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自述：我和曹禺為何如此相愛
陳肖秋（整理）
我初識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當時正在構思一部以女演員為主角的劇本，常找我談心，他的呆氣讓我覺得他是個可信賴的朋友，他細緻的感情又使他像個兄長與老師。我瞭解他被婚姻困擾著，很同情他的兩難處境。
曹禺來看我，一個窮讀書人，並不受到我母親的歡迎，我們只好另覓地方談心。每逢這種時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園路的公寓下邊等我很久，我才能揹著母親出來。他那時總是騎一輛很破的舊腳踏車，帶我到兆豐公園（今天的中山公園）去。我們互相愛慕，但也都知道，由於各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事。
大約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將要離開上海的時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來向我告別。他囑咐我，不要聽信外邊的謠傳，不要離開上海，並說，我的將來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樓，一直望著他們遠去，很是惆悵。
1978年“文革”結束後，《人民文學》發表了他的《王昭君》。當時，我正擔任上海京劇院三團團長，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劇原有的《昭君出塞》合併起來，搞個京劇《王昭君》，正巧這時曹禺來上海，我們才劫後餘生重又見面。這次見面使兩顆受過重創的心靈再也不願意分開了。
就這樣，相識三十多年後的我們，終於在1979年——他69歲高齡，而我已是56歲的老嫗——領取了結婚證，司機老史是我們的證婚人，由此開始了我倆的晚年生活。此時的曹禺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他一方面十分興奮，埋頭於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寫表態文章、應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著內心百種痛苦的煎熬：他為千瘡百孔的文化事業而痛苦；他更為自己寫不出東西，或者說再也寫不出他自信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倆共同生活的時間十分短暫，只有十七個年頭。別人不能理解兩個偌大年紀的人怎麼比年輕夫婦還要相愛呢？曹禺走後這一年裡，我漸漸明白了，這是兩顆孤獨寂寞的心靈在共同尋求著知心的撫慰與溫暖。“知實難逢”，千真萬確。
曹禺三次婚姻人生如劇劇如人生
李子遲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寶，字小石，祖籍湖北潛江，生於天津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國現代傑出的劇作家、戲劇教育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1930年，曹禺以轉學方式，從天津南開學校大學部文科二年級調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4年大學畢業後，曾短時間在清華研究院工作過。後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等職。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身在天津的一個封建官僚家庭。他本名叫萬家寶，幼年在家塾讀書。其父萬德尊，湖北潛江人，青年時期志向遠大，一心想光宗耀祖。後來有機會被政府選派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回國後先為直隸總督端方的部下。民國成立後黎元洪當選副總統，萬德尊成了黎元洪的秘書，在北京任職，同時也將年少的曹禺帶到了北京。但是好景不長，1917年，張勳演出了一場復辟鬧劇，段祺瑞伺機入主京城，黎元洪被迫下臺。萬德尊離京，回到天津，曹禺也告別了在京城的短暫生活。
清華有個“小寶貝兒”
萬德尊雖然做過軍閥，可軍人出身的他並沒打過仗，膽子也小，闖蕩半生，亦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回到天津後，他成天鬱郁不得志，苦悶盈胸，脾氣越來越壞，40多歲就不做事了，守著家產，跟一幫騷人墨客、酒肉朋友吃吃喝喝。
萬德尊先後有過3個妻子，曹禺是其第二個妻子所生。曹禺出生才第三天，他的母親就得產褥熱過世了。從小失去生母的曹禺，心靈上十分孤單而寂寞。雖然那時候住在小洋房裡，有各種傭人伺候，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可他也跟他的父親那樣苦悶得不得了。加上整天看到和聽到家裡那些複雜的人事關係和人們靡腐的日常生活，還有父親和同父異母的哥哥經常處於冷戰狀態，他似乎感覺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座墳墓中，壓抑而沉悶。
他的父親對這個成天憂心忡忡的兒子也不可理喻。在他上中學的時候，父親還問他：“你小小年紀，哪裡來的這麼多苦悶？”
好在曹禺有一個喜歡他的繼母。繼母是個十足的戲迷，小時候經常抱著曹禺去聽戲。當時的京劇名家譚鑫培、楊小樓表演的京劇，曹禺都看過。曹禺心裡的苦悶得到了轉移，他深深地被戲劇迷住了。稍微長大了一些，他就不再滿足於只是聽戲，而是開始模仿、琢磨戲中人物的性格。對家中那一本本關於戲劇類的藏書，他爛熟於胸。
1923年，13歲的曹禺考入南開中學，因身體原因休學了兩年。15歲時他重返校園，與周恩來是同學，兩人都加入了南開新劇團，在導師的指導下，一起男扮女裝演過戲（當時不允許女人上舞臺演戲）。曹禺因在易卜生的戲劇《娜拉》、《國民公敵》中扮演娜拉等角色而綻露表演才華，聞名京津。
1926年，曹禺第一次使用“曹禺”這個筆名，在天津《庸報》副刊《玄背》上發表處女作連載小說《今宵酒醒何處》。“曹禺”是取自本姓“萬”的繁體“萬”字分解而來，拆開“萬”字便是草禺，而“草”與“曹”諧音，故名曹禺。
在這個時期，曹禺還曾試筆雜感、詩歌和改譯劇作等。1928年，他遵從父親的願望，報考南開大學的政治經濟系，並被免試錄取。第二年，父親萬德尊因破產憤悶而死。也就在這個時候，原本不喜歡政治的曹禺，參加了清華大學組織的一次入學考試並順利通過。於是，在1930年秋天，曹禺按照自己熱愛文學的意願，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
曹禺剛到清華大學就讀時，同學們就紛紛傳開了，從南開來了一個能演劇的萬家寶（即曹禺）。
沒多久，適逢清華大學20年校慶。在清華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一、二、三年級的學生都要演劇，由四年級的同學充當裁判，年年都照例進行。作為劇運骨幹的曹禺，與同時考上清華的南開同學商量，要排演戲劇。於是，大家建議曹禺再次排演在南開演出的《娜拉》。1931年春天，也就是曹禺在清華的第一個春天，莊嚴雄偉的清華大學大禮堂裡，便公演了由曹禺導演並擔綱主演的《娜拉》話劇。
曹禺在《娜拉》中男扮女角的精彩演出，使他迅速成為清華的名人。因為他本名叫家寶，於是同學們都親呢地稱他為“小寶貝兒”。
曹禺是一位大劇作家，而他一生的故事，也印證了“人生與大劇，大劇如人生”之說。
第一次婚姻：清華之戀，因第三者介入而勞燕分飛
1931年春天，曹禺第一次在清華大學大禮堂的舞臺上演《娜拉》，竟把女主角娜拉演活了。臺下的觀眾，為劇中人娜拉的命運傷心擔憂；而作為演員的曹禺，他的一舉一動，不免也被觀眾追逐。
演出結束以後，同學們紛紛到後臺祝賀曹禺的演出成功。這時，一個女孩被清華同學引見給曹禺。那個女同學看著面前站著的矮個子男青年，圓圓的臉，戴一副近視眼鏡，她不免大吃一驚：怎麼剛才臺上活蹦亂跳的娜拉就是他，是個男的？他怎麼這麼會演戲？她愣在那裡。
熱情的曹禺，對這名個子不高，但身材苗條、面容清秀、頗有修養又有風度的女孩，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這個女孩就是鄭秀，此時正在北平（北京已改名）貝滿女子中學念高中。
鄭秀，字穎如，祖籍福建，出身於官宦家庭，父親鄭烈當時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慶曾在海軍部任職。她從小就跟隨姨母來到北平讀書。在貝滿女中，鄭秀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很愛活動，也愛打扮，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第二年秋，也就是1932年，鄭秀也考進了清華大學法律系。
初入清華的曹禺，在戲劇上嶄露頭角。為了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力，他如飢如渴地鑽研從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戲劇及契訶夫、易卜生、奧尼爾等人的劇作，並在實踐中配合抗日救亡宣傳，改編、排演了多部外國劇本，如前蘇聯的《馬百計》、日本的《骨皮》、英國的《罪》等。
就在鄭秀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曹禺還執導了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罪》。這部戲裡的人物不多，場景也少，便於排練。其故事情節是這樣的：
在一個地位顯貴的家庭裡，有哥倆，哥哥吉斯是律師，弟弟叫拉里。弟弟拉里愛上了女孩汪達。汪達16歲時就被維廉霸佔，她一個人逃了出來。維廉找到汪達，碰巧又遇到拉里，在糾纏中拉里失手打死了維廉，拉里把此事告訴了哥哥。當律師的吉斯出於對家庭名聲的維護，找到汪達，希望她能斷絕和拉里的關係，讓拉里逃走。但拉里和汪達山盟海誓，不願就此分開。此時，意外傳來“兇手”被抓的消息。原來，一個無辜的老人成了替罪羊。吉斯以為這樣就可為弟弟逃開罪名，至少可以暫時讓拉里躲避一陣。誠實的拉里卻不願讓無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執拗的吉斯卻偏要他們一起逃走。最後，拉里和汪達雙雙服毒而死。拉里自殺前憤懣地說：“我恨這個世界，我恨這個吉斯的世界，我恨這個強權黑暗的世界。”
劇中這3個主要人物（吉斯、拉里、汪達），曹禺和好友分演兩個男主角，還差女主角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大家建議請個女生扮演。有人推薦法律系一年級女生鄭秀，她在貝滿女中讀書時就演過七八場戲，都十分成功。於是，性格活躍、穿著時髦、在清華一枝獨秀的鄭秀，便順理成章成了這部戲的女主角。
曹禺是一個耽於遐想、又羅曼蒂克的人。他在與鄭秀一起排演《罪》的日子裡，每次排練結束，都要到女生宿舍門外等鄭秀，約她去玩。這時，宿舍裡就會更迭傳來傳喚聲：“鄭小姐，萬先生找。”在1個月的接觸中，曹禺和鄭秀的交談十分投機。《罪》演出之後，曹禺開始了對鄭秀的大膽追求。
在與曹禺一起演戲的過程中，鄭秀也對他產生了好感。但一想到自己剛入大學就談戀愛，感覺太突然了，也擔心遭到同學們的流言蜚語，於是，她慎重拒絕了曹禺的愛情。
可是，曹禺是那種痴迷的人。一旦愛情迷住了他，他就像個充滿稚氣的孩子，天真而執著。他抱定“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信念，繼續追求鄭秀。
鄭秀當時所在的女生宿舍是照瀾院18號。這座小院本來很少有男性來打擾，可是那段時間，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身影在樓旁的小樹林裡徘徊。他一宿一宿地守在那裡，望著鄭秀宿舍的窗子，久久不願離去。同學都說：“鄭秀，你去看看，要不他會出毛病的……”那個人就是曹禺。
在曹禺真誠的感動下，鄭秀與曹禺相愛了。
1933年暑假，曹禺沒有迴天津的家，鄭秀也沒有回南京的家。清華的花前月下，留下了他們形影相隨的愛情絮語。也就在這個暑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完稿。在愛情甜蜜之際，《雷雨》也很快發表在《文學季刊》上，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單行本，23歲的曹禺迅速走紅。人們用羨慕的眼光看著這對年輕的學生戀人。
翌年曹禺畢業，先在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教。1936年南京成立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曹禺應聘到南京。鄭秀則中斷學業，隨從曹禺到了南京。經過3年誠摯的傾心相戀，曹禺與鄭秀於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典禮。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漢等都從外地匆匆趕來，出席這個隆重的儀式。第二年春，由於抗戰爆發，南京戲校遷到長沙，他們在長沙青年會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然而，就是這樣一對被人們看作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好姻緣，卻還沒有等到“七年之癢”，在婚後兩年就遭遇了第三者的介入。
1939年4月，日機大肆轟炸重慶，國立劇校奉命疏散到了川南小城江安。小城物資匱乏，生活單調，使得鄭秀很壓抑。於是，她常帶著兩個女兒——萬代、萬昭，與劇校的幾位師母一起打牌，還硬拉曹禺陪打。鄭秀的這種生活態度，令曹禺心生惱火。恰在此時，一個女子的出現，改變了他的一生。
這個女子名叫鄧澤生（後更名方瑞），是戲校女生鄧宛生的姐姐。鄧澤生聽說大名鼎鼎的劇作家曹禺就在妹妹的戲校當老師，早有拜會之意。她找了一個藉口，說想請這位英文科班畢業的清華才子給自己補習英文。於是，在1940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她的妹妹把她帶到了曹禺的家。
當這個花容月貌、落落大方的鄧澤生出現在曹禺面前的時候，曹禺的眼睛不禁為之一亮，很爽快就答應了她的補習要求。就這樣，鄧澤生有機會便經常到曹家來。有時補習完英文，將要回去時，鄧澤生總是表現出戀戀不捨的樣子。曹禺就送她出門，她也故意繞到城外再回來，兩人邊走邊談，好像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話題。
後來，他們相好的消息不脛而走，終於傳到了鄭秀的耳中。鄭秀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為此，夫妻倆吵了好幾回架，曹禺則藉機提出要與鄭秀離婚。雖然鄭秀堅決不離，但曹禺與方瑞已然同居。曹、鄭二人之間的夫妻關係，已經名存實亡。
1946年，曹禺在應邀赴美講學期間，鄭秀帶著兩個女兒，由重慶回到南京她父親家。曹禺曾經從美國給鄭秀寫信，正式提出離婚的要求，但鄭秀未能同意。次年曹禺回國後，留在上海工作，他又一再要求離婚，還是沒有結果。他與方瑞之間，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順的同居關係。
1948年底，時局日趨緊張。作為國民黨官員的鄭秀之父鄭烈，已得到國民黨撤臺通知。鄭父早知女兒婚姻不和，在去臺灣之前，一再動員鄭秀離開曹禺。鄭秀想讓曹禺一塊去，可在機場曹禺卻遲遲未到。在白髮蒼蒼的老父與早已負心的丈夫之間，鄭秀卻最終選擇了丈夫。鄭烈帶著滿腹的遺憾與不捨去了臺灣，鄭秀因此而與父親一訣即成永別。
翌年初，曹禺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秘密赴香港再轉道解放區，方瑞便一直與他相伴同行。
1950年，曹禺出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鄭秀則從福州調到北京，在人民銀行經濟研究處工作。適逢此年《新婚姻法》公佈，曹禺如再不自行了斷，或與鄭秀辦理離婚，或與方瑞分手，顯系違法，不能出來工作。於是，曹禺又一次提出離婚。鄭秀提出要500元的補償金（這在當時稱得上是一筆鉅款）才答應離婚，而曹禺又實在沒有這筆錢，離婚之事再次陷入僵局。
當週恩來了解到這件事後，當即表示撥公款幫助曹禺解決人生難題。就這樣，這對當年在清華園內愛得死去活來的戀人，終究不能融合彼此感情的創傷，在飽受十年婚外戀的折磨以後，這年冬天，還不到40歲的鄭秀與曹禺正式離婚。兩個女兒由鄭秀撫養，由曹禺承擔撫養費。
實際上，鄭秀對曹禺還是有感情的。她對曹禺的同窗好友說過：“我同意離婚，因為我希望他幸福。”後來在“文革”初期，當曹禺被審查的時候，每天早晨要掃大街，鄭秀很同情他，但又無力相助，只好每天早晨站在東四燈市口的史家衚衕，遠遠地看著曹禺掃大街的背影。雖然兩人不能說上一句話，但每天這種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冊”的曹禺感到溫馨。
鄭秀離婚後，終身未再嫁。1989年她在病重時，曾提出要見曹禺一面。經多方轉達，不知何故，未能實現此願。同年8月，鄭秀呻吟著“家寶”這個名字，離開了人間。而此時曹禺也在住院。他讓女兒給離去的鄭秀送上一個巨大無比的花籃，以寄哀思。
第二次婚姻：十年婚外戀，終成正果卻又生死兩茫茫
曹禺的第二位妻子方瑞，本名鄧譯生，安徽懷寧人，出身於書香門第，是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重孫女。其父親鄧仲純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專業，曾與陳獨秀、蘇曼殊同居一室。其叔父鄧以蜇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曾是曹禺的老師。其母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方苞之後，所以她又取名方瑞。
方瑞進入曹禺的生活，是在曹禺與鄭秀的婚姻出現裂痕之後。那年方瑞23歲，長相清秀，性格嬌柔溫厚，不愛說話。她自幼在家自學，沒有讀過大學，接受的是傳統的家庭教育，琴棋書畫皆有涉獵。她貞靜溫柔，毫無咄咄逼人之勢，與鄭秀迥然不同。曹禺第一次見到她，就被她那沉靜的氣質吸引住了。當方瑞請求曹禺幫她補習英文時，曹禺即不假思索地一口答應。
經過多次的接觸之後，愛情的種子在曹禺和方瑞心中不聲不響地生根、發芽，他們悄悄相愛了。曹禺從方端的身上獲得了很多靈感和啟發，激勵他於1941年創作了話劇《北京人》。劇中愫方的原型就是方瑞，他把自己對她的愛全部融入到愫方的創作裡。曹禺在話劇《北京人》中是這樣描寫愫方的：
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宛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裡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餘的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她時常憂鬱地望著天，詩畫驅不走眼底的沉滯。像整日籠罩在一片迷離的秋霧裡，誰也猜不透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的願望與哀思，她是異常的緘默。……一種驚人的耐性，……她溫厚而慷慨，時常忘卻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著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然而她並不懦弱，她的固執在她無盡的耐性中時常倔強地表露出來。
現實生活中，曹禺與鄭秀、方瑞的三角關係，在劇中轉化為曾文清、曾思懿和愫方的三角關係。《北京人》初版扉頁上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題記，或許就是曹禺寫給與自己“不忍互通款曲”卻又偏偏要“互通款曲”的婚外戀人方瑞的，同時也是寫給劇中處在婚外戀中“不忍互通款曲”卻又偏偏要“互通款曲”的曾文清和愫方的。曹禺和鄭秀曾在四川江安一個小酒館發生過“吞信事件”；在《北京人》劇中，曾思懿對於曾文清搶信的那一段，就寫得刻骨銘心。
曹禺越發覺得，方瑞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而方瑞對曹禺也很喜歡。面對已婚的曹禺，對周遭的流言蜚語方瑞毫不退縮，她勇敢地與曹禺出雙入對。戲校的學生們都知道他們的婚外戀情，一見到他們兩人在一起散步都會自覺地迴避，覺得他倆才是合適的一對。
鄭秀聽說曹禺與方端相好，也曾大吵大鬧過。而曹禺也藉機數次提出過離婚，但都遭到鄭秀的拒絕。曹禺因此也很苦惱。
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在重慶抗建堂首次公演，由張駿祥導演，張瑞芳飾演愫方。當時觀眾爆滿，有許多人還買不到票。方瑞也應邀觀看。
次年初，曹禺從戲校辭職來到重慶，在復旦大學教授英語和外國戲劇。在這裡，生活雖然十分困難，但他答應過巴金要把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四幕劇。他躲在重慶以東的唐家砣停泊的一艘客輪上，開始了《家》的改編和創作。在這裡，跟他一起生活的還有方瑞，他們在重慶開始了又一段浪漫的同居生活。由於與鄭秀離不了婚，曹禺每週還要到江安，去看望鄭秀和兩個女兒。
1946年曹禺赴美講學，從美國講學歸來後，留在上海。鄭秀則搬到南京他父母那裡。由於鄭秀不同意離婚，曹禺只得往返於上海和南京兩地，照顧兩個家庭。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通知，安排他連同已經與他同居的方瑞到解放區去。曹禺與方瑞於此年2月秘密抵達香港，轉道去北京參加正在擬議與籌備之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直到1950年曹禺與鄭秀離婚，方瑞才與曹禺結束他們長達十餘年的同居生活，於1951年春天正式結為夫妻。
婚後至“文革”前，是方瑞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她沒有出去工作，在家裡幫助曹禺整理材料，做一些文字抄寫工作。閒暇時，則寫字、畫畫。
曹禺和方瑞生有兩個女兒：萬方，萬歡。在“文革”中，曹禺沒能逃過厄運，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到農場勞改。家中兩個孩子又小，又有一個年老體弱的老母親，方瑞一介弱女子，怎麼經得起這樣的風浪？連驚帶嚇，身體很快就垮掉了，但她外表上看起來很鎮靜，每天靠吃安眠藥過日子。1974年的一天，方瑞因服食過量的安眠藥去世，死時床邊堆積著很多大小不等的藥片。
方瑞的去世，使曹禺失去了生活與心靈的伴侶。他面容憔悴，惶惶不安，在她旁邊走來走去，口中喃喃地不停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就這樣走了……”
1978年，再次“翻身得解放”的曹禺，在《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家〉重版後記》中，為“捨身愛人”的方瑞，寫下這樣一段話：
“自從我寫《北京人》，我所有的文稿都是經過所愛的朋友的手，或抄謄過，或改動過。我的這位朋友，在‘四人幫’橫行時，經常不斷地探視我。在相對無言中，曾給了我多大的勇氣與韌力啊！但是她身體衰弱了，沒有等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到來，終於過早地離開我和孩子們。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我的朋友是默默無聞的。然而我將永遠感激她。因為她通過我，總想為人民的事業盡一點力。”
第三次婚姻：重續前緣，黃昏之戀倍珍惜
在與曹禺離婚後，鄭秀並未再婚。方瑞死後，他的女兒們都盼著二人能有機會複合，鄭秀自己也有此意。可是，曹禺卻似乎沒有這麼想過。反而忽然有一天，他向家人宣佈，自己要再婚了，對象是著名京劇演員李玉茹。
李玉茹原名李淑貞、李雪瑩，1924年7月出生在旗人家庭，父親原是北平的貧民，很早就過世了。她從小沒念過什麼書，與母親和姐姐靠做針線活討生計。她幼從票友李墨香學老生。1932年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招生，9歲的李玉茹前去報考，一曲《捉放曹》令主考老師很滿意，被順利錄取。先學青衣，後習花旦兼刀馬旦，師從王瑤卿、程硯秋、於連泉（即筱翠花）、郭際湘、律佩芳、吳富琴等名家，為該校第四班“玉”字輩學生，與侯玉蘭、白玉薇、李玉芝並稱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四塊玉”。
曹禺與李玉茹也算是老相識了。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曹禺還未與鄭秀離婚時，他們就認識了。1947年，李玉茹剛23歲。那年秋天，她正參加大來演出公司組織的劇團，在上海掛牌演出。一起掛牌的，有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袁世海等人；有時還能與大師周信芳等名角同臺演出。
有一天，李玉茹和周信芳同臺演畢麒派名劇《坐樓殺惜》，遇到兩位在行的觀眾。其中年輕一點的一位對她說：“您的戲，傳統規範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無味；與周信芳先生相比，內心的東西少。您要學他的戲的節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這位跟他說話的人，就是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曹禺；另一位則是他的好友巴金。
李玉茹聽說這位直言不諱的先生就是曹禺時，心裡既緊張又高興。她看過的第一個話劇，就是曹禺的《日出》。後來，她迷上了曹禺所有的戲：《雷雨》、《北京人》、《原野》……如今，這位大師就在自己的眼前，還對自己有這麼中肯的指導，她覺得十分可貴。
就這樣，李玉茹把曹禺當成了自己的老師和朋友。那段時間，曹禺正在構思一部以女演員為主角的劇本，也常找李玉茹談心。他曾向她傾訴過婚姻的不幸，還向她表達了自己的愛意。但因為母親的反對，李玉茹未跟曹禺進一步發展。後來曹禺與方瑞結了婚，兩人也就很少聯繫了。
1978年“文革”結束後，《人民文學》發表了曹禺的《王昭君》。當時，李玉茹正擔任上海京劇院三團團長，很想把《王昭君》和原有的京劇《昭君出塞》合併起來，搞個京劇《王昭君》，於是就主動給曹禺打電話，說明此事。誰知曹禺在電話那頭回答說：“你現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
這年12月8日，曹禺到上海參加活動，李玉茹去賓館看望他。兩人同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文藝戰線的人，又是老相識，現在又都成了自由身，見面後相聊甚歡。李玉茹得知，“文革”以及喪失愛妻方瑞後，曹禺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全靠安眠藥度夜。安眠藥也把曹禺害得很苦。有時他在大會發言，說著說著突然就會陷入沉睡狀態。有時他在跟人談話之際，也變得神思恍惚。
早在30年前，曹禺在李玉茹的樓下等她時，卻不被李玉茹的母親歡迎；30年後，他倆再相見，愛情的火花再度點燃。回到北京以後，曹禺開始天天往上海寫信、打電話。這裡有兩人互贈的《如夢令》。曹禺寫道：
寄友人
三十年前舊夢，今日又來相撫。
瞬息又離別，誰知何日再睹？
再睹，再睹，春風小樓獨主。
1979年1月3日
李玉茹的回應是：
答友人
三十年已逝矣，今日大地春回。
喜意外重逢，暫離相會有期。
有期，有期，小樓坐待生輝。
1979年1月8日
1979年春天，李玉茹帶領上海京劇團赴歐洲演出4個月。同年6月6日，曹禺寫信給李玉茹女兒說：
“我唯一的煩惱，就是感到腹中空空，知識太少。你媽媽以為我有點學問，你也認為我是個什麼什麼！其實都不是！我現在不知寫什麼！甚至於怕寫不出什麼來了！也許你媽媽會治我這種恐慌症、空虛病，但是媽媽那樣遠，她像是在什麼行星上遨遊，而我是一粒塵土黏在泥濘道路上。小如茹，我十分想念媽媽啊！有了她，我可以說出許多話，許多感情，而她又是多麼能勸解、分析、解釋。我只是怕她累病了！你看，又許久不見她一個字了！這怎麼好啊！”
一來二去，兩人就決定共同組織家庭。
此年12月7日，56歲的李玉茹和69歲的曹禺，在北京悄悄辦理了結婚手續。
然而，兩位大名人，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註定要聚少分多。還沒有等蜜月結束，兩人就開始準備分離了。李玉茹要回上海工作時，曹禺一有時間就過去陪伴她。甚至作為家屬，與她一起出發到外地去巡迴演出。
有一段時間，也就是李玉茹在排演京劇《青絲恨》的後期，有一次臨演前，曹禺突然出現在她面前，然後一連幾天跟著她去排練場，拿出錢來給演員買巧克力和補品吃。當正式演出前，李玉茹感覺壓力很大，頻頻抽菸，曹禺就逼她戒菸。李玉茹雖然很努力配合，但還是難以戒掉。有天早晨，曹禺出去散步前，就給李玉茹留下一張便條，上面寫著：
“茹，
“你戒菸到了一個險關！！！切要把住，如在瀑布之巔，不立刻緊留一步，回到岸上，便一落千丈，粉身於碎石之上，追悔無及。萬不可再動念頭，一動心，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家寶。即晨一九八四·十·十二”
(我出去散步，略遲歸來，切勿尋我。我十分小心，故意不持手杖，放心！)
曹禺和李玉茹都極為珍視這份“黃昏情”，他們共同攜手生活了17年。
往事如水任流去
1983年，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來華，曹禺請他到家裡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念給米勒聽。黃永玉在信裡說：
“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於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誰也不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賤了你……”
那時，曹禺的社會頭銜與光環很多，日常生活幾乎被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所填滿。1988年，曹禺被診斷為腎功能衰退，前後在北京醫院住了8年。李玉茹毅然離開她鍾愛的舞臺，也陪著老伴住進了醫院；在一張鋼絲小床上，一睡就是8年。在此期間，曹禺始終想著創作，枕邊一直放著幾個本子。他寫斷想、詩、日記、人物對話，還有劇本提綱。他天天寫，但總是開頭。
他在78歲生日時，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詩和幾句話：
破曉夢醒將去身，
驚聞寥落荒雞鳴。
往事如水任流去，
忍堪重踏亡羊塵。
“餘年近79歲，回顧數十年來，如柳如萍，隨風塵土，對人對己，大半謬失。怨天尤人乃庸人心理。雖行將歸去，終不肯死前仍不能隨心所願，澹泊而勇於面對醜惡言行進行沉默(不是無行動)的鞭撻。尤其是針對自己的矛盾，須更重的反省，利用暮年作此認真的言與文，歧路亡羊，楊子長嗟，然回頭是岸，大徹大悟，獨可為。”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去世。李玉茹伴隨他走過了人生的最後歲月。
2008年7月11日，李玉茹因患肺癌於上海逝世，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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