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趙武靈王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近乎默默無聞的君主，流傳於後世的記載也並不多見。但是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作為中原王朝乃至是中華民族向外族學習其先進文明成果的首次嘗試，雖然不如商鞅變法，管仲變法等因其巨大的政治經濟價值而被後世所銘記，但其獨特方向上的變革嘗試和開放精神還是在中國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原王朝的另類變革-胡服騎射
多重圍困—獨特地理區位下造就的獨特改革。
趙武靈王是東周時期趙國的第六位君主，在即位之初就面臨著五國聯軍進犯的國家危險，同時不利的地理位置又限制著國力衰落之下的趙國，不可能如同腹地極為廣闊的秦、楚一般內撤防守，等待天下有變的時機借之而崛起。趙國如同韓，魏一樣，是從原先的晉國分裂而來，從春秋五霸【注一】到戰國七雄，除宋國因國勢衰微被齊，燕分食之外，自晉國分裂而來的趙，韓，魏三國，基本在承襲了晉國的土地和人口的同時，也分別承受著由晉國所留下的外交壓力，其中以趙國承擔的壓力最為龐大，東北同東胡相接，北邊與匈奴為鄰，西北與林胡、樓煩為界。在承受著來自於西南方向上秦國威壓的同時也面臨著數個方向上游牧民族的侵擾。
趙國不但受到諸侯國限制，還有周圍的遊牧民族侵擾
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根本無法在這樣的重重圍困中保全國家。同時，和遊牧民族接壤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也為趙國最終以胡之長作為學習的對象提供了必要的地勢便利。在五國聯軍攻趙國得勝及趙國在長期與遊牧民族間的鬥爭中頻繁失利之後，武靈王逐漸看到了自身國家在軍事制度以及現有的服飾對於國家戰爭潛力的限制，因而決心開始了被後世稱之為"胡服騎射"的改革，力圖從服飾文化上借鑑外族的文明成果，從而挖掘自身的戰爭潛力。
胡服騎射後的服裝造型
面對亡國危機，胡服騎射是趙國改變命運的重要嘗試
長期以來，在中原人民的心目當中，就有充斥著對於並非屬於本民族或部分民族的些許偏見。從南邊來的是蠻和夷狄，從北邊來的是胡，東南向是倭寇，西北方是胡。作為長期處於中原的國家和民族，自詡為受到周天子封邦建國的諸國自命名開始，就留存著對其認識的謬誤，這是根植於文化傳統之上的偏差，但是這樣一種觀念卻僅僅只能做到是一種精神力量，不經過實踐的轉化始終難以成為推動或限制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或束縛。在面對有可能的亡國滅種危機的時候，傳統觀念對於趙武靈王的限制顯然不是決定其是否要推動改革進程的決定性因素。
首先，趙武靈王在本就接近少數民族，並且有著長期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對抗經驗的前提下，摒棄了傳統華夷觀念，清楚的認識到了採用"蠻夷化"的作戰方式和進攻手段所能夠為自身軍事實力帶來的巨大提升。於是首先從軍隊中和貴族上層開始進行變革寬袖長衣的改革嘗試，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示範作用促使整個國家的服制向著提高軍事實力的方向發展。
其次，在軍隊作戰形式的改革之中，更加註重於胡化的騎兵式作戰方式在提升軍隊整體機動性，徹底改變趙國在面對機動性因騎兵存在和戰車製造技術更為先進的少數民族部落，以及圍困自身的中原諸國時只能被動挨打的局面。特別是在注意到逐漸崛起的戰國七雄的軍隊，即使是騎兵也都以重鎧甲裝備，機動性嚴重不足，同時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這一重大缺點之後，結合趙國自身盛產優質馬匹的地理條件，決心學習諸胡在進犯本國時機動性極強這一優勢，將自己的軍隊改造成為較為先進的騎兵部隊。然而，寬袍大袖的中原服飾顯然無法承載長期在馬背之上顛簸的要求，因此，想要繼續自己的改革進程，武靈王只能也必須從變更服飾制度開始。在胡服騎射得以施行之後，趙國的軍事實力達到了頂峰。
胡服騎射前，中原王朝沒有騎兵
趙武靈王變法反映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古本竹書紀年》中的記載："今王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鄲趙王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以實其地 ,又命將軍、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胡服。"
我們在這裡需要注意到，為何武靈王只是簡單的改變服飾形態就遭受了如此強烈的反抗，以至於自己最後在沙丘被自己的臣子重重圍困而遭飢餓而死。這是因為服飾制度不僅僅只是簡單的布料和形制差異，根本上還是代表著原有的中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衝突，更是趙武靈王在趙國實踐自己改革計劃中的破局點，在考慮到反對改革的種種勢力當中並不存在與少數民族直接相關的利益群體這一現實，我們更應該注意到文化對於當時社會生產之間的重大影響。文化作為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在精神世界當中的反映，雖然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之限制，並且由一定的政治經濟所決定，但是經過實踐所能夠轉化而成的物質力量在改變著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武靈王變更服飾和作戰方式，下一步的改革必將依託已經交融發展的文化對於社會生產關係變革的巨大力量，瞄準於削弱半封建貴族手中的利益，貴族們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全力希望將以胡服開始的改革扼殺於搖籃之中。
服飾變革中重要一環，下裳改褲
面對內外交困的改革困局，武靈王選擇通過服飾的變更作為整個改革計劃的破局點，力圖以增強自己所能夠掌控的軍隊實力為開端，逐步削減舊貴族利益從而實現整個國家的封建化。這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新路，它不同於管仲變法中通過行業國營化改革從而積累國家財富，也不同於商鞅變法中強硬制度來削弱貴族。在趙武靈王的設想中，自己所掌控軍隊實力的增加，更多的是側重於戰略意義上的威懾而非實際開戰，這是一條和平封建化的嘗試，但是，趙武靈王在頂住貴族壓力完成了胡服和騎射這改革第一步之後，輕易地將王位和權力交給了自己年幼的兒子，固然也是有著保證政權平穩交接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最後也使得自己的改革因王子年幼，權利受到諸貴族分割，從而在邁出了第一步之後胎死腹中。
總結：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生活實踐中積累而產生的精神財富，民族文化反映該民族歷史發展的水平，趙武靈王所推行之改革，雖因種種境況而致使改革的進程僅侷限於服飾文化方面，但這仍是一次民族文化大交融的重要事件，這不僅破除了延綿已久的“重華夏，輕夷狄”的文化傳統，更是塑造了中華文化延綿至今富有包容性的傳統，使得原本影響範圍僅侷限於黃河流域的中華文化，通過與各民族文化間的碰撞和交融，在融合中得以豐富，在實踐中得以發展，以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作為先導，中華文化自此逐步輻射至黃河流域之外的廣袤大地，對於塑造民族性格，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史記·趙世家第十三》
〈趙武靈王改革新探〉
《趙國史稿》
【注1】本處所指的春秋五霸採用史記索隱中的說法，即為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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