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坦森:未完成的醫療“創新者處方”

克里斯坦森:未完成的醫療“創新者處方”

大年初一,新冠病毒來勢洶洶,全國上下都在積極抗擊,一則噩耗被淹沒在疫情中,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1月23日當地晚間,哈佛商學院教授,“顛覆性創新”理論創始人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因癌症併發症於美國波士頓離世,享年67歲。

克里斯坦森:未完成的医疗“创新者处方”

(照片來自網絡)

他深受哈佛商學院師生愛戴,曾多次被評為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哈佛商學院院長尼汀·諾利亞(Nitin Nohria)在1月24日表示,克萊頓·克里斯坦森的逝世令人心碎:

“整個哈佛社群都將深切緬懷他,任何接觸過克萊頓的人,無一不感受到他的智慧與善良,他的遺產將長存於世,他的教學和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商業實踐,其影響綿延數代師生。”

克里斯坦森其人

1952年4月6日,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出生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一個普通家庭,是虔誠的摩門教徒。1995年他首次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創新者的窘境”一文,是“顛覆性創新”理論的奠基之作。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傑夫·貝索斯等全球科技巨頭,均曾表示自己受到了克里斯坦森顛覆性創新理論的深刻影響。

雖然如此,他多次提到很後悔提出“顛覆性創新”理論,被很多人誤讀。他本人其實非常看重的2012年出版的《如何衡量自己的一生》,雖然這本書影響力遠不如《創新者的窘境》和《創新者的解答》。他常常向學生建議:

你必須為自己的人生設定目標。對自己目標的設定,就是一個嚴格要求自己的過程。書中他寫道:

“雖然許多人可能通過統計數據來衡量生活,例如獲得獎勵的數量,或銀行積攢的美元等等。但我開始明白,真正影響我生活的唯一指標是我能夠幫到的人,一個接一個。當我見到上帝時,我們會談到那些因為我變得更自信,因為我而痛苦變少的人,無論通過何種方式。這才是衡量我生活的重要指標。”

克里斯坦森的一生命運多舛。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志向都是成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最後卻歪打正著成了哈佛商學院的著名教授。他雖然身高2米,是牛津大學籃球隊的主力,但由於家族遺傳,他是I型糖尿病患者,常年靠胰島素維生,後來又飽受中風和胰腺癌的困擾。

但他從不抱怨命運,2012年我曾親歷他的溫和謙卑。他是一位“溫柔的巨人”,一言一行都被善念驅動。他病體未愈,戴著胰島素泵堅持數小時以渾厚的嗓音娓娓授課,與排成長龍的學生和聽眾耐心交流。合影時,身高2米的他會彎下腰,確保拍下觀眾滿意的照片。

克里斯坦森將自己的人生變成了案例教學。他雖然成就斐然,名氣很大,但他從不會犧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來換取所謂的成就。

諮詢業流傳著一則趣聞:有個哈佛MBA進了BCG,項目經理通知他星期五晚上開會,他講沒有空,經理呆了一下,要知道諮詢業高薪,但是加班也是天經地義之事。經理轉了圈回來問那星期六怎麼樣?他回答:星期六是我同家人的時間。經理翻了白眼,心想什麼地方出來這麼個活寶,又退了一步講:那星期天如何?他回答:星期天是我與上帝的時間!經理徹底無語了!這人就是克里斯坦森。他是個虔誠的摩門教徒,大學期間還在韓國當了三年傳教士。

並未完成的“創新者處方”

作為一直和疾病鬥爭的人,克里斯坦森並不滿足於“顛覆式創新”的理論和過去的案例,他將視線擴展到醫療保障這個極具挑戰的領域。《創新者的處方》這本書就是克里斯坦森和二位合著者給醫療改革開出的藥方。我2016年買了這本英文原版來讀,我驚訝他居然有如此敏銳性,能夠很深入地瞭解到包括基因科技在內的生命科技進步對於醫療的顛覆性影響。

克里斯坦森:未完成的医疗“创新者处方”

《創新者的處方》英文版封面和封底

書中用了一節寫了“The technological enablers of disruption" ,其中提及了DNA、人類基因組計劃等科技的發展對於醫療的革命性影響。由於自己深受I型糖尿病(遺傳性疾病)之苦,他了解到基因檢測對於精準診斷遺傳性疾病的重要性,以及基於基因技術的精準診斷,將成為整個醫藥價值鏈中最有前景、最具利潤潛力的一部分。

原文這樣寫道:“...our theories of innovation suggest that diagnosi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parts of the value chain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 precision diagnostics that fule the growth of precision medicine will be most profitable in the future."

令人可惜的是,在400多頁的著作中,僅有30多頁論述科技對於醫療的顛覆性改變,確實是不夠的,尤其是關於基因科技對於精準醫療和未來健康的影響力寫得篇幅太少,讓我讀得很不解渴。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和克里斯坦森的離世,純屬巧合,但又指向了同一個問題——醫療系統需要一場顛覆式創新,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

讓我們設想一下:

假如他一出生就能知道自己是遺傳性糖尿病患者,及早開始合理的飲食和藥物控制,也許胰腺的負荷不會那麼重,胰腺癌就來得更晚一些,甚至不會發生?

假如他知道盡早利用基因診斷和影像掃描,更早的預防血管堵塞,至少儘早知道自己的血管堵塞情況,也許可以讓血管斑塊可逆,中風也許不會發生?

假如他不是如此虔誠的摩門教徒,是否會對自然科學多一點興趣,對癌症這個生命進化的遺產、以及生命科學的進展更好奇一點,是否會離“我命由我不由天”更近一點點?

克里斯坦森:未完成的医疗“创新者处方”

《創新者的處方》中文版封面

《華爾街日報》是這樣形容克里斯坦森的:“他將自己的人生變成了案例教學。”似乎真諦是命中註定,他離世的同時,正在發生著一場震驚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他們彷彿在一起向我們警示:

醫療衛生系統需要一次顛覆式創新,而“創新者的處方”還遠未達成共識。與SARS相隔17年後,再次爆發類似疫情,代價太沉重了。但願我們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如此代價,才醒悟過來——

原來有人早已提出了挺合適的處方,我們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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