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在什麼情況下，政治結果可以被視為過去的遺產呢？儘管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最近才浮現，但研究者對政治生活延續性的觀察卻由來已久。那麼，關注遺產的研究（legacy research）與一般的歷史研究有何不同？首先，它蘊含著對因果解釋的探索；其次，它幾乎總是涉及系統性的政治變革。本篇綜述評估了遺產研究的現狀，並確定了兩個持久的研究傳統：比較歷史分析（CHA）和現代政治經濟學（MPE）。二者都試圖解釋社會和平、政治平等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但它們確定了不同類型的機制：比較歷史分析關注塑造歷史差異的聯盟（coalitions），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則關注遺產背後的認知（cognitions）。同時，這兩種傳統都非常重視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認為它們是遺產作用的載體和發展結果的成因。聯盟、認知和制度共同主導著帝國主義、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遺產研究。
當代帝國主義的化身——“山姆大叔”
二、比較歷史分析傳統
Collier夫婦推動了當代比較歷史分析傳統中遺產研究的確立。他們通過提出“關鍵節點”“路徑依賴”等新的概念工具來推動因果分析。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表明，即使在通過獨立或民主化獲得了人民主權之後，殖民和威權的政治秩序也會產生強大和多樣的因果效應。
殖民主義的遺產在後殖民世界的經濟發展和不發達中表現得最為明顯。Mahoney認為，由於既有的政治複雜性不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受到了西班牙帝國不同程度的控制。殖民主義的強度，特別是重商主義制度的影響程度，對於發展結果至關重要。Mahoney提出瞭解釋殖民地發展水平的聯盟邏輯：重要的不僅是制度，還有根深蒂固的重商主義行動者和強大的重商主義聯盟。而Lange和Kohli則分別揭示了大英帝國以及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Lange的研究表明，英國直接統治的地區被植入了發展所需的有效制度，而間接統治的地區則鞏固了去中心的專制統治；Kohli強調日本對韓國的鐵腕統治和勞工壓迫為其後殖民時代的快速發展鋪平了道路。這與Hutchcroft的觀點相呼應，他認為美國的自由殖民主義阻礙了菲律賓建設發展型國家。上述研究的一個共同點，即對聯盟邏輯（coalitional logic）的關注。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他們都把前殖民政治的封建垃圾視為後殖民發展的障礙。只有清除了大地主和世襲酋長等封建精英所組成的統治聯盟，保護生產導向的資本家，殖民統治的遺產才轉化為後殖民發展。
曾經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的勢力範圍
聯盟邏輯還有其他的表現形式。殖民主義塑造了國家-社會關係，關鍵的社會行動者和國家官員之間的不同聯盟模式產生了不同的政治遺產；殖民國家通過構建不同類型的聯盟將族群認同政治化，並影響後殖民衝突；部分研究將殖民遺產的因果關係追溯到推翻殖民主義的鬥爭，而非殖民主義的統治結構：往往是在擺脫殖民主義的過渡時期，而不是在殖民主義的長期統治中產生了最強烈的遺產影響。
就像殖民主義的遺產一樣，威權主義的遺產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源自舊政體結構，另一類源自反政權鬥爭。二者的區別體現於Haggard和Kaufman的兩本著作。在《民主轉型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作者認為，威權政體是否在危機條件下崩潰是產生民主差異的原因，即後威權時代的差異是威權主義如何結束而非如何運作的遺產。相比之下，《民主、發展和福利國家》則更深入地探討了威權統治的制度。東亞、拉美和東歐獨特的威權福利主義，為這些民主國家改革福利國家制度提供了不同的起點。總的來說，比較歷史分析關於威權主義遺產最有力的著作集中在威權時代的聯盟和制度是如何塑造民主結果的。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傳統
在遺產研究中，與比較歷史分析關注社會群體及其聯盟不同，現代政治經濟學往往關注個體行為，傾向用個人的利益和動機來解釋群體現象。現代政治經濟學的遺產研究範圍很廣，在尋找歷史持久性的機制、識別因果效應的策略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遺產往往通過兩類機制發揮作用：認知和正式制度。在討論制度和認知的相對重要性時，學術界常常各執一詞。Acemoglu等人的著名觀點是，制度是推動長期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然而，作用持久的機制可能同時涉及正式制度和認知。至少從Putnam對意大利的開創性研究開始，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正式制度和認知往往是相互聯繫而非相互替代的機制。認知發揮作用必須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歷史穩定性。認知何時具有延續性，何時又顯得易變呢？首先，認知的韌性可能與社會群體的開放性有關；其次，某些認知可能比其他認知更難改變；再次，在制度影響力較弱情況下，認知更有可能延續。同時，有經驗證據表明，認知是通過向父母和同伴學習而得以延續的。
雖然知和正式制度是近來文獻中最常見的歷史連續性的來源，但它們並沒有窮盡所有可能，其他機制包括資源分配的持久影響和生物遺傳作用。Acemoglu等人認為，支撐實際政治權力長期存在的不是正式的政治制度，而是對財富和武器等資源的潛在分配能力。在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分配和結構因素作為長期持續的機制可能值得更多的關注。Loewen等人認為，認知的存在不僅是學習，同時也是生物學的結果。他們比較了同卵和異卵雙胞胎對日常生活中各種不誠實行為的自我報告態度，發現了基因遺傳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研究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往往需要相當精巧的研究設計，各種策略在建立因果關係方面被反覆證明是有用的。許多學者利用消失的邊界（extinct borders）來確定遺產作用，比如研究奧斯曼帝國對當今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部門的影響、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與當今信任水平和腐敗程度的關係、烏克蘭境內的前奧地利-俄羅斯邊界產生的對俄羅斯的不同態度等等。工具變量也經常用來確定遺產研究中的因果關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Acemoglu等人利用新大陸定居者的死亡率來解釋殖民地的制度差異。
哈布斯堡家族（紅色）曾經的統治範圍
現代政治經濟學傳統中的遺產研究面臨著許多挑戰，這與旨在確定因果關係的定量實證研究是相似的。數據質量、時間點的選擇以及因果間的時段範圍成為可信度的重要支柱。同時，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穩健性檢驗和安慰劑測試已經受到許多遺產研究的關注，隨著數據和機制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它們應該變得越來越重要。
四、共產主義的遺產
研究者已經發現了豐富的共產主義遺產，其數量和種類之多使其難以被全面概括。首先，它不僅具有比較歷史分析和現代政治經濟學兩種傳統的特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呈現了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補充的。比較歷史分析傳統非常有效地確定了共產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如何孕育出後共產主義時期競爭權力的行動者和精英網絡。現代政治經濟學傳統擅長解釋共產主義（和前共產主義）遺產是如何塑造後共產主義的大眾信念和政治行為的。其次，研究者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處理概念和方法的多樣性，他們認識到共產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異質的，因此其遺產影響應該是多樣化的。
列寧與十月革命
共產主義政權對後共產主義民主產生了矛盾的影響。Kurtz和Barnes認為，共產主義政權在集體化過程中產生了強大的農業精英，他們在政權解體之後依舊保持著資源分配與壓制反對派的強大能力，從而阻礙了民主化。但是Kitschelt等人則認為，共產主義體制下的精英競爭程度越高，後共產主義的高質量民主就越有可能。Carter等人則採用了大樣本跨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方法，將前共產主義國家與其他第三波民主國家進行比較，發現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遺產是絕對支持或反對民主的。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後共產主義政黨和政黨制度的爭論可能都依賴於後共產主義選民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本身可能是不同歷史遺產的結果。Pop-Eleches認為，共產主義政權所追求的政治發展尤其在教育方面，過分強調了職業培訓而忽視了民主公民教育。這可能既灌輸了不利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的技能，又阻礙了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政治參與。
後共產主義的參與赤字可能具有多種共產主義源頭，它是“殊途同歸”（equifinality）的一個例子。這種“殊途同歸性”在遺產研究中很少被系統地討論。因為因果之間的時間距離太大，遺產必須穿越的政權可能具有足夠的破壞性，所以找出數據以闡明因果的中間環節非常重要。在共產主義的情況下，解密的檔案可能包含無價的信息。這個問題同樣是理論性的，因為即使已經通過強有力的研究設計確定了因果關係，仍然有必要確定可信的中間鏈條。一般來說，前因和結果之間的時間距離越大，它們之間的因果鏈就越長，識別鏈中每個環節的難度就越大。通過選擇一個時間上接近結果的前因，問題可能會得到緩解。
五、討論
歷史遺產可以在戰爭的硝煙中劫後重生，還可以歷經政治、文化和代際變遷而持續存在，這使得對它的研究既妙趣橫生又扣人心絃。遺產研究面臨的挑戰與其他尋求建立因果關係的實證研究相似，但它承擔著異常沉重的舉證責任。即使通過合理有力的研究設計證明了因果關係，研究者還需要解釋那些久遠的原因是如何繼續發揮幽靈般作用的。在綜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首先，證據的性質、研究策略和時段長短在既有的成果中有很大差異，但其中部分研究相當有說服力；其次，遺產研究需要認真對待機制，雖然信息的匱乏似乎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但獨創性可以為研究開闢意想不到的途徑；最後，敏感性分析在遺產研究中應該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
通過保持方法的多樣性，遺產研究的挑戰將得到很好的應對。比較歷史分析研究通常能夠在相對較少的案例中深入研究因果關係的細節，而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往往受益於更大的數據集和統計推斷。我們相信這兩種研究傳統存在相互促進的可能。未來的研究不僅應該努力調和並結合微觀基礎和宏觀歷史，而且應該認識到，帝國主義、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遺產將繼續產生重要影響。
文獻來源：Alberto Simpser, Dan Slater, and Jason Wittenberg, “Dead But Not Gone: Contemporary Legacies of Communism, Imperi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419-439.
作者簡介：Alberto Simpser，墨西哥自治理工學院（ITAM）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政府質量和因果推斷等；Dan Slater，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Jason Wittenberg，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東歐政治、選舉分析和族群衝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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