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少莞事
中國引進番薯第一人是陳益。
陳益(?-1595年),字裕,廣東東莞北柵人。祖父陳敬,明世宗嘉靖間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按察使司僉事。父廷對,縣庠生。長兄陳履,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年)進士,官至戶部郎中。陳益性淳樸、直率,沉默寡言,不好奢華,不隨流俗,因自號素訥。明萬曆八年(1580年)乘船至安南(今越南),得番薯種及銅鼓,明萬曆十年(1582年)歸。先將番薯植於花塢,繼在祖父右方土名小捷衙前租地三十五畝僱工植薯。
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卒。遺囑每年祭祀,必用番薯。
中國古代糧食種植產量低，以水稻小麥等為主，番薯引進後大量種植，成為主要糧食替代物，有效緩解了底層民眾糧食難題，有利於人口增長。
學歷史家
番薯，又叫紅薯，原產於美洲，西班牙人因為東南亞的殖民地糧食產量不夠，因此便將紅薯引入其殖民地。然而傳入中國，則是在明朝萬曆時期傳入中國的。番薯的引進，有一個商人居功至偉，這個人就是福建人陳振龍，他首次將紅薯引入中國，確切說是中國的福建省，隨後中國多數省份的紅薯，都是從福建引進來的。
陳振龍（約1543-1619年），福建省長樂縣青橋村人。多次參加科舉，都沒有考中，只好到呂宋島經商，也就是現在的菲律賓經商。在那裡發現了紅薯，味道甘甜，產量大，並且美味無比。但是西班牙政府不許紅薯出口，對外出人員更是嚴查，陳振龍想了個好辦法，將紅薯藤纏在吸水的繩中，然後騙過檢查，渡海帶回福州栽培，紅薯因此傳入中國。
意義
紅薯的引進，極大地緩解了中國糧食不足的問題，在其引進後的100多年間，中國的人口獲得了極大的增長。在明清時期饑荒的年代，紅薯的作用更是凸顯，很多人因為紅薯而得以存活，陳振龍因此獲得了“甘薯之父”的美稱。
因此，我們應該向這位福建商人，中國“甘薯之父”------陳振龍致敬！
寶劍鋒
紅薯學名番薯，又名山芋、紅芋、地瓜等。
紅薯富含蛋白質、澱粉、果膠、纖維素、氨基酸、維生素及多種礦物質，有“長壽食品”之譽。含糖量達到15%-20%。有抗癌、保護心臟、預防肺氣腫、糖尿病、減肥等功效。
中醫視紅薯為良藥，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記有“甘薯補虛，健脾開胃，強腎陰”，並說海中之人食之長壽。
紅薯在今天的種植面積非常廣泛，幾乎覆蓋了所有方言區，因此有了前面提到的很多別名。
不過，番薯其實並不是中國的土產，它在中國的種植歷史也只有短短几百年而已。
紅薯原產於美洲，哥倫布在15世紀末發現美洲，之後，番薯也被歐洲人所認識，並隨著殖民者的足跡先後傳入歐洲、東南亞、日本和中國。
根據學術界的研究，番薯傳入中國，大約在明代中葉以後。其傳入之途徑，一說來自菲律賓，一說來自安南(越南)，一說來自琉球群島。
明朝蘇琰在《朱薯頌》裡寫道：“甲申、乙酉間，漳、潮之交，有島曰南澳，溫陵洋舶道之，攜其種歸晉江五都，鄉曰靈水，種之園齋。甲午、乙未間，溫陵飢，他谷皆貴，惟薯獨稔，鄉民活之薯者十之七八。”
可見，番薯最早被引入廣東一帶，根據成書於宣統年間的《東莞縣誌》記載：萬曆八年，即1580年，一位名叫陳益的東莞海商把紅薯引入國內。
不過，可惜的是，儘管早在明代萬曆年間，番薯就已經傳入中國，但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番薯作為口糧的重要活命價值。
因此最初番薯只是在福建、廣東等地傳播。
其實，番薯對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非常適宜在全國大範圍推廣。
假設當年政府有組織的大規模推廣番薯種植，幫助明朝末年的陝西等地老百姓度過十年九旱的小冰河期的話，還會不會有李自成張獻忠之亂？
可惜歷史無法假設
番薯真正大規模地推廣，卻是在清代。
根據《清稗類鈔•植物類》記載：“康熙時，聖祖命於中州等地，給種教藝，俾佐粒食，自此廣佈蕃滋，直隸、江蘇、山東等省亦皆種之。”
當時南方不少省份，番薯種植已經比較普遍，併成為貧苦人家口糧的重要組成部分。
雍正三年，即1725年，福建巡撫黃國財奏摺中說：“查泉州府屬之惠安、同安、金門沿海處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貴，近海窮民不無艱苦。”。
此外，雍正六年，即1728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間原多種番薯，以代米糧，現俱大收，每觔賣錢一文，黃岡、碣石一帶每十斤賣錢七文，約計一人一日之食，費錢不過一二文。”
可見，到雍正年間，番薯已經成為下層百姓日常食物，尤其是在發生水旱災荒的年份，更是成為救飢度荒的救命之物。
當時很多有遠見的地方官員也逐漸意識到番薯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撫潘思榘要求全省種植番薯。安徽鳳臺縣知縣鄭基“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磽确多不治，教民種薯蕷，佐菽麥，俾無曠土。”乾隆間山東範縣知縣吳煥彩在當地“教之種番薯，民困乃紓”。
如此種種，皇帝本人也逐漸意識到番薯是個好東西。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乾隆下詔以政府的力量推廣番薯。
在上諭中，乾隆皇帝對山東按察使陸燿進行了表彰，說他總結番薯種植經驗的《甘薯錄》通俗易懂，命令“多為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
同時要求，河南地方官員大力推廣番薯。
另外，其他未曾遭災的省份，也要把《甘薯錄》“多為刊佈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將此傳諭知之。”
由於有著來自最高層的關注，番薯逐漸在京畿地區和河南等地大規模地推廣開來，成為下層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寫道：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乾隆年間的番薯，對於很多北方人來說，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也享受了魯迅先生所說的高級待遇。
如《燕京歲時記》記載，乾隆以後，京中無論貧富，都以煮番薯為美食。
與小麥大米等中國傳統農作物相比，番薯不與主要糧食作物爭地，且種植技術相對簡單，對氣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可以這樣說，番薯對於清代養活億萬下層百姓，功不可沒。
據記載，明朝永樂年間在冊的人口達到6700萬口，明末大規模戰亂導致人口銳減。
乾隆六年，全國在冊人口總數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乾隆二十七年、五十五年又相繼突破2億和3億。
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總數突破4億大關，到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達四4億3千1百多萬。
從不足1億到4億多，時間不足200年。
其中，離不開紅薯的功勞。
小奔說史
堅少莞事
鄭和下西洋引入。
元朝我過海南就已經從東南亞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