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的寧波街景。這是一幅水彩畫，標題為《中國婚禮》，由克里（Edward H. Cree）繪製。克里是英國侵略軍的隨軍醫生，這幅寧波街景是他於1844年12月在寧波所繪，畫面左側有一頂寧波所特有的、新娘在迎親中乘坐的朱金木雕萬工花轎。
19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地動盪不安，對朝廷來說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外有西方列強虎狼環伺，第二次鴉片戰爭烽煙再起；內有太平天國革命席捲東南半壁江山，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即便是位於東南一隅的寧波，也常常能夠感受到“天下未靖”的震撼。1853年3月，太平軍奠都天京（今南京），其兵鋒可直抵與之毗鄰的浙江。1853年9月7日，屬三合會支派的小刀會受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佔領了上海縣城。這兩件事都對當時的寧波造成了極大的震盪，社會危機四伏，士紳百姓惶恐不安，變亂的種子也在萌芽滋長，而地方政府的社會管控能力卻在不斷減弱。正如當時在寧波任職的段光清所言“天下自此不安……人心正在思亂……寧波動輒聚眾（鬧事）”。
瑪高溫在1854年的《上海年鑑》中描繪了寧波城裡的緊張局面：
大批的寧波人，他們原是在揚子江流域各大城市從事各種職業，因為受到無法進行交易的恐慌影響回到家鄉，同時也將緊張的消息傳達給自己的同鄉。對於銀元的需求使得它們的價值大大提高，其價格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富人們將財寶連同他們的家人藏起來或者送到鄉下，而木匠們則忙著為街道製作柵欄，泥瓦匠在奮力填堵前門和出入通道。按照當局的指示，城裡組織了巡邏隊，尤其是對城門的守衛多加警惕。不過，並不是因為害怕叛亂者的襲擊，而是為了防備當地強盜的劫掠。知縣大人雖然沉迷於詩詞，但卻是一個稱職的父母官，為了檢查疏散的情況，他出了以下告示：“百姓毋需逃離，寧波是一座位於海邊的城市，強盜不會到這裡。如果你們擔心遭受當地暴徒的襲擊，那就先告知你們，本官已經安排了一系列的防護措施。”“自本公告頒佈之日起，如仍有人目無法紀，膽敢逃匿鄉間，本官會在各城門設置軍事守衛，詢查原因。”
阻止城內一些頭面人物逃離的企圖是徒勞的——沒人把禁令當回事。知縣大人發佈的下一份告示更加成功些，因為受歡迎，他禁止從城內向外運輸糧食。然而第二天，在米業公會的代表請願和5000美元的擔保之下，他確信這種限制是不合理的，於是授權大米自由貿易。
根據《上海年鑑》中的講述，儘管形勢危急，寧波的地方官卻大多顢頇無能，處置無方，政府的威信也在不斷下降，士人、水手、農民等社會力量均可與之對抗：
現在發生的一件事情顯示出士人的力量。在考場的牆上貼出公告，聲稱由於省會附近不安定的狀況，將妨礙主考官在指定日期抵達寧波，並且推遲了文科學士學位候選人的考試（當指清代由各省學政所主持的“院試”，通過府試的童生均可參加，凡錄取者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譯者注）時間。消息一公佈，從寧波府屬五縣來參加考試的童生們立即表達出強烈的不滿。舟山的士人過來向知府請願，要求免去該地區當年的賦稅。知府對因延期所激起的義憤感到驚慌失措，於是請求來人暫留三天，直到他能從杭州得到進一步的指示為止。也恰好是在承諾的時間內，他能夠給請願者一個答覆——也就是說——主考官正全速趕往寧波主持考試……
在甬江口的鎮海約有40艘漕船，已經停泊了數日。它們原是準備開往揚子江口，在那裡裝載漕糧運至天津。知縣多次催促船主放船出海，但終歸徒勞無果，於是決定施以威嚇。在農曆新年，他將幾個行為乖戾的水手拿下，並在衙門裡鞭笞他們。然而第二天，他還沒來得及將要懲罰整個船隊的威脅付諸實施，就發現已經處於一群憤怒暴徒的圍攻之下。在其成員遭受凌辱之後，水手們立即召集了一次會議，毫無爭議地決定教訓一下“縣太爺”，群情激奮，所有人員立即著手執行決定。然而，那些受到鞭笞的水手在岸上的朋友提前行動，他們將縣太爺結結實實地揍了一頓，但又為了救他性命，把他趕出縣城，讓他堂而皇之地逃回寧波。憤憤不平的水手們發現他們的獵物已經逃脫，便肆意在縣衙、海關和其他官署公開破壞搶劫，直到知府從寧波趕來加以安撫，才使得他們平和下來。水手們獲允在這個口岸繼續“度假”。
我在舟山也目睹了類似的場景。當時，大批的商船被海盜所包圍，而水師副將的大隊戰船也停泊在港。某天清晨，一艘小船載了幾個人進港，海盜劫持了這些人的船隻以後，把人給放了。其中的一些人因為中了火炮而奄奄一息，最終喪命。同伴們將這些可憐人焦黑的屍體拉到街上，憤怒的水手們聚集起來，衝進副將駐地，將他狠狠打了一頓，搗毀了所有的傢俱和部分營房。本來，由於這名軍官所展現出的怯懦已使其聲名狼藉，若上級知曉，則官位定會不保，因此這些事情最後並沒有向省裡報告。
1853年9月，小刀會在上海發動起義後不久，寧波也爆發了雙刀會起義，響應小刀會。雙刀會原是屬於反清組織天地會的支派，發源於福建漳浦，後傳入寧波。上海小刀會起義期間，首領劉麗川曾派副手張金山來寧波，“授以偽印旗幟及符布數萬”，秘密集結各地雙刀會成員，計劃發動武裝暴動，但事機洩露。正在家鄉辦團練的鄞縣舉人李厚建“變姓名，易衣冠，謁金山”，偽稱自己“日思走上海投義軍”，誘騙張金山至其家，設晚宴，趁酒酣時將張金山捆縛送官。張金山被清政府所殺。這個故事原是記載於中文地方誌裡，沒想到新發現的1856年《上海年鑑》裡也有講述，但在內容上略有不同，“智擒賊首”的人不是李厚建，而變成了他的父親李維鏞。
自從上海陷落之後，寧波也有兩次差點遭遇同樣的命運。第一次是由一群來自舟山等地的冒險者，他們宣稱是從小刀會頭目那裡獲得授權，成立幫會，名為“雙刀會”（Double Sword Society）；向入會的成員提供一份與秘密會黨通常所用一樣的證書。七個主要的陰謀者來到寧波，以確保那些大膽的、魯莽的人，尤其是出於任何理由對當局不滿的人進行合作。對於這些陰謀者來說，不幸的是，他們被介紹給一名姓李的前任軍官（指李維鏞），他早已不耐煩再次賦閒在家，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討好官府的機會，將上海來的密使出賣。他邀請這幫人參加宴會，並且在席上喝了威士忌（即指烈性酒的意思——譯者注）。就如中國民諺所稱“烈酒能夠發現心中的情感”，或者說“酒後吐真言”（in vinum veritas）,在獲取了所有想要的信息之後，他召集了一些為此目的而僱來的隨從，將客人全部捆綁起來，由其帶到省城，直接交給巡撫。那些人在遭到嚴刑拷打從而供出有關上海叛軍的情報之後，全部都被斬首。作為對李先生所做貢獻的獎勵，巡撫承諾他的舉人兒子可以不參加考試就獲得進士學位（the degree of L.L.D.），並且會向皇帝請旨，授予其榮譽稱號。
而根據李氏後人為李維鏞所立《曾大父笙南先生家傳》中的記載，李維鏞在得知張金山等人即將舉事的消息後，對其子厚建說“事急矣，當以計擒之”，於是李厚建“變姓易服”，“往見金山，誘之城西，縛金山與其黨”。李維鏞“親解省垣，皆置諸法，餘眾瓦解”。事後，朝廷“優獎鹽課司提舉，加運同銜”。可能這一說法更加符合歷史真實。
社會動盪不寧，寧波人參軍的意願倒是很強烈。有些“聰明人”居然還從中發現了商機，利用外國人的名義，設計了一場騙局。瑪高溫在1856年的《上海年鑑》裡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個寧波人原在上海謀生，因為城中的小刀會起義而丟了工作，被迫回到寧波依靠其“智慧”生活。他與一位朋友搭訕聊天，問道：“你聽說了沒有？某某傳教士正在組織一批鄉勇保衛寧波城，因此可以獲得巨大的功勞。”一旦對方說不知道，他便接著解釋整個計劃的細節，然後告知這個計劃是委託他來管理的。熱心的聽眾很自然地就相信了這個故事，因為就像其他的城鎮居民一樣，凡是我們（指傳教士——譯者注）的朋友所說的好事，他都認為是足以可信的。“現在”，那位狡猾的陰謀家說道，“我由於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在寧波，所以這裡認識我的人並不多，我自己也不能很輕鬆地處理這件事；如果你能到鄉里去招募新兵，由我來登記並組織他們，那麼就任命你做我的副官。”結果在指定日期，有超過100名鄉民被帶到鎮裡登記，在此情況下，他們每個人都像往常一樣，支付了一筆費用。因為在中國，事情通常是相反的，新兵得不到賞金，反倒是要為獲得入伍的特權而花錢。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之後，這個騙子指使他那頭腦簡單的副官過幾天就把這些人打發走，在此期間還不斷招進新人；還說要在一個特定時間與所有的鄉勇見面。到了約定的那一天，許多笨蛋帶著他們的同伴前來加入傳教士的民兵組織，但卻發現找不到組織者了！那位副官和一些被騙的人前往某某傳教士的住宅，在那裡他們被告知，“這項事業的贊助人”此時還在舟山，另外就是，他們被騙了。鄉勇們當然不信，又急忙趕去另一位傳教士家中。這一次，對方終於讓他們相信了整個交易的性質。這些可憐的傢伙安靜地回到田裡幹活，在類似的情況下，他們比任何其他國家的農民都要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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