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友程

小阿蛮来回答一下吧。

我认真看了楼下几个朋友的回答，有的回答了起因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原因，有的回答离题比较远。下面我试着来总结一下看看：

一、鲁迅和林语堂的两次”交恶“

1936年，鲁迅逝世的时候，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面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其间也。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我们可以看林语堂这段话，这段话很长，其实他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说的很清楚。他们之间，有两次的”反目“，但不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怨，林语堂到最后还是敬重鲁迅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鲁迅跟林语堂他们为什么会反目；至于他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今天就先不说。

二、鲁迅理和林语堂”反目“的起因

其实他们两个人交恶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起因非常小。

这件事情在鲁迅在日记里面有记载，1929年8月28日：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我们看鲁迅这段日记，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说话起冲突了，并且，两个人有互不相让的架势，说着说着，可能国骂都出来了。

事情的起因：鲁迅跟北新书局他们之间存在版税和稿费的问题。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的学生。这时候，鲁迅他一方面是北新书局的编辑，另一方面也是北新书局的作者。可是北新数据经常拖欠鲁迅的版税，还有拖欠其他作者的稿费。这样一来鲁迅就很生气。在跟李小峰交涉几次没有结果之后呢，鲁迅就请了律师来跟北新书局打官司，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后来，郁达夫就出面来说和调解。鲁迅跟北新书局之间的矛盾就暂时得到了缓和。这次他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双方和解之后的聚餐。在场有很多人，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很多人都在。这件事郁达夫也有在他的文章里面说到了，他就说，这一次鲁迅和北新书局打官司，是因为另外一个同行的挑拨。而林语堂，对事实的真相不是很了解，人又爱说话。在吃饭的时候了他就说了几句维护这个人的话。这样就引起了鲁迅的不满。最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

这件事发生在1929年。其实在这之后，鲁迅和林语堂并不是就断绝来往。相反，在1933年的《鲁迅日记》里面，还很多次提到和林语堂之间的交往，比如说收到他的信，或者是给他回信，或者还在一起吃饭。包括鲁迅《两地书》出版的时候，鲁迅还把书寄给了林语堂。

他们之间第二次的误解就比较深了，是他们两人”反目“的最主要原因。

起因是鲁迅劝林语堂，应该多翻译一些西方的古典文学到中国来。但是林语堂就说，这种事情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他不做。这样这件事之后，两个人就彻底失和了。

从上面这两件事来看，鲁迅跟林语堂之间的不合，最开始是因为在那次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言语之间的冲突。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第二次，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理念，还有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决定的。

三、鲁迅和林语堂”反目“的原因

鲁迅的情况咱们比较熟悉。鲁迅他是坚持思想革命，还有文化批判还有社会批判的。这三方面从一开始到他去世始终没有改变。

而林语堂呢，最开始的时候他跟鲁迅是一致的，也是坚持文化批判。但是到了后来他就转向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林语堂的思想观念是发生过变化的。

还有一点，鲁迅他所接受和理解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来自日本那边。鲁迅是从来没有去过欧美国家的。他所接受到的，比如说社会进化论，或者是尼采叔本华他们这些理论，全都是经过日本翻译过来的。而林语堂呢，他的欧美生活经验比鲁迅丰富得多的。一方面，他既了解西方现代文化的长处。同时，他也能够认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一方面。

我们知道，鲁迅他是一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国民性批判。虽然不能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但至少和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的认识相比，鲁迅是较为偏激的。

到后来，林语堂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这样他就更加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更加合理的。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文化批判转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是按鲁迅说的，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上面这一点总结起来说：鲁迅那边的情况，他做的事情是文化的启蒙，而林语堂他做的是文化的推介。两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

后来，鲁迅对林语堂的文化，还有他的文学主张，就是林语堂的小品文，进行了很强烈的批判。鲁迅就认为林语堂已经背叛了最开始的誓言和意志。

其实咱们现在来看林语堂，他并非是意志的不坚定。实际上，林语堂他接受过欧美的观念和教育，思想上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鲁迅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来考量文学，而林语堂则是从文学（文艺）本身出发来做工作。两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说出发点已经不一样。

有一段时间，因为鲁迅批判过林语堂的缘故，林语堂在国内的情况很惨淡。这个跟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其实鲁迅和林语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只是两个人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已，既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人的问题，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我是小阿蛮，关注文学和植物。以上是我的回答，非常感谢大家的阅读支持。

小阿蛮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民国文学大师，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大家，但是你可曾想过二人的恩怨吗？

有人统计过鲁迅的日记，其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大约11年里，他们相争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

1923年，林语堂刚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鲁迅也在北大，对林语堂这个小他14岁的后辈一见如故，并在次年创办《丝语》时，邀请他加入。他们开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林语堂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后，跑到厦门，他受聘于厦门大学，林语堂向校长举荐鲁迅，他们的友谊继续。后来鲁迅离开厦大，两人互相渐渐疏忽。

二、两人矛盾的由来

　（一）、因为一床蚊帐

谁能想到，鲁迅与林语堂竟是因为一床蚊帐而交恶的。当时两人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为此林语堂埋怨了鲁迅几句。而鲁迅觉得林语堂不给面子，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就因为这件事情，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二）、因为两人文字风格截然不同。

鲁迅不喜欢林语堂的幽默。林语堂以“幽默大师”著称，而鲁迅却认为在残酷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为此鲁迅针对林语堂进行了批判。

在一次饭局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行的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

鲁迅反对林语堂搞小品。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在我看来是绝不会的，我绝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林语堂后来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三）、南云楼饭局事件

两人的矛盾被引爆，是在一个饭局上。一九二九年，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李小峰曾是鲁迅的学生，被自己的老师告上法庭，他想着能不能私下调解，就找了鲁迅的老乡郁达夫当和事佬。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和郁达夫，为避免气氛尴尬，同时邀请了林语堂夫妇。

大家聊到了张友松，他是李小峰的同学，他曾对鲁迅说也想办一个出版社，并承诺过决不像其他书局（意指北新）那样拖欠作者稿费。

林语堂随性附合了几句，李小峰怀疑鲁迅之所以要告他，是受了张友松的挑拨，李小峰说是张友松叫他不要还鲁迅钱，林语堂还说了张友松几句，但鲁迅觉得林语堂话里有话，像是在讽刺自己，喝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夫妇离开，宴席不欢而散，两人吵开了锅，连畜生这样的话都骂出来，引得饭店人们围观，饭没法吃了。

后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日记中说“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曾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 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说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做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四）、个人性格不同

鲁迅和林语堂由于出身、成长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性格。鲁迅出身、家境没有林语堂好，鲁迅性格敏感、嫉恶如仇，林语堂温和、任性，这两种不同性格碰在一起，因为某一句话、某一件事难免会起冲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去世。在鲁迅逝世不久，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可见林语堂对鲁迅的尊重。

最后，鲁迅和林语堂都是影响中国文化的大师，不管他们二人有着怎样恩怨，总是那个时代有名望的人，总是在文学上值得我们学习、尊敬的人。

纳兰自强

林语堂和鲁迅原本是最要好的朋友，但仅仅是几件小事，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最后反目成仇。

裂缝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

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

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王松林

在很多人眼中，鲁迅先生这个人十分的不好相处，因为他总是得理不饶人。鲁迅先生说话从来不怕得罪人，而且文笔犀利又一针见血，总是能把别人骂个狗血淋头。的确，鲁迅先生这一生骂了很多人，而且没有谁是他不敢骂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鲁迅这个人就像个键盘侠一样，而且还很小心眼。

鲁迅

其实鲁迅骂的大多数人，也不能说是骂。鲁迅是在批判那些文人，因为有一些文人确实人品有问题。众所周知，郭沫若虽然是我国著名的大文豪，但是他的品性却不怎么好。这一点，相信也不用小编多说。鲁迅先生曾经用5个字来评价郭沫若：文人加流氓。小编觉得，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很真实啊。至于“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个并没有得到证实。

林语堂

也有人和鲁迅先生是反目成仇，不过这种仇实际上就是性格思想上的矛盾。这个人和鲁迅交往的十分密切，认识了整整11年，每年都会见面十几次。毋庸置疑，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只不过后来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这个人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大家看的《京华烟云》就是他的作品，他就是林语堂。

林语堂和鲁迅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但后来这两人的关系就有些恶化了。两个人见面就互掐，很少再和平共处。那么，鲁迅和林语堂为什么会决裂呢？甚至在林语堂看来，鲁迅就是身材消瘦矮小的大烟鬼。其实主要是这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毕竟双方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不一样，而且鲁迅还比林语堂大了14岁。

两个人都是文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这种碰撞下的火花也会灼伤两个人。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幸福安逸的家庭里，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而且对于生活品质也很有要求。但是鲁迅就不一样了，他一直都处在黑暗痛苦的环境下，有一些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鲁迅和林语堂在学术上倒是没什么矛盾，但是日常生活是真不行。

鲁迅

不过，导致两个人关系真正结冰，是因为鲁迅觉得林语堂和别人一起欺骗他。当时有人拖欠鲁迅先生的稿费，鲁迅好不容易要回来。于是几个人一起去吃饭，饭桌上有人说了鲁迅学生的坏话，这让鲁迅十分的不高兴，关键是陪吃的林语堂还没看出来。看不出来就看不出来吧，关键林语堂的这个嘴也是很要命，他就喜欢叨叨。

别人说鲁迅学生的坏话，林语堂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也跟着附和几句

这下可好，鲁迅先生彻底恼了。当时鲁迅和林语堂就吵起来了，而且闹的是不欢而散。这两个人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各种骂人的话全都出来了，就连畜生这样的词也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后来，林语堂甚至在日记里写道，8月底的时候又和鲁迅对骂了一次，倒是十分的有趣，不过此人已成神经病。

林语堂

说实话这两人就不适合在一起，鲁迅先生本来性格就偏激敏感，结果林语堂还总是刺激他。虽然这两个人有矛盾，但并不会怨恨。鲁迅逝世之后，林语堂还是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在林语堂看来，鲁迅还是最好的小说家。所以说，这俩就是冤家，不过平凡日子里有这么个朋友，倒也能增添不少的乐趣。

匹诺曹jun

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基本上是“渐行渐远”的关系，但是说到“反目成仇”似乎有些夸张。林语堂对鲁迅其实是很敬重的，但是这种敬重是“平等”前提下的敬重。如果非要说“反目成仇”的话，大约应该是在鲁迅方面表现的更加明显一些。

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有着极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力的大文豪，同时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当然，鲁迅还是一个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的人，他的坚韧不屈，战斗到底的人格令人敬佩，但是相当多的文史资料表明，鲁迅是一个不好交往的或者说不好打交道的人。性格坚硬偏激应该是鲁迅的最大的特点。

其实，有很多的文人甚至文豪和鲁迅，更确切地说鲁迅和很多的文人和文豪都有“反目成仇”的经历，不仅仅是林语堂，相比较而言，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交恶”要平和的多，两个人之间都认为算是“交恶”的事件当中，最实质性的针锋相对不过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因言语不和“互骂”而不欢而散，事后林语堂在的日记当中说鲁迅是“神经病”，其实只是抱怨鲁迅过于敏感。而鲁迅在自己的日记当中泽表示了“鄙相悉现”的厌恶。这连个人的态度也反映出了两个人的性格特点——鲁迅性格坚硬又偏执，而林语堂就显得比较幽默和从容。

其实，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关系还还是很密切的，他们在形同路人之前的交往长达十一年。林语堂小鲁迅十四岁，在林语堂留学回国之后的几年里，鲁迅对林语堂比较关心也比较关照，当然因为一些琐事也有过一些所谓的口角，但都不能算交恶，就是那次朋友聚会因为言语不喝导致互骂不欢而散也并没有让他们停止往来。总的来讲，林语堂对鲁迅还是很尊重的。

但是鲁迅是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两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不同，就没有交往的必要了。他和林语堂之间的“渐行渐远”的根源就在于鲁迅认为“道不同”，不仅如此，林语堂还是个“不听劝”的人，因此也就没什么继续交往的意义了。

具体来说，就是鲁迅曾经建议林语堂多翻译一些西方的古典或经典文学作品，而林语堂却回答“等我老了再说”。那个时候林语堂的主要精力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翻译给西方，并且这种文化的传播恨有成效。林语堂的工作对于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很有意义，这也是林语堂的贡献之一。

而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的来讲是排斥的，不屑一顾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批判”。他非常希望林语堂也能加入到“批判”的阵营当中，他是希望用西方的文化来影响和唤醒“国民性”的。林语堂的回答让他十分失望。

“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在我看来是绝不会的，我绝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鲁迅。

但在林语堂看来，自己究竟干点什么是自己的事，有自己的规划，对于鲁迅的“建议”或者“规劝”林语堂没有采纳，他也很老实的告诉鲁迅“等老了再说”，他的个人规划也的确如此 ，但从根源上是两个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和态度的实质差别。

所以，如果说鲁迅和林语堂“反目成仇”的话，我觉得责任应该是鲁迅更大一些。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

步武堂

魯迅与林语堂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南云楼风波”。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两人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他想办一个书店，为此曾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了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的名字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在替鲁迅说话，可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即林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郁达夫见势不好，赶紧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让他带着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对于这场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一句无心话让一对朋友失和，这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思想观念的分歧。1933年8月25日，鲁迅写了《“论语”一年——错此又谈萧伯纳》。文中直接说道，林语堂与萧伯纳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但林语堂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幽默”“性灵”，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为了回应鲁迅，林语堂1934年1月1日写了《论幽默》一文。他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由此可见，鲁迅与林语堂失和，根源在于两人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南云楼风波”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一段情深意长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话或可视为林语堂对自己与鲁迅关系的“盖棺定论”。

哥读书

在鲁迅那个年代，和鲁迅一个级别的，他和任何人都合不来。

或者说，除了仰慕的，再有就是诽谤和嫉妒谤又谤不得，或者不敢谤吧。

因为鲁迅不止学贯古今，而且创新，最有新意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启蒙。

论林语堂和其他，还有它吧（算故去的）@另外写诗的（查大侠他爷爷？？），无非两类，一类是饱读诗书，另一类就是现在流行的异类吧，何为异类？洋学生，外国的时髦，摩登。

鲁迅做到了，王国维大师想都不敢想的。

鲁迅说到了，查大爷们闻所未闻，听了都不入耳，现在依然神语的，“我从未说过此话。”

林语堂是谁？

他是鲁迅的好朋友，或者是偶有磨合，或者应该真实的说，谤不得，或者委婉的说，“脏人，还不如个小学生。”

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可以用孔夫子一句话进言，“鲁迅不算啥，但是前无古今，后无来者。 ”@“论饺子的颜值。”

农民杂品家

林语堂曾有这样的描述：“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可见两友谊深厚。

1936年鲁迅去世，林语堂在纽约写下《悼鲁迅》一文，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自己与鲁迅的过去时，有这样一段话：“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喜茗

根源就在于

志不同则道不合。

鲁迅是激进派，宣扬新思想新文化。同封建腐朽思想作斗争。

林语堂是个保守派，志向不一样。

所以最终决裂。

英皇骑士

鲁迅先生是受人尊敬，林语堂也是名人。可以说都是同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志向情趣不同，走的道路也是不同的。作为新时代生活的人们又有啥可以对他们作为评价，历史是公证的，还是去查查历史的资料，再读读他们的作品，谁如何可能你就有自己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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