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代人”與城鎮新增長模式——以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為例

導語

為分析“機器代人”影響下的勞動密集型城鎮新增長動力，文章構建了“機器代人”背景下城鎮新增長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鎮增長的代表性地區——佛山市順德區為案例，重點從技術、產業、人口和空間4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研究發現：“機器代人”的推廣應用極大地促進了地區的技術升級，企業和政府共同推動著地區技術升級路徑從“二次創新”走向“一次創新”。

技術升級對產業升級和人口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促使了家電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傳統產業對自動化設備的需求又帶動了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削減了普通勞動力需求，催生新的就業機會，促使地區就業結構變化。

產業升級和人口變化共同促進空間組織產生變化，創新要素在空間上擴散與集聚，區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邊界地區成為區域新的增長核心。在“機器代人”影響下順德區形成了技術、產業、人口和空間相互影響與促進的城鎮新增長模式。

大量的外來資本、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支撐了珠三角改革開放後近40年的發展，使之成為全球“增長奇蹟”的代表。圍繞增長的動力機制，學者們將城鎮增長模式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依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等各種資源要素的不斷投入實現的增長，為粗放型增長；一類是由知識及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要素結構性重置，從而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為集約型增長（吳敬璉，2006；葉玉瑤 等，2011）。

外來資本、豐富的低技能勞動力和充足的土地資源是改革開放後珠三角城鎮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許學強 等，2009），促使珠三角城鎮遍地開花，形成了以東莞、順德、南海和中山為代表的廣東“四小虎”發展模式（舒元，2008），珠三角也成為中國城鎮密度最大、經濟要素聚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珠三角面臨著國內外產業環境的劇烈變化，一方面國際市場萎縮，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逐步崛起；另一方面土地、原材料和勞動力等要素的成本大幅度上漲，傳統的要素驅動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如新增長理論所證明的，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莊子銀，1998；吳敬璉，2006）。

在珠三角發展動能轉型時期，人才和技術在城鎮增長中的重要性逐步凸顯（李鎧 等，2014；趙燕菁，2018），這裡的技術進步包括由於引入先進設備帶來的工藝改進。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2012年以來珠三角地區的傳統制造業企業開始購入自動化設備代替部分工序上的勞動力，從而實現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質量的目的。

“機器代人”引發的技術變革將新的組織方式嵌入到珠三角製造業的生產過程中，並對產業類型、勞動力和空間等發展要素提出新的需求，帶動城鎮發展各方面的變化。“機器代人”成為珠三角城鎮轉變發展模式的一種重要路徑和方式。因此，分析“機器代人”背景下珠三角城鎮增長模式的變化成為本研究的切入點。

近年來，學者們圍繞“機器代人”對地區發展影響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影響和社會影響2個方面。在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上，學者們主要關注“機器代人”對地區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如黃美慶（2015）認為東莞大部分企業以政府設立的“機器代人”專項資金為動力，通過購買設備和購買技術提升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賈帆聯等（2013）通過調查浙江省“機器代人”企業，發現大約28.7%的企業是因財稅優惠政策而開展“機器換人”工作的。

眾多學者認為中國機器人核心技術主要依靠外部供給，工業機器人自主研發能力缺失成為制約企業進行“機器代人”的主要因素（賈帆聯 等，2013；張志民，2015；吳敏慧，2016；葉羽萍 等，2016）。隨著機器人應用市場的擴大，機器人制造企業開始加大對機器人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提供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公共服務平臺也相繼建立（黃美慶，2015；張志民，2015），由此帶動地區產業升級。如尹來盛等（2017）以東莞市大朗鎮為案例分析，認為“機器代人”的實施推動了毛紡織業的轉型升級，並帶動了電子信息、裝備製造業等附加值較高的產業的興起和發展。

在社會影響的相關研究方面，學者們重點關注“機器代人”對地區勞動力結構產生的影響。整體上來看，“機器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地區工業就業人員的減少，如羅斌（2013）分析得出浙江省2011和2012年減少吸納就業人口60萬左右；潘建勝（2014）通過就業彈性變化測算出在“機器代人”政策推廣下，某一工業發達省份每年工業所吸納的就業人口減少30萬左右。

吳敏慧（2016）通過對臺州的實地調研發現：台州製造業企業推進“機器代人”後，72.8%的企業一線工人減少10%以上。“機器代人”削減的主要是一線生產線上的低技能勞動力，同時也會增加諸如調試、維護和控制機器人等崗位的新需求，創造出機器人產業生產、銷售和售後等新就業崗位（雲霞，2017）。浙江省數據顯示：“機器代人”後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比重分別提高了1.53%、1.46%和11.67%（羅斌，2013）。

綜上，現有研究重點關注“機器代人”對地區經濟社會方面的影響，然而對這個過程中社會和經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響城鎮增長尚未有深入探討。對於依託大量低成本低技能勞動力發展起來的珠三角城鎮而言，“機器代人”背景下的勞動力結構需求的轉變和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將會對城鎮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分析“機器代人”影響下的勞動密集型城鎮新增長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１ 分析框架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興起，經濟地理的研究視角從經濟因素拓展到社會、空間等多個領域，經濟、社會和空間的相互關係逐漸受到重視（Aoyama et al., 2011），單純從產業升級或人口變化角度研究“機器代人”存在一定的侷限性。故本研究從經濟、社會、空間3個角度入手，構建“機器代人”背景下的“技術—產業—人口—空間”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圖1），從更加綜合的角度理解“機器代人”過程中產業升級、人口變化和空間優化所帶來的城鎮增長。

圖1 “機器代人”背景下“技術—產業—人口—空間”相互作用分析框架

自工業革命以來，歷次工業革命中生產製造技術的進步都是一次機器替代人工實現自動化生產的過程。21世紀以來人類正在進入以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杜傳忠 等，2017），自動化生產製造技術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

技術的進步是“機器代人”的基本條件，而大規模應用的推動要素是成本壓力。在人口老齡化、後福特生產模式以及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等趨勢背景下，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失，簡單地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的創新途徑難以持續，傳統的要素驅動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由此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地區應用“機器代人”將成為城市增長的潛在創新模式。企業在推廣“機器代人”的過程中往往也促進了技術升級。

技術來源包括技術引進、技術合作和自主研發3種方式（郭曉丹 等，2012；鄒華 等，2013；杜朝暉，2017）。製造企業一開始以引進國外自動化生產線和工業機器人為主，之後通過與科研機構合作，研發更加契合本地生產需求的工業機器人，在此基礎上逐漸培養自主研發能力。裝備製造企業往往尋求漸進式技術升級途徑（郭曉丹 等，2012；鄒華 等，2013），在現有的裝備製造技術層次和水平上，遵循原有技術軌跡進行相應提升從而實現新技術替代老技術，例如精密機床通過增加控制系統等新技術，形成工業機器人這種新的技術和產品。

Porter（1985）認為產業升級是指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技術等高端資源要素稟賦優於土地、勞動力等低端資源稟賦時，要素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的過程。技術升級是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和關鍵點（劉志彪，2000；朱衛平 等，2011；郭曉丹 等，2012；杜朝暉，2017）。

在“機器代人”過程中，技術升級主要通過2種形式促進產業升級：一種是通過漸變式技術融合有效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包括在生產環節採用高技術設備替代原有關鍵設備，實現工藝流程升級（郭曉丹 等，2012；鄒華 等，2013）。另一種是企業將部分人力、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投入生產高技術產品，從而推動一系列新興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包括企業在“機器代人”過程中提升對工業機器人的投資與研發，進而帶動地區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伴隨著歷次工業革命中新工業技術革命的出現，新的生產方式將會帶來就業結構的變化（王陽等，2017）。這種變化是建立在自動化生產技術對不同任務的替代和創造上，自動化技術能夠輕鬆勝任可編碼的常規任務，從而導致部分從事簡單機械重複的製造業職業逐漸消失，而對從事抽象推理、創造性和解決問題等任務的高技能職業需求不斷增加（Autor et al., 2013）。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製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為特徵，“機器代人”是其中的代表性生產組織方式。伴隨著“機器代人”更加廣泛的應用，簡單機械重複、危險性高、汙染大的生產環節以及機械重複的服務環節將被機器替代，研發設計、信息技術、數據技術和管理等領域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Lorenz et al., 2015;Manyika et al., 2017。“機器代人”對社會的影響不是單純地削減傳統工作崗位數量，而是重塑就業人口結構。

空間優化是產業升級和人口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並與產業、人口變化相互影響。首先，產業升級帶來空間結構的優化。由於要素價格和生活成本上漲，運輸成本和單位土地產出高的生產性服務業和新興製造業等部門選址在城市核心區，享受著城市外部性收益，而傳統制造業則選址在土地價格相對低廉的城市邊緣區（董鵬，2015；王福君，2018）。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產業發展過程中，智能化的生產組織方式

其次，人口結構變化也將對空間要素產生影響。“機器代人”將促使勞動力主要構成從低技能工人轉向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對科技研發、教育培訓等生產性服務設施需求更大，對於教育、醫療、交通和休閒娛樂等生活性服務設施的品質要求更高，這些新的需求將帶動地區空間要素優化，從而促進人居環境質量的提升。

２ 案例：佛山市順德區城鎮的轉型增長分析

順德區作為廣東“四小虎”之一，改革開放後依託勞動力、土地等成本優勢和生產產品規模效益優勢實現快速發展，成為以家電、傢俱、機械等專業鎮為單位的經濟快速增長地區，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達18%，成為珠三角勞動密集型城鎮增長的代表性地區。

40年來順德區主要遵循傳統增長模式，即以勞動力、土地和投資等要素驅動地區增長，空間上表現為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分散格局。隨著珠三角進入老齡化階段，人口紅利消失，順德區成本優勢消失。全球生產進入後福特製時代，3D打印等新的技術使得大規模定製化和小批量生產成為現實（王陽 等，2017），順德區規模效益優勢逐步消失。

與此同時，處於全球價值鏈高端的發達國家或地區擁有技術、品牌及市場等優勢，採用技術封鎖、貿易壁壘和市場渠道壟斷等手段將發展中國家企業鎖定在生產、加工的低端環節上（彭貴，2013），使得以往通過引進和學習先進技術進行二次創新的模式（金利霞 等，2010）難以持續。

在這種情況下，順德區通過實施“機器代人”，從要素驅動模式逐步向技術創新驅動模式轉變，成為通過動能轉換實現轉型增長的代表性地區。

因此，本研究以佛山市順德區為案例進行實證分析，以統計數據、順德區職能部門和企業訪談資料為主要數據來源，探討順德區保持增長的原因，以期為珠三角城鎮探尋新增長模式提供參考。

2.1 “機器代人”帶來的地區技術升級

在勞動力成本壓力和城市競爭壓力下，順德區製造業企業積極實施“機器代人”。2015—2017年順德區各製造企業工業機器人購買需求量約3 955臺（順德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其中應用於家電行業的工業機器人比例約為63.4%。順德區政府積極推出促進“機器代人”及裝備製造產業的相關政策，2014年頒佈了《關於推進“機器代人”計劃全面提升製造業競爭力實施辦法》。

工業機器人是“機器代人”中的關鍵設備，為應對來自其他城市的競爭壓力，順德區政府將機器人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為進一步推廣應用“機器代人”，發展工業機器人產業，提升地區競爭力，順德區本地企業通過不斷技術升級，探索機器人自主創新研發能力，政府也通過產業政策的實施和平臺的建設，為企業創新提供製度環境和集聚資源。

“機器代人”帶來的地區技術升級中，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圖2）。研究與開發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3個環節（王婭莉 等，2008），其中基礎研究由於具有高成本、高風險和回報週期長的特徵，一般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承擔。企業主要投入於試驗發展環節（金利霞 等，2010；齊振彪，2011；杜朝暉，2017）。順德區家電企業早期在不斷試驗發展中積累了技術，近些年在“機器代人”應用中不斷提升自主研發能力，從試驗發展為主轉向試驗發展和應用研究並重。

一方面，美的全球創新中心設立中央研究院和事業部2層研發架構，其中，中央研究院為各事業部開展試驗發展提供人工智能、傳感器、流體力學等前沿和基礎技術儲備；各事業部進行個性化技術研究和產品開發，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發成果提供試驗、量產，促進研究成果轉化，產生商業價值。應用研究的技術探索與儲備將為企業開展產品創新、跨產業領域發展提供支撐，美的集團在傳統的暖通空調、消費電器基礎上延伸發展為智慧家居產品，機器人及自動化系統逐步成為新的主要業務。2017年美的集團的機器人及自動化系統營業收入佔集團營業收入總數比例的11%（美的集團2017年年度報告。）。

另一方面，美的集團通過試驗發展，將研發成熟的技術應用在家電等傳統部門中，提升生產效率，形成新的成本優勢，由此積累資金用於研發投入，並將技術應用的市場需求實時反饋到研發部門。

圖2 2009—2016年順德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來源比例

與技術創新相匹配的是制度的創新，其中政府是制度創新主體。政府通過搭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橋樑，創造有利於研究成果產業化的制度環境，逐步提升地區的產學研一體化能力。

中德工業服務區是順德區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其中弗勞恩霍夫協會工業自動化研究所是聯繫德國基礎研究與順德本地應用研究的技術中介，佛山機器人學院提供自動化解決方案的教育培訓，潭洲國際會展中心則通過工業會展提升本地傳統制造業技術升級需求者與國內外自動化技術與成果供給者的匹配度。與此同時，順德區政府與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共建的佛山理工大學也將以智能製造為主要研究方向，進一步完善順德區基礎研究能力。

在企業技術創新和政府制度創新的共同作用下，順德區正從“二次創新”向“一次創新”轉型，初步形成了“

全區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相比2007年，2017年全區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數量增長39%，專利授權量增長243%。2009—2017年全區發明專利數量佔授權專利總數比例從5.1%提升到13.9%（圖3）。

圖3 2009—2017年順德區授權專利分類數量及發明專利比例

2.2 “機器代人”帶來的產業升級、人口變化與空間優化

首先，技術升級支撐傳統產業轉型，並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以家電產業為例，一方面自動化生產技術與傳統產業相融合，通過引入改良的生產方式，提升勞動生產率，實現流程升級。生產的產品從較為薄利的家電轉向附加值更高的智慧家居，實現產品升級。2006—2016年順德區家電產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0.46%。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研發投入，促進了機器人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2006—2016年順德區機器人所屬的通用設備製造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2.15%。在2014年順德區全面推廣“機器代人”後，通用設備製造業扭轉了2011—2013年工業總產值的負增長情況，在2016年增長率達到50.11%，大幅度超過傳統優勢產業家電產業的增長速度（圖4）。

機器人產業的發展，為傳統產業升級提供更先進的自動化設備，而傳統產業也為機器人產業的應用提供廣闊的市場，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形成互相促進作用。

圖4 2006—2016年順德區家電製造業和通用設備製造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及增長率

其次，“機器代人”促使勞動力結構優化。一方面，技術升級削減普通勞動力需求。根據企業訪談，美的集團所有生產線現有10萬名工人，使用“機器代人”後可以節省約2.2萬名工人，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率約為22%。

根據統計，2015—2017年美的系企業共使用工業機器人1 822臺，平均每臺機器人可節約12個勞動力。按照1臺機器人節約12個勞動力的標準，可計算得出順德區家電產業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率約為11.15%，全區製造業機器對勞動力的平均替代率約為7.72%（表1）。

另一方面，“機器代人”過程中催生機器操作工、機器維修工、軟件工程師和教育培訓師等新職業的需求，同時機器人等新產業發展為社會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例如，美的庫卡智能製造產業基地以生產工業機器人及零部件為主，將為順德區創造出數以萬計新的製造業崗位，同時將吸引研發設計、教育培訓、會展服務和檢測檢驗等服務型人才，支撐機器人產業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結構將從“藍領為主”轉變為“白領為主”，隨著中德工業服務區的建設以及德國庫卡、深圳大疆等企業的進入，順德區的勞動力來源將從“順德本地人為主”轉變為“順德本地人為主、珠三角和外籍人士為輔”的結構。

表1 順德區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率統計

再者，“機器代人”應用過程中，產業升級與人口變化共同作用下促使地區空間優化，而地區空間的變化又對產業、人口變化產生影響。美的集團和中德工業服務區是順德區通過“機器代人”促進技術升級的兩大主體，均位於順德區潭洲水道以北片區（簡稱“潭洲灣北片區”）。

在產業與空間的相互促進關係層面上，“機器代人”的推廣應用促使創新要素分散與集聚，具體可分為3個階段（圖5）：

第一階段（2010年之前），順德家電產業自20世紀90年代已在北滘鎮東南部形成以美的工業區為中心的產業集聚區。

第二階段（2010—2014年），美的全球創新中心、美的集團總部、廣東工業設計城以及慧聰家電城分別成立，家電產業功能從製造延伸到工業設計、應用研究、電子商務等服務業，產業空間開始向外擴散，但仍位於北滘鎮內。

第三階段（2015年至今），隨著“機器代人”的推廣應用，與機器人相關的產業空間逐步增多，並在廣東省智能製造創新示範園、佛山新城、陳村順聯機械城和北滘工業區等地區形成新的產業功能區塊，區域的空間格局形成了“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徵。

創新要素的分散與集聚也重塑片區空間結構。在機器人產業發展起來之前，潭洲灣北片區是以專業鎮為單位的產業片區，北滘鎮家電產業、陳村鎮機械裝備產業和樂從鎮傢俱產業分別依託各鎮成長，形成各鎮“背靠背”發展格局，這個時期形成的產業功能板塊以製造業為主，各板塊之間為製造業的上下游供應關係。

“機器代人”的使用帶來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也催生與機器人相關的研發孵化、教育培訓、生產製造和工業會展等服務功能平臺，這些新的功能平臺突破行政邊界，在樂從鎮和北滘鎮之間的邊界地區形成集聚，逐步形成區域新的增長核心，並能為周邊各鎮的傳統產業提供工業服務與自動化設備。

區域空間結構從分散的製造業功能板塊轉變為“核心＋功能板塊”的網絡化結構，邊界地區取代鎮中心成為區域新核心，高度集聚創新要素，併為周邊製造業功能板塊提供服務功能，這種新的空間結構促使區域進入一體化進程。

區域空間結構的變化也為新產業發展提供空間上的支撐，並引導機器人系統集成企業在家電、傢俱和機械等傳統制造業周邊地區佈局，吸引機器人研發設計與製造企業在區域新核心形成集聚。

圖5 “機器代人”帶動下的產業平臺空間擴散與集聚過程

在人口與空間的相互促進層面上，人口結構的變化促使空間環境要素質量提升，而人居環境的改善也將對地區勞動力結構優化起到促進作用。

例如，居住方面，人才對於低成本居住空間的需求推動著順德區人才公寓的建設。位於順德區大學城衛星城的人才小鎮將在5年內提供不少於3萬套人才住房，目前已吸引不少廣州大學城高校教師與學生到順德區就業。

交通方面，白領對於快速到達區域中心城市的要求推動廣佛軌道互聯互通建設進程。廣州地鐵7號線將延伸至順德潭州灣北片區，與廣佛城際軌道、佛山地鐵銜接，促使潭洲灣北片區進入廣深港1h生活圈，地區可達性的提高也將進一步提升順德區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的吸引力。

生態環境方面，白領對於文化消費和生態休閒空間的需求，也推動著潭洲灣“一河兩岸”濱河景觀帶的建設，長達22 km的濱水景觀帶塑造著高端人才需求的高品質空間。

３ 結論與討論

在金融危機後，珠三角各城鎮紛紛尋求新增長動力的背景下，本文通過對近年來經濟仍處於高速增長的佛山市順德區進行案例研究，建立“機器代人”視角下技術、產業、人口和空間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分析框架，總結出新的產業環境和發展動力下的城鎮新增長模式。

首先，“機器代人”在順德區的推廣應用極大地促進了地區的技術升級。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兩者共同推動著地區技術升級方式從“二次創新”走向“一次創新”。

其次，技術升級對順德區的產業發展和人口變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自動化設備的應用促進了順德區家電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對先進製造設備和生產技術的需求又帶動了機器人等新興產業的發展。伴隨著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應用，製造業削減了普通勞動力的需求，轉而增加了對技術型、研發型等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時催生了新的服務就業機會，促使地區逐步形成白領為主、藍領為輔的勞動力結構。

再者，伴隨著產業升級和人口變化，兩者對空間佈局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空間與產業和人口之間形成互動發展關係。一方面，創新要素在空間上擴散與集聚，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邊界地區因集聚創新要素成為區域新的增長核心，從而重塑區域空間結構。另一方面，新的產業人口對生活環境和空間品質產生新的需求，促使居住、交通、生態環境等空間要素髮生改變，而人居環境的改善又提升了地區對人才的吸引力，進一步促使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在產業、人口、空間的相互作用下，順德區“機器代人”推廣應用為城市發展提供了人才、技術、產業配套及發展空間支撐。

順德區新的增長模式是一種基於技術升級而帶來的產業升級、勞動力結構優化、空間結構優化的模式。順德區的新增長模式可為具有類似區位和發展軌跡的城鎮發展提供經驗借鑑。對於位於區域中心城市周邊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城鎮，在成本壓力下往往面臨著尋求新發展動力的難題。

這類城鎮往往具有較好的製造業基礎，應堅持發展實體經濟，在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基礎上，一方面通過“機器代人”提升地區的技術水平，發展基於製造業的創新與服務，另一方面基於地區良好的產業配套能力，積極培育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就城鎮發展而言，提升地區技術水平是未來增長的主要動力，這需要企業和政府2個主體的共同努力。

首先，在技術提升與國際貿易環境不穩定的背景下，應重點提升工業機器人研發技術水平與關鍵零部件國產化水平。政府應加大關鍵共性技術的基礎研究投入，形成有效的產學研用聯動機制。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結合自身的研發能力和目標市場的需求，不斷提升自主研發能力，培育本土工業機器人生產企業，並鼓勵本地製造企業採用本土工業機器人，以擴大科研成果應用市場。

其次，人才的教育培訓是保障技術升級的關鍵。建立企業與教育機構緊密結合的培訓體系，由高校提供理論知識教育，由職業教育學院提供實訓指導，由企業工廠提供實訓基地，由此提升地區高技能人才的供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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