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哲学:患上精神病之后,尼采晚年时还说了些什么?

1889年1月3日的早晨,尼采正在都灵的街道上散步,他遇到一个马车夫正粗暴的抽打牲口。精神脆弱的哲学忽然又哭又喊起来,他冲上去抱着马的脖子,哀嚎道:“

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结果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直到房东闻讯赶来,才把他接回旅馆。尼采这是在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一个片段——他已经分不清小说与现实了。

回到旅馆的房间后,尼采在沙发上昏睡了两天,当他苏醒过来时已经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症状。发疯后的尼采经常在街上徘徊,他会拥抱并亲吻街上的每一个行人,对人们大喊:“我是神,打扮成这样!”他不停地给朋友写信,在信中自称“狄奥尼索斯”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信的内容语无伦次,毫无逻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尼采最好的朋友奥弗贝克收到信件后,怀着不安的心情特地赶到了都灵。当他走进哲学家的房间时,发现尼采正在修订一本书。见到他来,病人不禁失声痛哭。

为了治好尼采的病,奥弗贝克将他从都灵护送到巴塞尔,进行住院治疗。尼采的母亲也从故乡赶来看护他。几天后又被转送到德国的耶拿治疗,就在火车上,发了疯的尼采对自己的母亲怒气大发,老太太只得躲到另一节车厢去。在耶拿的精神病诊所里,尼采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但他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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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病中的尼采

关于尼采的一本奇书

在住院治疗的期间,另一个好友盖斯特专门来到精神病院,每天都陪伴尼采一同散步,度过了美妙的2个月时光。之后,尼采又被母亲接回了家中,母子二人孤独的过日子。根据母亲的书信记载,病中的尼采经常无故怒吼,口边叨念着汉尼拔、莫尔特克以及叔本华的名字。有时候他会与母亲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尼采说:“妈妈,我不是一个傻瓜。”

“是的”母亲回答说:“我的儿子,你不傻,如今你写的书已经震惊了世界”。

听完这话后,病人又改口说:“不,妈妈,我就是个傻瓜。”

根据母亲的说法,尼采的精神病并非遗传所致,而是因为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及三氯乙醛造成的。

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回到德国。她发现尼采的影响力逐渐显现,便决定编辑整理他的著作。伊丽莎白坚决反对盖斯特正在进行写作尼采传的计划,决定由自己来为哥哥作传记。并且还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了部分手稿。此时的尼采病情愈发严重,1895年,当奥弗贝克最后一次来探望他时,尼采已经变得沉默无言,他整天坐在躺椅上,目光呆滞。两年后,由于母亲离世,妹妹成了尼采的监护人,奥韦尔贝克最终被伊丽莎白驱离,尼采在妹妹的安排下移居到了魏玛。此时他的身体开始迅速恶化,连谈话都变得很吃力。1900年8月20日,尼采开始发高烧、说胡话,4天后便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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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的尼采

尼采生病之后,《偶像的黄昏》与《尼采反对瓦格纳》由奥弗贝克主持出版。《瞧!这个人》由于内容敏感,且受到伊丽莎白的干扰,直到1908年才出版。伊丽莎白还将尼采后期的笔记整理成一本书,取名为《权力意志》,但一般来说,《瞧!这个人》是尼采的最后一部著作。

不过,在1927年又有一部尼采的遗著问世。根据英译者奥斯卡·雷维的说法,1890年左右,尼采在住院期间,心里就认定家人会扣留自己的作品。因此,他在精神病院里结识了一个即将出院的商人,并把在病中写的一本新手稿交给他,托付他出院后帮忙转交出版社。最后这书阴差阳错的流传到了海外,并且在尼采死后二十多年才出版,书名叫做《我妹妹与我》。伊丽莎白坚决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因为书中有许多尼采与伊丽莎白近乎乱伦的描写;有些研究者也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尼采不一样,可能是伪书。然而,书中对尼采的私事描写的非常详细,而且还涉及许多亲人朋友,造伪的难度极高;当然了,八卦哲学家的隐私并非我们之所好,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书中关于尼采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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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妹妹篡改自己思想的抗议

《我妹妹与我》是尼采在患病之后写的,内容尺度非常大,相比于卢梭的《忏悔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他将医生们视为敌人,怀疑母亲和妹妹在监视自己。但他似乎也有清醒的时候,例如第十一章中就写道:

“我的疯狂并不是假装的,有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我失去了时间与空间感,除了妹妹之外,无法认出任何人,并且努力要从深渊中把自己召唤回来,不断重复说着:我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拿着锤子的哲学家。”

清醒时,尼采最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思想不被家人篡改,他对具有反犹倾向的妹夫极度反感,而且对自己的妹妹也失去了信任,只希望她不要再来干涉自己的生活。书中第一章中写道:

“我把这些笔记托付给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位出版商,不要让我的妹妹或母亲出来干涉。”

第二章里又说:

“从现在起直到死的那天,我的工作是:不要让这些笔记落入我妹妹手中,她最能证明马太所说的那句话:观其行,知其人。”

其实,在精神分裂的前夕,尼采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了。为此他才匆忙写出了《瞧!这个人》,他想要向世人说清真实的自己。在《为什么我是命运》中,尼采坦诚的表明态度,他说:

“我非常担心,有一天人们会称我是神圣的:你们也许猜到为什么我预先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预防别人拿我胡作非为......我不想做圣人,宁愿做傻瓜......”

但母亲和妹妹阻止他出版这本书。住进精神病院后,他更没有机会向世人说清自己了。因此,《我妹妹与我》中有许多地方描绘到尼采为了抗拒妹妹的控制,坚持用麻痹的双手写笔记,他期盼“一旦这些笔记出版了,暴风雨就会一新我记忆的风景,并为我蒙尘的骨头解渴。”

尼采是十分厌恶反犹主义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取缔一切反犹分子,打倒反犹分子”。在《我妹妹与我》中,他痛骂妹夫“用他的反犹太主义垃圾糟蹋了巴拉圭”。然而,在尼采死后,伊丽莎白却在编辑手稿时将自己的反犹观点混了进去,并且与纳粹合作,把尼采塑造成了纳粹的圣人。希特勒在墨索里尼生日的时候,甚至还送了一套《尼采全集》——尼采的反抗最终没有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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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精神病院中谈孤独的哲学

独孤始终是尼采健康的最大敌人。1879年,35岁的尼采正式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他在这十年中走向了哲学的巅峰,主要著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向莎乐美求婚失败后,尼采日渐走向孤独,他说:

“在孤独中,一切都可以获得——除了精神正常。”

当尼采独自一人居住在意大利的小旅馆时,奥弗贝克曾劝他重新出来教书,但已经在孤独中沦陷的尼采终于失去了希望,他回答说:“我担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会要我当青年学生的老师。”

住进精神病院后,孤独并没有离开这位哲学家。他在《我妹妹与我》中说:“在这儿,我最大的痛苦是孤独。”接着又论述了三种孤独——

第一种是分离两地的孤独,这种孤独因分离而产生,因此也能从对未来的“希望”中找到慰籍,这是常人的孤独;

第二种是“目标高远”的孤独,这种孤独往往出自杰出的人物,他们目光长远、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为人类发展制定计划,但是却没有人愿意追随他们,圣西门、傅立叶都属于这种孤独;

第三种孤独是超前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归因于个人无法与世界达成共识”,孤独者与世界发生了分离,世界因自己的落后而抛弃超前者,荷尔德林、叔本华、梵高和尼采属于这种孤独。尼采说:“这是最苦涩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正在吞噬我的存在之心。”所谓的“存在之心”就是对生活的依恋,孤独催逼着他走向人生的尽头,但是深度抑郁的尼采却拒绝自杀,因为他的哲学不允许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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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痛苦的孤独是超前于时代的孤独

尼采晚年依然热爱生活

在精神病院中,尼采已经察觉自己在等待死亡的现实,他说:“我就像一个埃及的木乃伊,我目睹自己的死亡,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变成尘土。”但是他为什么不因此而选择自杀呢?为什么他已经注视着“空虚”,却仍要抓住“存在”不放?

对此,尼采说:“纵使没有了所有的欲望,却仍然有活着的欲望;纵使每一次呼吸都是一种痛苦,而死亡提供解脱痛苦的希望。”但他还是要抗拒死亡,因为自杀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生命永远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因为生命拒斥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不顾一切地抓住它。尼采轻蔑的称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以及佛陀等蔑视生命的人为“对生命失去兴趣的嫉妒阉人”。即使是在病中,他依然坚持《查拉图斯特拉》里对死亡说教者的批判态度,他说:“尽管我多么努力,却无法成为佛教徒,无法沉醉于死亡之中。”——他热爱着生命。

尼采为什么这么热爱生命呢?他为什么要在孤独、拘禁、精神分裂、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人生中苟活呢?因为他的哲学自始至终都在敌视基督,就算陷入绝望之中,他也不会寄托于来世或天堂,不会到宗教里去寻找解脱。他说:“我自己愿这样死去,使你们这些朋友们因为我的缘故而

更爱大地。”死亡的说教者用天堂来解脱人世的痛苦,尼采则用自由的死亡来挽留自己活在人间——这就是他的生存哲学,也是他与叔本华不同的一个地方。

“许多人死得太晚,有些人又死得太早。要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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