的臨時行轅，在那裡，他度過了一生的最後時光。2月22日，孫中山的病情開始惡化。24日下午3時，孫科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衛等人齊聚病榻之側，聆聽孫中山的最後指示，並由汪精衛等人起草了政治遺囑。就在孫中山執筆行將簽字的時候，突然聽到宋慶齡在旁邊的房間裡悄聲抽泣，他不禁一陣心酸，放下了鋼筆。
25日，孫中山的身體愈見衰弱，並出現了嚴重的肝腹水症狀，“但神志仍極清醒”。3月11日早晨，何香凝前往孫中山的病房探視，發現他病勢兇險，瞳孔開始放大，她立刻與大家商議，讓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字。
宋慶齡帶領大家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神志尚清醒的孫中山命人取來早已擬好的遺囑。由於身體十分虛弱，他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鋼筆，宋慶齡只好託著他的手腕，在三份文件上籤下了名字。
當晚，孫中山即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但他還在喃喃自語：“和平……奮鬥……救中國……”12日凌晨，孫中山病情嚴重惡化，“痰急上湧，口不能言”，家人及同志環立於病榻旁邊，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與他告別。
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革命先行者告別人世。
袁世凱：黃粱一夢的歷史罪人
袁世凱登基稱帝后，即陷入內外交困的危機之中。1916年農曆正月十五，剛當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凱正在吃元宵，3位姨太太為了“妃”、“嬪”之稱當著他的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袁世凱長嘆一口氣，說：“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回辦公室去了。從此，袁世凱食量大減，“形神頗瘁”，懨懨成病。
同年3月，袁世凱迫於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宣佈取消帝制，但全國反袁之勢已無法消除。袁世凱的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斷之力，僅存一形骸矣”，拜見他的禁衛軍團長說：“仰望神氣，大失常態，面帶愁容矣。”
然而，袁世凱病入膏肓，仍諱疾忌醫，周圍的心腹爪牙對此也諱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薦其弟徐世襄來給他治病，說他“肝火太旺，神思太勞，宜休養”。袁世凱很不高興，氣得摔了茶杯，徐世昌嚇得倉皇退出。
6月初，袁世凱經法國醫院查出患有尿毒症。開始，大家都認為沒有危險，長子袁克定主張用西藥，妻妾及次子袁克文等堅持服中藥，“家族三十餘口，情急失措”，爭吵不休，莫衷一是。
6月5日深夜，袁世凱氣短神昏，瀕於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鎮芳等齊至居仁堂守候。次日，袁世凱深感命將不保，便為自己寫了一副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袁世凱自認一生是日本的勁敵，他一死，日本便少了一塊絆腳石。上午10點左右，袁世凱去世，終年57歲。
黎元洪：逃不過的傀儡命運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10月生於湖北黃陂木蘭鄉東廠畈。
在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中，黎元洪三任副總統，兩任大總統，堪稱傳奇。然而，兩任總統皆以失敗告終，黷武主義逐漸取代憲政，國家走向分裂，這又是一個悲劇。
為了拉攏黎元洪，袁世凱讓自己的第九子當了黎家的女婿，但黎元洪始終是一個堅決的帝制反對者。袁世凱曾試探性地問道：“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如何？”
黎元洪憤怒地質問袁世凱：“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你若做了皇帝，如何對得起武昌的死難烈士！”
袁世凱一怒之下，將黎元洪軟禁起來。自此，黎元洪失去了權力和自由，每天唯有讀書練字，修心養性。堂堂副總統競落得如此命運，黎元洪不禁悲從中來，“讀書之際，突然會掩卷大放悲聲”。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就任大總統。1917年4月，段祺瑞召開督軍會議，要求總統和國會批准中國加入協約國，各地軍閥甚至揚言如果國會不通過參戰案，就強行解散國會。對此，黎元洪表現出了少有的強硬：“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
此事成了“府院之爭”的導火索：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總理職務，張勳趁機兵發京城，擁戴溥儀復辟。但黎元洪終不肯屈服於淫威之下，通電全國命段祺瑞討伐張勳。很快，段祺瑞打敗了張勳的辮子軍，黎元洪卻已心灰意冷，通電自我彈劾，“為引賊禍害共和向國人謝罪”，意欲退居天津做個與世無爭的寓公。
少了黎元洪這個粘合劑，大批議員南下，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南北由此徹底分裂。
北京政局風雲變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實權，馮國璋死後直系首領曹錕需要一個過渡總統，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選。在復職典禮上，黎元洪穿著禮服來回踱步，對鏡顧盼，大笑：“大家都說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來坐天下了！”
然而，黎元洪還是要依靠直系來保住總統之位。共和、憲法兩種夢想最終在派系鬥爭中灰飛煙滅。1923年5月，黎元洪覆任總統不到一年時間，直係軍閥就逼其儘快讓位。黎元洪手中既沒有軍權，又無法左右政局，無奈之下只有通電再次辭去大總統之位。
自此，黎元洪遠離政壇，隱居天津做了寓公。黎元洪晚年致力於實業，曾任中興煤礦董事長。然而，各地軍閥時常敲詐他，尤其是北伐軍開進山東後，蔣介石競獅子大開口索要100萬元，致使煤礦難以為繼，黎元洪壓力越來越大，患上了腦疼症。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腦溢血病逝於天津。當時有媒體稱：“黎元洪之死，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馮國璋：撿便宜的大總統
馮國璋，字華甫，1859年生於河北河間縣西詩經村。
武昌起義爆發後，袁世凱重新出山，督軍南下，馮國璋率軍攻佔漢口，袁世凱將其提拔為禁衛軍統領，並表奏清廷封其為二等男爵。馮國璋得知自己封爵，競感動得大哭起來：“我一個窮小子，現在竟然封了爵了，這真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誓死為朝廷效力！”
禁衛軍之所以服從馮國璋，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馮國璋是忠於朝廷的。1912年，清帝宣佈退位，馮國璋向禁衛軍宣佈了“清帝退位”的消息，隊伍裡立刻出現了不小的騷動，有些人乾脆抹起了眼淚。有人提出清帝退位後的安全問題，馮國璋拍著胸脯保證：“兩宮的安全，我馮某敢以身家性命擔保！我也敢擔保兩宮不會離開皇宮，仍舊由我們禁衛軍照常護衛！”
然而，隊伍的騷動仍舊沒有平息下來。馮國璋急中生智，跳上高臺，大聲對下面說：“你們趕緊推選出兩個人來，我給他們每人發一把手槍，從今天起緊跟我左右，只要發現我和革命黨有勾結，他們可以立刻打死我！”從此，馮國璋的身邊便多了兩個佩帶手槍的八旗兵。
馮國璋的確對清廷忠心耿耿。他一直十分珍重清廷的官服和官帽：官帽仍舊掛在客廳的四足帽架上，為了防止落塵，他還特意讓人做了一個帽袱子蓋上。身後的小辮也是在半年之後才依依不捨地剪掉。
馮國璋的忠心一直持續到袁世凱稱帝。本來，馮國璋是不贊成袁世凱稱帝的，他認為袁世凱沒有這個天命。但因袁世凱對他有知遇之恩，馮國璋也不好跟他鬧翻。
等到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馮國璋則成為副總統。
一年後，張勳闖入京城搞起了復辟，他本以為會得到馮國璋的支持，誰知道馮國璋卻通電錶示反對。此時，黎元洪通電，令馮國璋暫代大總統之位，他立即通電討伐張勳，以實現“再造共和”。代理期滿後，恰值大權在握的段祺瑞策劃新的總統選舉。馮國璋自知當選無望，於1918年8月通電辭職，次年即返回河間故里。
1919年10月，京城發生一起事故，馮國璋不得不再度返京。原來，京城某部15師和16師因軍餉問題發生爭執，16師師長王廷楨突然以陸軍部的命令為藉口，把跟隨馮國璋左右的一連士兵調回北京。馮國璋惱怒不已，他覺得自己剛剛下臺不久，王廷楨不該做出此等絕情之事。
盛怒之下，馮國璋在家裡洗了個冷水澡，之後便決定返京。沒想到，一場冷水澡竟引發了急性肺炎，馮國璋遂病倒。同年12月28日，馮國璋死於返京途中。
徐世昌：主張“文治”的硬漢總統
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1855年生於河南省衛輝府（衛輝市）。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徐世昌可算是一個另類，擔任總統期間，他主張“偃武修文”，倡導和平，反對武力，被世人稱為“文治總統”。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中南海發表總統就職演說，呼喚和平。
就任第15日，徐世昌便籤署和平令。一時間，全國和平空氣甚為濃厚，徐世昌成為“中外屬望第一人”。徐世昌對此十分欣慰：“和平統一之時機已至，不可失也，中國安危在此一舉！”
然而，作為一個手無實權的總統，徐世昌根本鎮不住手握重兵的軍閥。1919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會議上，南北軍閥互不相讓。手握重兵的段祺瑞堅持“武力統一”，令和談難有進展。當西方外交團頻頻催促和會進程時，徐世昌無奈地感慨道：“只有我一個人想和，能和得了嗎？”
徐世昌雖然無法實現和平統一的夢想，但也並非一無是處，收復外蒙古堪稱一大功績。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政府正式上書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不平等條約。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中國的版圖自辛亥革命後達到頂點。徐世昌同時向總理段祺瑞和南方的孫中山發電，孫中山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的反對，立刻回電慶賀他的大功。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大獲全勝，從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吳佩孚誣稱徐世昌非法竊取總統之位，將其趕下臺。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在天津租界。
在幾任民國總統裡，徐世昌可能是“最窮”的一個。寓居天津時，徐家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別人家吃月餅過節，徐家卻有“扣鍋”的傳統：這一天，全家上下不做飯，也不吃主食，以體驗餓肚子的感覺。這是徐世昌給家人定的規矩，皆因其年輕時曾經窮困潦倒吃不上飯，故藉此教育子女要格外珍惜如今的生活。
徐世昌極為厭惡以權謀私、貪汙腐化的行為。有一次，好友王懷慶以“徐夫人胭脂費”的名義送來了10萬大洋，不料，徐世昌竟大怒，也不顧什麼老友情意，將其臭罵一頓，趕出門庭。
自下野之後，徐世昌就下定決心不問政治，也不出山，僅以詩書為樂。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徐世昌開始關心政治，靜觀時局的發展。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徐世昌立即發表聲明：“中國只有團結抗戰，才能救亡！”“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徐世昌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說：“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徐世昌還多次拒絕出任偽職。1938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聲稱“徐總統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刻撤兵”，但遭到了嚴詞拒絕。大漢奸金梁曾是徐世昌的門生，他奉命規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這是為了老師的晚節。”徐聞之憤然大罵：“你知道什麼是晚節？如像你們這樣，貪念一時名利，出賣整個國家民族，違背天理良心，這才算晚節不保！”
晚年的徐世昌患有膀胱癌。1939年，日軍一家醫院願為其治病，但徐世昌擔心會因此受制於日本人，權衡再三，最終選擇了放棄治療，同年6月病逝。
周自齊：九日時間的總統
周自齊，字子虞，1871年生於山東單縣，一生活躍於晚清、民國政壇。晚清時，周自齊曾出使多國，極力維護海外華人同胞的利益，回國後，創辦了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
周自齊思想保守，反感新興的革命力量，因而支持袁世凱稱帝。但他又十分愛國，堅決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當時，袁世凱擬委派周自齊任總統特使，秘密前往日本簽約。周自齊得知消息後如坐針氈，忐忑不安。他對袁世凱賣國求榮的行徑極為不滿，但作為袁世凱政府的要員又無計可施，無奈之下只好稱病，拒受任務。
當美國記者端納前來探望時，周自齊通過巧妙的暗示，將中日即將簽訂“二十一條”的消息透露給他。第二天，袁世凱政府意欲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消息不脛而走，激起了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
袁世凱死後，周自齊被列為帝制禍首之一，遭全國通緝。周自齊因此亡命日本，1918年2月，馮國璋代理總統之位，解除了對周自齊的通緝令，他才得以結束流亡生涯，從日本回國。
周自齊因有外交經驗和遊美經歷，所以回國後仍深受重用。1922年4月，周自齊被徐世昌任命為署理內閣總理兼教育總長。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徐世昌被逼下臺，周自齊攝行大總統之職，避免了中國出現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因總共當了9天總統，周自齊便得了“九日總統”這一雅號。
1922年6月，黎元洪覆位大總統。周自齊對政治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遊歷歐美，1923年10月病逝。
曹錕：“賄選總統”也有骨氣
曹錕，字仲珊，1862年生於天津。
1923年，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囚禁起來。獲釋後通電辭職，寓居天津英租界。
下野之後，曹錕成為五大總統當中最“親民”的代表。曹錕的老鄰居曾回憶說，曹錕晚年最喜歡穿著老頭衫，坐在樹陰下，搖著大蒲扇與鄰居聊閒天兒，全然沒有半點兒總統架子，以至於無人相信他曾經做過總統。
曹錕成辦一介平民後，每天的生活就是書畫、打拳、會友和聊天，平時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繪畫和書法上：他每天早上先到院中練武術，然後回到屋裡練氣功。吃過早飯，他便開始練字和畫畫，有時一進畫室就是好幾個小時，真正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平時還喜歡寫書法，最得意的是一筆寫成一個蒼勁有力的“虎”字。每逢親朋好友向他索字，他就一揮而就，引來旁人的嘖噴稱讚。每次寫完字，曹錕還要精心地在條幅的右上角蓋上圖章，然後署名“樂壽老人”或“渤叟”。
曹錕晚年信佛，經常到寺廟燒香唸經，還請人畫了一幅表現孔孟等聖人功績的“聖蹟圖”，每晚都要在“聖蹟圖”前朝拜一番。此外，曹錕還愛聽河北梆子，有時來了興致，也會哼上幾段。
“九一八事變”後，為建立偽政權，日軍開始蒐羅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物。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策劃了對曹錕的誘降計劃，並先後派了幾個日本人去曹宅探訪，邀請其出山，但均遭到嚴詞拒絕。
1938年，國民黨軍隊取得了臺兒莊大捷，曹錕得知後大笑數聲：“我始終堅信，咱們肯定打得過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錕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裡寓所去世，終年76歲。臨終前他對女兒曹士英說：“臺兒莊大勝之後，希望國軍能乘勝收復失土，我雖等不到那一天了，但也能瞑目了。”
在為曹錕舉行的入殮儀式上，家人為他穿上了當年的總統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繡帶上還綴以洋錢等物。棺木內還放入一個赤金的九連環和一柄他生前隨身佩帶的寶劍，分置於他兩旁。
1938年6月14日，重慶國民政府發佈訓令，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晚年遭遇離奇車禍，加上“反攻復國”陰謀的破滅，老蔣最終一命嗚呼——
李宗仁：“末代總統”家國情
1965年7月20日，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迎來了一位重要客人——剛剛歸國的中華民國“末代總統”李宗仁。
李宗仁第一次站在人民大會堂，心情很激動。席間，周恩來把溥儀介紹給李宗仁。溥儀主動把手伸向李宗仁，歡迎他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李宗仁則緊緊握著溥儀的手說：“溥儀先生，現在你已經獲得新生了，我要向你學習啊！”
“末代皇帝”和“末代總統”雙手緊握，瞬間定格在人民大會堂的歷史中。這一幕，成了永恆的絕唱。
與此同時，國內外媒體以《“末代總統”迴歸社會主義中國》為題進行了廣泛報道，李宗仁也迅速成為人們街頭巷尾的議論中·心。
李宗仁本想安度晚年，奈何“文革”突至。一天，妻子胡友松坐車出門，結果遭遇意外，紅衛兵高喊“打倒資產階級的少奶奶”將車圍住，差點兒將她從車上揪下來。得知此事，周恩來立刻將李宗仁夫婦送往解放軍301醫院保護起來。
1968年以後，隨著年事漸高，再加上“文革”中遭遇一些不平事，李宗仁的身體每況愈下，4月查出患有肺炎，8月初，又確診為直腸癌。手術後，李宗仁遷居西總布衚衕休養。
9月29日，李宗仁收到了國務院送來的兩張請柬，一是出席宴會，一是上天安門。看到請柬，李宗仁十分高興，胡友松擔心他的身體受不了，勸道：“這兩場活動，你就別參加了。”
但李宗仁態度堅決：“萬萬不可，總理請的，我一定要去。”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國慶宴會，但不到兩個小時就感到腹痛難忍，渾身發冷，第二天就被送進醫院。
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感慨道：“我的日子沒有多久了，能夠死在自己的國家裡，我心願已了，頗為知足。”
妻子來看望他時，李宗仁又向她交代了後事：“我去了以後，沒有別的要求，你只要記得每年清明節給我掃墓就行了。讓世人知道，我李宗仁還有這麼一位年輕貌美的妻子……”
1969年1月30日凌晨一點左右，李宗仁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默立好久，才緩緩地說道：“李先生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臺兒莊，一是回國，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
閱讀更多 西魏遺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