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的外交策略，人們一般會想到明成祖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英武豪壯，或者于謙“一片丹心圖報國”的慷慨悲歌，甚至在明末衰微，國勢日下的情況下，崇禎也選擇“寧死不屈”，自掛於歪脖樹上。似乎明帝國對外策略一貫以強硬為風，鐵血為骨。
這種看法誕生於傳統國學中“寸土必爭”的外交觀點，卻不能真正適用於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事實上，明朝的外交策略，遠不止“鐵血”二字。在明代，因為明帝國未能有效控制今天的蒙古高原、新疆、西藏的區，歷代明皇都不得不處理與北方草原上的“前朝餘孽”——“北虜”，以及西面的少數民族——“西番”之間的關係，務實的明帝國制定了聯“西番”，御“北虜”的外交策略。
一 “北虜”——貧窮的“前朝餘孽”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帝國之所以制定“御北虜 ”的外交方針，不僅和宋朝到明朝初年的政治軍事形式有關，還與“北虜”特殊的經濟條件有關。
1.國仇家恨——北遁的“元廷”
明帝國之所以對北方遊牧民族充滿敵意，起源於少數民族政權——遼金元對中原漢人王朝的入侵，雖然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都不同程度的實現了漢化，元帝國甚至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同時控制了農耕區和遊牧區的大一統多民族帝國。但是，“自古貴中華而輕夷狄”的“夷夏之防”學說仍然深深印刻在中原漢人的心中，當少數民族得勢時，這種
民族矛盾便更為激化，最終成為了明帝國“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宣傳武器。 回到明帝國時期的“北虜”，其實際起源於明帝國的“前朝”——“元”。公元1368年，朱元璋於南京稱帝，同年徐達、常遇春合力攻破大都（今北京），後者更是追亡逐北，一舉拿下元上都“開平府”,這標誌著元帝國在中原統治的結束。但是，在蒙古高原、西域、西藏、雲南等地區，元帝國仍然保持著極大的影響力，廓郭帖木兒、納哈出等元朝將領仍然擁有著“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的強大軍力，史稱“北元”。
雖然洪武永樂時期，明帝國通過經濟封鎖和數次北伐，大大削弱分化了
“蒙古諸部”，但生於草原慣於遊牧的蒙古人依然保存了火種，並在明帝國軍事實力衰弱時屢屢扣邊，釀成了諸如“土木堡之變”的大規模入侵，成為明帝國不得不面對的巨大威脅。2.生產力的倒退和“掠奪”的必要性
雖然國仇家恨是明帝國與“蒙古諸部”敵對的部分原因，但是真正刺激“北虜”鋌而走險，劫掠邊邑的卻是“經濟因素”。
在遼宋金夏時期，蒙古人作為蒙古高原的主人，就面對著十分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物資緊缺的生活條件 ，這些來源於大自然的挑戰磨礪了蒙古人頑強生存的意志和遷徙遊牧的行軍能力，並且，蒙古人充分使用了蒙古高原上豐富的礦藏資源，通過“熔山而爐”打造鐵器，最終組建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弓騎軍隊，最終幫助蒙古人成為了“天下草原的主人”。
但是，隨著忽必烈入主中原，先後遷都於開平府和元大都後，漢化迅速興起，“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被迅速淡化，越來越多的蒙古人進入富饒的中原，甚至流連忘返 。此時，蒙古高原不僅人丁減少，生產力也出現了倒退，由於中原地區優質的鐵器、食物、日用品的大量流入，人口卻大量流出，蒙古高原逐漸喪失了自主生產鐵器的能力，僅僅作為“元帝國”的牧馬場而存在。在元帝國失去中原地區的控制後，大量蒙古人撤回草原，但面對生產凋敝的蒙古高原，失去經濟基礎的蒙古人越發需要南下劫掠來維持生活用品的充實。
由於特殊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式，明帝國與“北虜”幾乎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造成了雙方長達百年的對峙和戰爭，雙方在長達上百萬公里的邊境來回拉鋸，反覆爭奪。其中，“西番”就是雙方矛盾的焦點之一。
二 “西番”——“絲路”與“馬匹”
“西番”之所以成為明蒙雙方爭奪的焦點，與其所處特殊的戰略地位和戰略物資有關。
1. 西北的“金三角”
“西番” 也稱“西羌”，早在漢代就稱霸西藏、隴右，後吐蕃興起，羌人被迫東遷，在唐宋時期先後被
唐、吐蕃、宋、西夏等政權統治。及至明代，逐漸形成了以上百個藏族部落式統治的“番族”，這些番族之間關係複雜，種族繁多，自治性很強，但同時又缺乏強大的抵抗實力，是一塊典型的“三不管”地帶，明蒙作為相對強大和統一的政治實體，都有介入其中的需求和願望。對於明帝國和蒙古部落而言，“西番”也是必須爭取的力量。從地理位置而言，“西番”位居河西走廊的門戶，佔領著明帝國和蒙古諸部通往“絲綢之路”的道路，是明蒙通往中亞東歐的渠道，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尤其對蒙古諸部而言，“西番” 控制著其從中亞獲取生活給養的必經之地，是一條“生命之路”，而對明帝國而言，得到“西番”的支持，就可以切斷蒙古諸部與中亞遊牧民族的聯繫，得到“斬匈奴之右臂”的效果。
並且，“西番”治下的“隴西地區”地勢險要，扼守著陝甘蜀地區的要衝，得之則可一馬平川，得隴望蜀，有“隴右為西秦之屏障，洮岷為隴右之藩籬”的說法，由此可見，西番所在的地區是西北地區的“兵家必爭之地”。、
2.“西番”的戰略物資——馬匹
“西番”除了戰略要衝的必要性，還擁有古代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馬匹。在冷兵器時代，馬匹在農業生產、消息傳遞，以及軍事行動中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明帝國對蒙古諸部的戰爭中，騎兵不僅速度上佔據壓倒性優勢，在
後傾補給和戰鬥中也更具優勢。但明蒙雙邊關係的緊張，使明帝國無法從北方得到戰馬，明帝國迫切的需求同樣引起了蒙古諸部的恐懼，他們深知，一旦明帝國得到“西番”的優良馬種，改良國內交通條件，蒙古諸部必然會受到嚴重的威脅。
“西番”所處的地區，正是青藏高原的邊緣，高原山地型氣候雖然不利於農業的發展，但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極其適合放養能夠在同為高原的蒙古高原上馳騁的良馬。正因馬匹的重要性，明帝國始終將隴西、洮岷等“西番”聚集地作為養育戰馬的天然牧場，這深刻的影響了明帝國對“西番”的外交方針與策略。
可以說，明蒙關係之所以緊張，是因為雙方激烈的經濟糾紛，而明番關係相對緩和，則是因為明帝國對西番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需求。
三 “以茶馭番”——“以己之長，補予之短”
明帝國能夠順利
“聯西番，御北虜”，和明番之間的“茶葉外交”密不可分。1.“西番”對“茶葉”的需求
茶葉對“西番”之所以重要，與當地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息息相關。“西番”所需的茶葉，大多生長於日溫差小、水分充足、氣候溼潤、有明顯寒暖兩季的“亞熱帶季風區”，在西藏高原和西北地區的氣候條件下幾乎不可能種植，而且，“西番”人對茶葉有著必需的理由。
《明史》中對“西番”人“嗜茶如命”的習慣有著詳細的記載。具載，“番地寒苦，五穀不生，所種惟青稞菽豆已爾。”番人地貧溫寒，長時間食用青稞菽豆，缺少易於消化的果蔬，加上“
所食惟酥酪及牛羊野性之味”，更難以消化，長時間淤積體內，不斷髮酵，最終造成疾病。如果此時不飲用“生津止渴，除瘴氣，利大小腸”，富含茶多酚、礦物質、咖啡因的茶水，極可能“無茶則病且死”。正因自然環境導致的食品缺陷，導致了當地番人“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巨大茶葉需求。除了生存條件所帶來的侷限，宗教信仰同樣給“西番”帶來了巨大的茶葉需求。元朝時期，八思巴被忽必烈封為國師，藏傳佛教在西藏及其周邊地區大行其道，佛教在佈道、冥思、談經過程中有獨特“佛教茶道”，這一方面推動了藏傳佛教習俗的
高尚風雅化，另一方面則大大刺激了藏傳佛教地區的茶葉需求，進一步加劇了西番地區的茶葉緊缺。
正是明番雙方互有對方所需的物資，促成了明帝國“貴其所無賤其所有”、“以茶馭番”等外交策略地形成。
“茶葉”作為明帝國“茶馬貿易”最為重要的一環，始終發揮著明番媒介的作用。2.“茶馬貿易”與“固我藩籬”
明帝國在通過外交實踐後發現，相比漢唐時期採取屯田和軍事佔領的手段，“以茶馭番”不僅能充分發揮中國西部地區的區位優勢，給明帝國帶來源源不斷地馬匹和貢賦，而且能有效避免漢人直接統治可能引起的衝突，並節省明帝國直接統治時需要花費的經費。這種“半自治”的政治模式和“茶馬貿易”的
經濟控制，使“西番”在政治、經濟上都更加依附於明帝國，促成了明帝國“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的政治目的。
並且，西番在接受與明帝國的“茶馬貿易”後，與“北虜”的經濟聯繫愈發減少，更有效的保障了明帝國對外關係上的
主導權和優勢地位。可以說，這種帶有政治目的的經濟交易，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制西番以控北虜”，保障了明帝國邊疆的安全和帝國的穩定。結論
綜上所述，明帝國的實際外交策略仍是以實際為基礎，並且充分利用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最終制定出了“以茶馭番”，“茶馬貿易”的手段控制“西番”，並且藉此實現對“北虜”的控制和削弱。
在明帝國中期軍事實力衰弱的前提下，有效的外交策略為明帝國在東亞的稱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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