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延二
農耕社會，土地代表財富，地主階級掌握著大量土地，農民和租地者交稅和服勞役，維持著封建統治。隨著王族和地主階級人口規模的增加，要維持生活水平不降低，土地兼併日趨激烈，土地賦稅日趨繁重，階級對立日趨尖銳。當人民生活底線難以維持之時，就是農民暴力反抗地主階級和王族之日，一個朝代更新換代就是必然了！當戰爭結束，人口銳減，根據戰爭結果，荒地和土地被重新分配，人均佔有耕地擴大，賦稅下降，社會矛盾得以緩和，生產力得以重新發展。
人口規模失控與土地分配不公問題，導致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這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
以道會友1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往往是剛得天下者，兢兢業業，執政為民，薄賦輕徭，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逐漸恢復國力，隨著國民經濟和國家綜合實力的增長，幾代以後的皇帝和王公大臣，開始驕奢淫逸，甚至忘忽所以，漸漸開始實行暴政，苛政，而且越往後越嚴重，從祖先的替天行道，為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到後世子孫的苛政猛於虎！
最後導致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新的替天行道，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領導力量，率領人民群眾，推翻暴君統治，建立新的適合百姓安居樂業的國家！
周爾復始，無數次輪迴！
歷史彷彿無數次重演！
然而歷史確是：亡六國者，乃六國也，而非秦也；亡秦者，秦也，而非天下！
如果真的，不忘初心，何愁不千秋萬代呢？
這也許是王朝的宿命，而人往往是事後諸葛亮，就是人們常說的：書到用處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六國亡，人哀六國；秦亡，而人哀秦！
天下興亡多少事，成由勤儉敗由奢！
馬到成功148659402
眼中沒民，一人獨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拐外崇洋欺內，最近代的清朝就是最好例子。
信仰4462
我覺得歷史上王朝頻繁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在於史觀的畸型和扭曲——成者王侯敗者寇，缺失正邪是非價值判斷。在這種史觀的引領下，打江山，坐天下，便成了改朝換代的最大動力，所有的封建統治者都以搶到天下為最高目標，誰都沒把心思放到天下蒼生福祉上去。就是所謂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坐江山者，依仗暴力維護江山；偷窺江山者，藉助暴力搶奪江山。於是，暴力改朝換代成了歷史主流，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一次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演練。
所以，暴力搶來的天下，必須用暴力去維護，最終一定會被暴力搶走！是謂成也暴力，亡亦暴力。
九十度水215257285
縱觀歷史，王朝更迭最主要原因，這幾點很重要。其一，橫徵，粗暴，其二，丟失民心。其三，腐敗，這幾點從歷史中都象鏡子一樣，朝朝彰寫。陳勝吳廣起義是這樣，方臘宋江割據是這樣，近代洪秀全金田起義是這樣，清朝末代民主革命是這樣，不把人民當主人，固化統治階層，離心離德，是歷代統治者的通病。人民是轎伕，也是推動歷史輪子的助力者。曾經蔣介石退出中國大陸後有一句對失政的總結，很精彩，我是被自己的同志打敗的，為什麼蔣介石會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總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民黨已丟失民心，腐敗固化，心中沒裝4萬萬同胞，把人民當棄履。
心隨你去2
和現在的社會一樣吧，災難來了
1469761
勞苦百姓都企盼有個真心實意為人民的好國主
劉來興104
我是杭州刺史，我來回答。
治亂循環是中國古代王朝無法逃脫的“宿命”，產生這一“規律”的主要原因在於王朝的土地兼併、人口增長、 嚴刑峻法、吏治腐敗和集權專制。古今思想家對解決“治亂循環”的“規律”提出了無君無臣的“無政府主義”、以法治國、 立憲說等思想，這些思想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曾產生過某些影響。縱觀古今中外的政權建設，只有實現民主，完善憲法及其 保障機制，保障公民權利和公平正義以及實質的法治，才能實現“治亂循環”的徹底解決。
一、何謂治亂循環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專 制統治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佔有相當大的篇幅。從公 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國家至清王朝滅亡， 封建專制制度在中國延綿了兩千多年。秦始皇統一六 國，似乎為之後的歷代統治者樹立了“榜樣”，“統 一”在諸多帝王看來更是一種展示雄才偉略的標誌。 對“統一”的追求，是古代王朝政權建設和國家發展 的主流。與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古代中國在兩千多年 的專制統治時期歷經多個朝代，王朝更替頻繁，每一 王朝經歷的時間長則兩百餘年，如李唐王朝 289 年、 朱明王朝 276 年、滿清王朝 296 年；短命王朝只有十幾 年或者幾十年，如秦王朝 15 年、隋朝 38 年。中國古 代王朝更替頻繁，不斷被推翻重建。王朝的更替只意 味著統治者的不同，政治制度基本保持不變，經濟、 文化和法律思想上大體上保持一致，這種獨特的文明 形式讓不少西方人稱奇。王朝不斷更替，但是中國文 明連續不斷，沒有遭受毀滅，這是由地理環境、文化、 種族、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共同決定的。中國文明 總體上保持了連續性，它的另一面是頻率較高的週期 性振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會帶來戰亂 和生靈塗炭，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則隨之遭到嚴重破 壞，有時被外族入侵，甚至是外族入主中原，百姓被 奴役。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王朝一治一亂，從未逃出 治亂循環這個“週期律”。
二、中國古代治亂循環的主要原因
（一） 土地兼併與人口激增
在古代，生產力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 農民擁有土地才能生存，土地可以說是他們的唯一生活來源。皇帝作為統治者同時也是整個國家的土地所 有者，秦國秦孝公雖然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但是經過 長年累月的發展，土地最終還是集中到了官紳地主手 中，他們利用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和壓榨。農民失去 土地之後淪為佃農，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依附於地主， 境遇悲慘。宋代仁宗時期，土地逐漸集中到官僚和地 主手中，土地集中的後果就是無地農民增加，流民遍 地，從而嚴重影響政權穩定。
此外，人口激增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古代王 朝大多都有一個特點，即新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一 般會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施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如 漢初的漢高祖尊崇“無為而治”，唐太宗採取“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王朝在經 過一段時間的修養生息之後，逐漸進入繁榮時期，即 所謂的“盛世”，如西漢“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 治”、明代“永樂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王朝在 盛世時期，人口激增，然而，到了王朝的晚期卻是另 外一番景象。在古代生產力低下，開墾的耕地有限， 盛世時期人口的無節制增長必定造成人地關係緊張， 這種緊張關係成為王朝統治的隱患，王朝更替的循環 又開啟。翻開中國古代史，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幾 乎每一個皇朝由盛由衰拐點也是該王朝的人口高點。 如西漢平帝時全國人口達到西漢的最高點 6000 萬，隨 後則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後的綠林、赤眉大起義； 如唐天寶年間全國人口數達到 8000 萬，隨後就出現 “安史之亂”，如國泰民安，恐怕不會有這麼多人跟著 胡兒安祿山作亂；17 世紀初 （明朝的後期） 中國實際 人口達到破天荒的 2 億之巨，隨後就有李自成、張獻 忠的大起義；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全國人口達到了 4.3 億，隨後就有太平天國大起義。從以上的數據我 們可以發現：在王朝的所謂“盛世”末期，人口總量 已超過當時王朝所能承受的極限，人們的生計也就成 了問題，這時社會上的流民越來越多，流民增加嚴重 影響社會穩定，流民甚至成了某些時期起義軍的主力。 而一些風吹草動般的事件如兵變、外患、自然災難都 會成為壓跨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 嚴刑峻法與吏治腐敗
嚴刑峻法是導致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在古代專 制社會，皇帝代表法律，諭旨即法律，法律缺乏穩定 性。秦王朝法律嚴苛，刑徒之多令人咋舌。秦始皇末 年，農民大規模逃亡，秦二世時期“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可見暴政之慘烈，造成百姓與王 權的激烈對抗，引起了農民起義的烈火。大家耳熟能 詳的陳勝吳廣起義就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秦朝滅亡 之後，楚漢之爭，歷經 20 年的戰亂，社會經濟殘破不 堪，劉邦及其謀士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認為“乃 舉措暴政而用刑太極故也”。
古代的告密制度、特務監督、株連制度，都讓官 僚和百姓驚恐不安，相互猜疑和防範，人人自危。秦 王朝在還沒有統一六國之時，就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 告密者的地位，這項制度的發起人即衛人商鞅。 《史 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 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武則天執政前後，為了鎮 壓政敵，大 開告密之 風， 《新唐書·刑法志》 雲：“(武后) 欲制以威，乃修後周 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異馬， 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 客館”，結果導致“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明朝更是施行特務治國，設立東廠和西廠，錦衣衛遍 布全國，嚴密監控官員和百姓的一舉一動，只要發現 有對政權產生威脅的言行，一律嚴加治罪。
王亞南教授 在 其 《中 國 官 僚 政 治 研 究》 寫 道 ： “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 則又實為一部貪汙史。”這基本道出了中國古代吏治的 實際。中國古代吏治在世界獨樹一幟，在政治制度發 展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但是吏治腐敗又是其特點。 吏治腐敗主要表現在貪汙腐敗、賣官鬻爵、巧取豪奪 等。在秦代，“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武帝時 期有“以糧易官”， 北齊後主高緯執政時期更是公開張 榜買官賣官，唐高宗時期的奸相李義府是典型的賣官 者，有史記載：“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 女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 動朝野。” 在官吏對百姓的欺壓和巧取豪奪上，也是吏 治腐敗的一大特色。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官吏 利用手中職權，欺壓百姓、橫徵暴斂、收刮民脂民膏 導致“官逼民反”的事例數不勝數。吏治腐敗凸顯了 吏治的弊端與缺陷，與集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緊密相關。
（三） 集權專制
集權專制，政出一人，無人可以制衡，極易走向 極端。自秦始皇統一中國至滿清王朝滅亡的兩千多年 時間裡，歷朝歷代施行君主專制，王權高度集中。皇帝大權獨攬，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集立法權、 行政權、軍權於一身，沒有任何一種機構和個人可以 制衡皇權。皇權至上是中國古代傳統體制的特色之一。 王朝的循環更替，背後的依靠力量是軍隊，所以，皇 權以軍權為保障，再通過中央到地方金字塔式的各級 行政管理機構及其官僚系統行使權力，將皇權貫穿到 郡縣一級，直通社會的最底層。通過這種政治體制， 皇權可以直接有效控制底層社會，也可以利用這種體 制實現整體社會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因而它同時是 強大的利益分配機。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實際上是 兩種力量的博弈。幾千年來，在中華大地上演的王朝 更替過程中，中央在不斷的集權，而地方權力在不斷 的被限制，當中央權力達到極限而民權小到極限之時， 中央政權也就岌岌可危了。中國曆代王朝的建立都是 在摧毀腐敗前朝的基礎之上。王朝建立之初，建政者 大多是得民心者，他們理解民間疾苦，雄才大略。一 旦王朝建立，休養生息，民心安定，社會穩定，統治 者的聲望走向頂峰，然後逐漸產生驕奢淫逸之心，腐 敗橫行，最後人心向背，走向滅亡。
三、古代思想家對解決治亂循環問題的經典思考
（一） 無君無臣的“無政府主義”
仲長統總結春秋到東漢末年的歷史，發現中國王 朝治亂興衰，循環往復的顯著現象，在他看來歷朝歷 代“亂世長而化世短”，秦漢以來“不及五百年，大難 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昔春秋之時，周氏之 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併兼之勢，放 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 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 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於秦、項矣。以及今 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 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在仲長統看來，王朝興衰更替 與根源在於統治者驕奢淫逸。此外，兩漢以來，土地 兼併和貧富差距嚴重，“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 力相君長者，世無數清。”“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 之間”，而“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 群，徒附萬計”。可見貧富差距之大，社會畸形發展， 不加抑制，必然導致社會的動亂。西晉末年，動亂頻 仍，中原地區戰亂嚴重，“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 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豪強爭鬥，百姓 遭殃，在這種歷史環境中，出現了“無君”思想。魏 末晉初的阮籍曾在 《大人先生傳》 中寫道“造音以亂 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 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 束縛下民。”他認為君主專制統治實際上是社會動盪的 根源，主張無君無臣，爭權奪利也就失去了意義，社 會即可實現太平。
（二） 以法治國
戰國初期，以魏國 《法經》 的頒佈和施行為標誌， 法家學派正式誕生。法家認為，要想富國強兵，就要 尊君權、重法治，通過頒佈法律來治理國家。背離以 法治國的治道與治法，社會就會“一治一亂”。“法家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 矣……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韓非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 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韓非這段話道出 了法的特徵，即成文法的穩定性，通過向社會公佈法 律，以統治百姓。韓非堅持法律高於一切，法律面前 臣民平等，任何人不得擁有特權，“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 夫。”他還主張輕罪重罰，其所謂“夫嚴刑者，民之所 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 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在這一點 上，商鞅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不管何人處於何 種地位，何種等級，只要觸犯法律，一切依照法律處 理，只有重罰這樣才能震懾犯罪，治理好國家。 《商 君書·開塞》 寫道：“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 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 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 則細過不失。”
與諸子百家相比，法家獨樹一幟，主張法治，反 對人治。法家認為人治有兩大弊端，一是人治隨心而 定，治理國家靠君王的“心”。“君人者，舍法而以身 治，則誅賞予者，從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 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賞罰不公，於是 “怨之所由生也”。二是人治使“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 心矣”而“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一個 人無論多有見識，其不足也在所難免，免不了犯錯誤。 而法律集群體智慧於一身，符合特定時期社會各階層 之利益，具有相對穩定性，法治是一種制度化的運作 程序。因此，人治將國家命運繫於一人，而法治則將 國家置於制度之下。“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 ……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法家思想經歷了不同的發 展時期，綜合而言，其主張是“法、術、勢並舉，以 法治國”。
（三） 立憲說
晚清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民族危亡之際， 有識之士將眼光投向了西方，他們不斷學習西方繁榮 昌盛之精理，探求救國保種之良方。鴉片戰爭結束後， 近代中國一批放眼觀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如魏源、 林則徐、洪仁 、徐繼畲對西方政治制度高度讚賞； 洋務運動時期，清朝的官僚階層有許多開明人士開始 探索西方富強之本源，他們認識到西方文化、制度的 先進性和優越性。在 19 世紀七八十年代，改良派提出 了“君民共主”的主張，這被認為是最早的君主立憲 思想。到了戊戌變法時期，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主 張“興民權、開議院”。梁啟超在他那篇著名的 《立憲法議》 中對治亂循環與政體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較為深 刻的闡述：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為專制 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專 制之國，遇令闢則治，遇中主則衰，遇暴君即亂；即 不遇暴君，而中主與中主相續，因循廢弛之既久，而 亦足以致亂；是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歷觀中國 數千年致亂之道，有亂之自君者，如嫡庶爭立、母后 擅權、暴君無道等是也；有亂之自臣者，如權相篡弒、 藩鎮跋扈等是也；有亂之自民者，或為暴政所迫，或 為饑饉所驅。要之，皆朝廷先亂然後民亂也。若立憲 之國，則無慮是。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 定，而豈有全壬得乘隙以為奸者乎？大臣之進退，一 由議院贊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 豈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於其間者乎？且君 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 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覆宣佈 於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後行。民間有疾苦之事， 皆得提訴於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 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館閣頌揚 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立憲政體，真 可謂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矣！即如今日英、美、德、 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 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採此政體 乎？
三、解決“治亂循環”的現代化方案
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邀請黃炎培、 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位國民參政員飛赴延安訪問，期 間，黃炎培問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 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 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 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總之沒有能 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 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 配。”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 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 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 人亡政息。”毛澤東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其興也悖 焉’，‘其亡也忽焉’的問題，大方向應該說是對的， 但是，僅僅有民主遠遠不夠，還應該完善憲政體制， 包括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公平正義的實現以 及實質的法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治亂循環”的徹 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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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刺史
我認為自古以來王朝頻繁更替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結構的長期停滯！ 高度宏觀地分析中國這兩千年的歷史，可以發現，除了社會結構停滯外，它還有另一個重大特點，這就是大一統王朝的週期性更替。
以大時間尺度來衡量，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從建立、發展趨於鼎盛，直到顯露出社會危機、爆發動亂、崩潰，差不多每隔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盪，舊王朝覆滅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現出一種社會結構週期性的瓦解和重建，我們稱之為“週期性”。
借用著名歷史學者金觀濤的觀點——在一個社會內部，經濟、政治、文化形態三個子系統也都在發展變化著並不斷調整相互關係。
歷史是一條長河，無論是在自然發展史上還是社會發展史上，變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陸的漂移，宇宙的膨脹，物種的遺傳變異……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一個社會，不論它的結構是怎樣的保守，怎樣穩固，都不能置身於發展變化的長河之外。長期的變遷，勢必導致三個子系統之間的不適應，從而使整個社會結構出現不穩定和危機。
當三個子系統之間的關係極不適應時，就要求社會變革，有時不得不以革命的形式來調整社會結構。調整的後果存在著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是人們早就熟悉的：舊結構被破壞瓦解了，失去了恢復的能力，同時，在原有社會結構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相互適應、相互調節的結構，舊結構瓦解時，新結構就會取代舊結構，社會迅速演化到新的穩定形態。這就是人們在文明史上經常看到的社會結構的變化（注意，它不一定是進化，即不一定是由某一種落後的形態演變到較先進的形態），漢代秦，唐代隋就是這種可能性的典型代表。
另一種可能性是人們長期忽略的，這就是：當社會結構中三個子系統偏離適應狀態以至於舊結構無法再維持下去時，引起原有舊結構的崩潰，其後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統中互不適應的因素，同時也消除和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這樣就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動盪狀態，並且長期處於動盪狀態。在長期的動盪中三個子系統趨於平衡，而這個週期往往需要幾百年來。西周到春秋戰國、魏晉到南北朝就是這種可能性的典型代表。
生物系統的超穩定性是一種尋找、糾錯的學習機制，而我們則用它來表示那些通過組織系統瓦解後重建（週期性崩潰）來維持某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長期存在（也就是超級穩定性）的機制。我們之所以借用“超穩定”這個詞，一方面它似乎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巨大保守性；另外我們想用它來強調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結構：它每隔兩三百年就發生一次週期性的崩潰（即振盪）、消滅或壓抑不穩定因素並恢復舊結構。
正是這種機制，保持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餘年的延續，使之呈現出社會結構的巨大穩定性。換句話說，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是不能僅僅靠每個人一統王朝長期延續而靜態地繼承下來，而是必須通過週期性的動亂和復甦，一代一代地保存下來的。
常棣tandy
政權腐敗，土地大官僚大地主兼併，以農民為主的平民失去了生存生活的手段，為了生存挺而走險，小聚為盜，大聚造反！各種冒險家野心家也趁機而起，在平亂鎮壓造反中耗盡了王朝國力，失掉了大眾人心，新的實力軍閥豪強取而代之，吸取前朝教訓，相對寬政納柬，於是改朝換代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