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諸侯相王與後世的加九錫哪個更加蔑視王權?

無憂子Z


當然是諸侯相王情節更嚴重。另外,題幹“蔑視王權”表述不準確,應該是“蔑視君權”。因為前者是針對王權,後者是同時針對王權和皇權(主要是皇權)。




諸侯相王與加九錫

諸侯相王,是指戰國時諸侯國間互相承認對方為王的一段歷史,這標誌著諸侯與周天子平起平坐,周天子的權威完全喪失。第一起諸侯相王的事件,是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互相承認對方王號。


加九錫主要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的社會)時皇帝給予大臣的一種待遇,但在先秦時期就有它的相關記載,相當於後世加九錫的理論來源:

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周禮》: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正是如此,《漢書》中,九百多名大臣和貴族才會在上書請求為王莽加九錫時如是說:

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以九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

歷史上,幾乎所有加九錫的大臣或其後人最後都篡奪了皇權,包括王莽、曹操、司馬懿、高歡、楊堅、李淵等篡位界赫赫有名的大佬。因此加九錫成為古人眼中篡位的前兆。


何者更過分?

筆者認為是諸侯相王更過分。因為它標誌著諸侯成為和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國王,不再是他的臣子,而加九錫至少是由皇帝賜予,受九錫者在表面上還是皇帝的臣民。

不過就後果來說,二者也是半斤八兩。諸侯相王的後果就是原先的諸侯國徹底無視周天子,最終將其消滅,受命九錫的人或者他的後代,最終也推翻了舊王朝。他們本質上沒有區別。


司文郎中


戰國時期的五國相王,說的是戰國中期五個主要諸侯國互相承認對方君主王位的事件,這個事件過後,周王室的權威徹底消失了。

一般來說,獲得王權的合法性,有君權神授、民主推選等。周王室自稱天子,意思是代天牧民,所以周王室的王權的合法性,實際上是君權神授。至於周王朝實行的德政,只是為這個合法性之外,又增加的有效性。

(魏、齊徐州相王)

諸侯國的爵位,分別是公侯伯子男,封地各有不同,他們行使權利的合法性基礎來自於周王室的分封授權。不過有幾個國家也稱王,像楚國、吳國、越國等,不過他們都算是僭越稱王,不屬於華夏文化圈,被稱為蠻夷。

西周王朝時,周王室擁有的土地和人口是居於絕對領先位置的,所以周天子獲得了諸侯國的認可。周天子甚至以家長的威嚴,對那些不聽從管教的諸侯國或打或殺,齊國曾有一位王,因為一些瑣碎的原因,就被周天子烹殺了。

可是,後來周天子不斷的分封土地出去,導致周王室直轄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各個諸侯國的經濟民生也逐漸發展起來了,就有一些諸侯國好像孩子到了叛逆期,不願意再聽周天子的話了。周宣王試圖振作,可是也是曇花一現,西周王朝無可奈何花落去。

(西周王朝滅亡)

鎬京之變後,周平王東遷,原本已經衰微周王室已經不具備絕對實力,只能作為一箇中等規模諸侯國。在襦葛之戰中,周天子被鄭國教育做人,從此天下諸侯不再懼怕周天子的懲罰。周王室至此,僅僅是作為共主存在,維持著名義上的王權合法性,其根本原因是各個諸侯國旗鼓相當,還沒角逐出來誰是老大。

這種角逐的過程是漫長的,中間還穿插著反侵略戰爭。到了戰國時期,天下大勢逐漸明朗,主要的諸侯國已經通過兼併戰爭浮出水面,周天子的王權合法性最終消耗殆盡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因屢敗於齊國和秦國,霸業喪失,為求遏止秦國擴張,在惠施的謀劃下,主動率領韓國等國的國君,前往徐拜見齊威王,雙方互相承認對方的王位,史稱徐州相王。齊國在386年,還推脫魏國向周天子求情,才順利轉正(以前也是驅逐了姜氏自立的諸侯),如今半個世紀過去,魏國不得不拉著齊國一起分擔戰略壓力。徐州相王引起了秦、楚等傳統大國的敵意。楚國立即出兵攻打齊國徐州,希望齊國取消王號。


(五國相王的發起人:大魏王)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看到魏惠王玩的挺嗨,不想跟諸侯國見面時矮人三分,也自立為王。同年,魏惠王尊韓宣惠王為王。一時各國不論大小紛紛稱王,其中甚至包括中山國、宋國等當時的二流國家。到公元前323年,在公孫衍的斡旋下,魏國、韓國、趙國、燕國和中山國結成聯盟,各國國君均稱王,以對抗秦、齊、楚等大國。齊國對於中山國的王號不滿,曾試圖聯合燕國、趙國攻擊中山國以迫使其去王號。各國之中,獨有趙武靈王認為趙國實際上沒有稱王的實力,所以在國內未採用王號,僅稱“君”。

所以,諸侯王相王事件,本質上是對周王室王權的否定,是赤裸裸的蔑視王權。可蔑視歸蔑視,他們權利的合法性來源還是成問題的。所以,戰國時期都是霸道當道,以鐵血戰爭進行有效性的塑造。諸侯國的意思是,大家都不適合法的,誰最強就聽誰的。到最後,乾脆把周王室也滅掉了。雖然我不具備合法性,可是當政府就只有一個時,你不聽我的也沒得選擇。

至於後來王朝的加九賜,意思是超規格享受帝王的九種禮儀規格,分別是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這種形式原來只是一種恩遇,是帝王賞賜給臣下的。這種規格的賞賜,一般來說不會輕易賞出去。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假人。所以,一旦有人獲得了這種賞賜,也就離篡位不遠了。

不過,即便行篡位事,所篡的當然是執政權,更是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正統王朝做這樣的事還要三辭三讓,明明自己心裡想要的不得了,還得故作矜持,推辭表演一番。比較憨厚的曹丕這一通忙下來,喜滋滋地說:我現在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麼回事了。這種表演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其實就是為了表達一件事:這個皇帝位子不是我搶來的,而是被推舉的,是代表上一個正統朝代來代天牧民。


(魏國的合法性來自於漢朝禪讓)

所以,加九賜這事,說到底還是要走一個過場,要繼承王權的合法性。其實這時不應該再叫王權,而是皇權。此時的皇權,在儒家的宣傳下,已經是君權神授體系的。所以,正統王朝的皇權合法性,就是神給予的。跟神對話,沒辦法把這個事情掰扯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歷代大一統王朝皇帝都要祭祀前朝皇帝,意思也是這個皇權是傳承下來的。這個要比諸侯國相王,打碎原有的王權合法性,只滿足於建立一個讓別人沒辦法選擇的唯一項的權力有效性,情節上要輕微的多。

政治,多數時候都是表演。


而知而行的歷史


其實春秋時期,周王已經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不過表面上還是天下共主。

只不過到了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周王竟然派使節承認三家的合法地位。

司馬光老先生對此氣得直哼哼,認為周王室這樣做,導致禮樂崩壞,周王室是自己自毀前程,天下共主的地位徹底完蛋,不是別人不尊重你,是你自己不尊重自己。

後世的加九錫,那是根本沒把皇帝放在眼裡,是想篡位的前奏,是要取而代之,哪有什麼尊重。

所以,這兩個時期對待王權還是有點區別的。


知無為而有益


武王建立周朝,開始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把土地分封給諸侯,各諸候與周天子是宗主關係,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是大宗,各諸候是小宗。並建立了嚴格的禮樂等級制度,如西周時期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士甲三鼎或一鼎,如天子駕六,諸候駕五,卿駕四等等,規定的都非常詳細且嚴格。

隨著血緣關係的不斷髮展,最先分封的本姓王之間也慢慢變得疏遠起來,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子孫後代不斷增多,分封的土地不斷減少,周天子的勢力範圍越來越小,對於諸候來說則是彼消此長,周天子勢衰。

先是楚國熊通要求周天子封他為公,周恆王不肯,熊通“王不加我,我自尊爾”,於是自已封自己為楚王。而周桓王根本對熊通沒有辦法,只能望楚興嘆,從此這種僭越之風更甚,諸候都不把周天子當回事,慢慢的中原之外的吳國、越國也都稱王,而地處中原的齊國與魏國會盟也相互稱王,稱為齊威王與魏惠王,不久,秦國也稱王,稱為秦惠文王,這時諸候紛紛都成了王,與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周天子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

九錫是九種禮器。是天子賜給諸侯、大臣有殊勳者的九種器用之物,是最高禮遇的表示。九種特賜用物分別是: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鬯。

歷史上有一些人都受過九錫之禮,如王莽、曹操,司馬昭等人,東晉時的桓溫,宋齊梁陳的開國皇帝都受過加九錫之禮,其實加九錫成了篡位的代名詞。王莽當時為大司馬,是實際的統治者,皇帝都是傀儡,任受其擺佈,為了試探天下和君臣的反應,就要求皇帝加九錫,其後的司馬昭、劉裕等人皆是如此。

兩種行為都是君弱臣強的表現,但具體來說加九錫更為強烈,諸候相王好歹沒有滅你,還讓周天子苟活一域,只是不再尊你而矣。而加九錫的後果就是直接篡位,加與不加,都是手中的玩物,性命繫於別人之手,朝不保夕,惶惶如喪家之狗。


華豎


諸侯相王更加藐視王權!證明周天子一點影響力也沒有了 天下已經失控!周天子成了名義上的共主其實一無是處!加九錫走很多不是個個都成王成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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