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医的病、症、证的关系
中医的病、症、证的关系不能妄断，要从古代医家的医著中寻找答案，才不会偏离中医文化本源。宋代朱肱的《南阳活人书》中有：“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在厥阴，乃和少阳。”“阳候多语，阴证无声；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夜争。阴阳消息，证状各异。”这里朱肱将“病”、“证”、“候”进行了相互对举，但就含义而论几乎是相同的，即：病就是证，证就是候，候就是病。在众多的古代中医医著中大多都是“病”、“证”“候”互通互用的，如《辨症玉函》的目录中有：阴症、阳症、吐症、泻症、脱症、汗症、痰症、暑症、喘症、萎症等。这些“症”与现代中医使用的“证”含义是一样的。可见，“证”与“症”互相适用自古就有，理由也简单，就是同义词。
但将“病”与“证”同义，其原因要复杂些。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病”，既有独立的病名，如《金匮要略》的痉病、暍病、狐惑病、中风病、消渴病、淋病、下利病等，以及《诸病源候论》的积聚病、九虫病、疝病等，也有以症状命名的，如咳嗽、呕吐、腹胀、便秘、不寐、腰痛、头痛等。可见，古代中医“病”与“证”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直到现代中医依然以“证”代表“病”的方式来表述中医的临床特征。从内容来看，“病”是由症状与体征组成的，由“证”会知道病。但中医的治疗如只有病名的诊断，是无法进行辨证论治和选方用药的。
八、辨证论治的目的是什么
中医的辨证目的是为了进行正确的诊治，辨证论治是由“辨证”与“论治”两个部分组成的。从理论来看，辨证论治是一个整体，辨证是论治的基础，只有辨证的准确，才能为正确的施治提供必要的参考。
中医的治疗体系共分为中药、针灸和按摩三大类，每个治疗体系的病因、诊断和治疗都有各自独立的组成。其中，中药的治疗体系，主要是根据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治疗属性，主要是针对与臓腑的阴阳、气血的失调，正虚邪实相关的病因的病证；针灸的治疗体系，主要是根据针和灸的治疗方法，主要针对以经气失和、经脉阻止为主的病因的疼痛或病证；按摩的治疗体系，主要是根据手法矫正的治法，主要是针对与骨骼关节、骨骼肌失衡、损伤的相关病因的疼痛或病证进行治疗。以偏头痛为例：中药，主要针对与臓腑气血失调、阴阳失衡为主的偏头痛，以头痛为主，并有相关失调的内臓的其它多种病证；针灸所适治的头痛，大多以痛有定时，如午后疼痛，或半夜头痛，或午前头痛等，主要是因为经络具有定时巡行的规律，而按摩主要适治与关节失衡相关的偏头痛，如颅骨、下颌关节的失衡等，主要表现为痛点相对固定，有明显的压痛，痛点多集中在颅骨的骨缝，骨板和下颌关节附近。属于臓腑失调的头痛，宜使用中药治疗；属于经脉失和、经气阻止的头痛，宜使用针灸治疗；属于骨骼关节失衡的头痛，宜使用手法矫正进行治疗。这说明：同样是偏头痛，因治疗方法的不同，会有三类不同的主治病因，只有有效的选择了最接近病因的治法，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疗效。也就是说，中医的“辨证”与“论治”的正确衔接，是有严格的界定标准的。
对于中医中药的辨证论治，在中医中药的治疗体系中，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辨证求因”，即根据辨证的结论来判断导致病症的原因，并根据病因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治疗。但中医临床的实际是，当几个中医医生对同一个患者的“证”进行辨别、分析时，会出现一个医生一个诊断、一个中医一个处方的情况；即使是同一个医生，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对同一个患者进行辨证时，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证”是由一组症状组合而成的，而取哪些症状，舍哪些症状，如何组合由患者主诉的症状，是每个医生个人的思维和判断行为。如主诉为腰痛、两腿无力、眩晕、头痛、两目酸痛、心烦、食欲不振、失眠、汗出等证的患者，有的中医师可能诊为肝肾阴虚，有的可能诊为阴虚阳亢，有的可能诊为脾胃不和、肝气郁结，有的可能诊为少阳病等。对于同一个患者的不同的诊断，说明中医师对病证的取舍和判断是有差异的；所以，以“证”作为判断病因的唯一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论治，也是中医师个人所实施的治疗行为。从理论来说，论治是针对辨证而实施的针对病因的治疗行为。但辨证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该医生的选方用药；而中药的性味、归经以及丸散膏丹的剂型，也说明中药的治疗范围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以“有限”的治疗方法应付“无限”的辨证内容，也是不可能的。
此外，即使病因决定方法，而判断病因的人只能是医生，但目前的中医临床是由患者自己选择挂哪个科的号，然后由护士分到医生的名下，医生只是被动的将患者纳入自己从事的治疗体系之中进行“辨证论治”。虽然中医师、针灸师和按摩师都可以找到符合自己治疗方法的病证作为病因，并列入自己的治疗体系之中，但真实的病因也许与人为判断的结论是存在差距的，按照各自判断的结论对患者进行治疗，是导致失治和误治的主要原因。如2009年5月CCTV的“中华医药”的节目播出了一个病例：一位高年女性患高血压，需每天服用降压药维持，后因不慎摔了一跤，出现头晕、目眩、血压增高，CT及X光检查均为见异常，但血压从以前的140／90mmHg，逐渐增高至160～180～190／90～100～110mmHg,而且服用降压药疗效不显。患者此时已因眩晕而无法行走，外出必须乘坐轮椅。同时，该患者也进行了一个月中药、针灸的治疗，依然是疗效不显。最后到了按摩科，按摩科主任查出患者第二颈椎的左侧有一压痛点，诊为第二颈椎向右侧错位。施行手法复位后，头晕立刻消退，随即可以独立行走。又经过几次按摩治疗后，患者的血压恢复到以前的140／90mmHg，生活恢复正常。这个病例说明，虽然中医的内科和针灸科都可以对眩晕进行诊断和治疗，都可以在各自的本学科的理论中找到治疗的根据；但对于该患者来说，无论是“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还是“无痰不眩，无瘀不眩，无虚不眩”，都是不正确的。患者颈椎错位的病因，只能采用手法复位才是唯一正确的治疗。这说明中医的论治虽然有效，但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临床科室，其次才是熟谙技术的专家。
我们常用“用药如用兵”来形容中医治疗体系的精准和微妙，但如果属于失治和误治的治疗，则说明医生把“战场”设在了患者的体内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医生是自己的诊断和治疗的唯一诠释者，任何人包括中医的专家无权对该中医师的治疗行为进行判定，只要在医生的处方中没有相畏、相反的药物，没有出现重大的医疗事故，所有医生的治疗就是正确的。而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患者要用自己患病的身体，为医生盲目的治疗行为提供试验平台。
中医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多是以师传徒或父传子的形式进行传承的，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以讹传讹”的内容。如“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是指阳盛（内热盛）的患者如枉用桂枝类的辛热之品，就会加重病情形成坏证。而内热的主要鉴别病证是咽喉肿痛，即凡出现咽喉肿痛的患者，治疗时只可选用辛凉性的中药进行治疗。但在日本的汉方医中，对病毒、细菌性扁桃腺、咽喉粘膜感染实证的治疗方剂中，使用的方剂包括了麻黄汤。笔者在自己罹患了急性咽喉炎，出现高烧、恶寒等表寒证时，曾服用了日本生产的麻黄汤冲剂，仅表现为微汗，并没有出现任何坏证。以后也为几个急性咽喉炎实证的患者使用了此法，都没有出现任何坏证。除了急性咽喉炎以外，还有其它病证也会使用到麻黄汤。但在我国的中医临床中，目前已极少有中医敢于使用麻黄汤的原方治疗外感风寒的表实证。这说明现代中医对麻黄汤的“峻汗”的概念都是口口相传的“经验”，与真实的状况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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