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說：想不到一奔子就挖到了中年，這才發現碎了一地煙火。

蔡康永曾經對成龍進行過一次訪談。蔡康永問成龍：“拍電影累不累呀？”

就這麼一句，讓成龍在節目裡，哭了整整15分鐘。蔡康永一時也不知所措。人前談笑風生、錚錚鐵骨的漢子，被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擊潰了防線。

電影《怦然心動》裡說，這世上，有人住高樓，有人在深溝，有人光萬丈，有人一身鏽。可真相不過是，那些住高樓、光萬丈的人，只是將一身鏽，妥帖地藏好了。

人到中年，大抵如此。

1992年，餘華在北京一間8平米的房子裡開始寫作《活著》，寫了一個叫福貴的人，餘華說，時常覺得他不是小說中的人物，而是曾經生活中曾經出現過的一位朋友。

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總是在現實和虛幻之間切換，有時候現實會被虛構，有時候虛構又成了現實。

人到中年，其實才真正明白，人生的境界不是天天幸福，而是天天不煩。可是人到中年，我們才明白，我們能夠扛得住生活的重擔，卻又常常敗在一些細瑣的小事情上。

一場失敗的生意，一撥突發的裁員，一個永不企及的房價。或者，是父親的一次感冒，女兒的一個擁抱，肥皂劇中的一語臺詞。

這是多年前的一家老工廠，夫妻二人都下崗了。一天，孩子放學回家，跟爸爸媽媽說，學校要開運動會了，老師要求，大家都穿運動鞋。

可那時候，他們勉強夠吃飯，實在沒多餘的錢買鞋。吃飯時，妻子開始了數落。怨丈夫沒本事，沒錢，鞋都買不起，娘倆跟著他，只能受苦。

丈夫埋頭，一言不發。吃完飯，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故事戛然而止。

單位有一同事，今年遇到了三樁倒黴的事情：80萬投P2P血本無歸，父親回家途中被車撞飛了，妻子得了乳腺癌。血本無歸，同事神情自若，只是淡淡地說一句話：“看來又得推遲七八年退休了。”

他父親去世時，他也沒有太過傷心，只是用心安葬了他的父親，完畢之後，該幹嘛幹嘛，一滴眼淚也沒有流下。他妻子得了乳腺癌，他依然樂觀地與妻子開著玩笑，說：今天運氣真是爆了，應當去買彩票！

可是卻因為一件小事，整個人徹底崩潰了。那天中午，他點了外賣，送外賣的遲遲沒有到，他點了兩次催單，可就是久久沒有送來，他竟然趴在辦公桌上號啕大哭。

可是送外賣的又活的那麼輕鬆嗎？這是一個發生在送外賣人身上的故事：

他的小兒子得了白血病。為了高額治療費，他每天要送餐16小時以上。

這單外賣的路上，他突然接到妻子電話：孩子突發高燒，急需買藥。他急忙趕往醫院。買了藥，沒來及再看，就跑出醫院接著送外賣。

他急懵了，忘記給顧客打電話解釋。晚了10分鐘，顧客因為等不急，取消了訂單。他拎著飯愣住了。

沮喪、無助、委屈... 今晚送的五單外賣，全部白跑了。

這個30多歲的大男人，忽然就像孩子一樣，不顧旁人，蹲在街上大哭起來。“我賠給你的，是兒子的救命錢。”

他哭著說。“我覺得自己真沒用。”他孤零零的一個人，陪伴在邊的，只有那兩盒沒送出的外賣。

成年人的崩潰都是累積起來的爆發，你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都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姜文說，中年是一個賣笑的年齡，既要討得老人的歡心，還要做兒女的榜樣，還要時刻關注妻子的臉色，還得不停地迎合上司的心情。

到中年，唯獨活得沒有自己。

60歲的劉小慶還要扮成30歲的樣子，可是她敢走到范冰冰面前嗎？齊秦、羅大佑等生生地把自己淪落為鄉間交流會上的臺柱子，可是能夠找回曾經耀目的光彩嗎？人到中年還跟自己較勁，劉曉慶差一點把自己弄成了劉胡蘭。

試問，中年人，真的能像福貴那般徹悟嗎？

在別人眼中，福貴一生悲苦，從地主家的少爺變成了乞丐，親人一個個離他而去，到了垂暮之年，只有一頭和他一樣老的老牛相伴。

一個從生到死隔著很長一段距離，這段距離之中，會發生許多事情，有幸福有痛苦，有平靜也有動盪，有記憶也有感受，有理解也有想象，最後當別人成為一段傳奇時，一個人其實丟了自己。

姜文說：人到中年最不能幹的兩件事情，一是用自己的嘴去幹擾別人的生活，二是靠別人的腦子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我們窄如手掌的一生，可否能寬若大地呢？

《活著》裡的福貴經歷了多於常人的苦難，如果從旁觀者角度，福貴的一生除了苦難就是苦難，其它什麼也沒有；可是當福貴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講述自己的一生時，他苦難的經歷裡立刻充滿了幸福和歡樂。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還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孫，還有那頭也叫福貴的老牛，還有他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朋友們，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福著》裡的福貴讓我們相信，生活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感受，不屬於任何人的看法。

我已經記不清我是第幾次購買餘華的《活著》了。

第一次從看《活著》看得正讀高三女兒手裡沒收了《活著》，看完之後，我又把這本書還給了女兒，我自己從網上買來了餘華的《活著》和他的一些其它小說。

這些小說，我帶到辦公室，放到辦公桌上經常不翼而飛，再也不回來了，於是就一買再買。它像一杯老酒一樣，常常溫暖著我孤獨寂寞的心。

女兒讀著《活著》，考上大學，帶著《活著》，大學畢業，現在在一家國企上班，《活著》依然又放到了她的行禮箱裡，這是唯一帶著的一本書。

平時，我與女兒談話，也常常牽扯到餘華和他的《活著》。我的學生現在也看，餘華、福貴、《活著》成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就像英國人開口就談著莎士比亞一樣。

少時讀《活著》，同情的是福貴，中年讀《活著》，才明白福貴是一位老師，他在教我們如何面對不盡如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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