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瑞（John R. McRae, 1947-2011）），在該文本的許多英語翻譯中居於首選地位。正是揚波斯基將青年馬克瑞介紹給了日本禪宗史宗匠性人物柳田聖山先生。馬克瑞：《中國禪宗史：虛構之上的真實》（Seeing Through Zen）
第一，新穎的禪宗史觀。《中國禪宗史：虛構之上的真實》對中國禪宗發展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考察，即原型禪、初期禪、中期禪和宋代禪，這種方法是以前未曾見到的。特別是，馬克瑞並不像以前那樣持“唐盛宋衰”的佛教史觀，而恰恰相反，認為宋代禪是禪宗的成熟時期。這應該是這本書的獨到之處。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書的敘述重點是第四章至第六章，即放在了唐末至宋代的禪宗發展的形態上，作者認為，這個時期正是禪的形態開始確立的重要時期，而以前的研究對這一段時期的關注恰恰甚少。該書雖然沒有直接批判柳田的觀點，但對杜默林（Heinrich Dumoulin）在其禪史著作裡過分理想化唐代禪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其實，柳田聖山“重唐輕宋”的態度更為明顯。這也是馬克瑞不同於柳田的地方。因此，本書的出版，對我們重新評價宋代禪將會起到推動作用。
第二，從經濟史的角度注意唐末至宋初禪宗的發展情況。作者並不像前人那樣特別重視《祖堂集》在唐末宋初時期禪宗史中的重要性，這也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作者這一觀點主要反映在第五章中。柳田聖山重視《祖堂集》，是因為《祖堂集》為我們瞭解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禪宗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價值。然而，柳田忽略了《祖堂集》作為政府公認的文獻的一面，即“禪法系譜”的官方性。馬克瑞指出《祖堂集》成立的“官方性”背景，意在對目前國際禪學界重視《祖堂集》的傾向提出批評。
第三，“馬克瑞法則”的重要性。特別是以下四點對我們研究禪史非常重要，時刻警醒我們切勿盲目地對待文獻。這四條的具體內容是：因其非事實，反而更為重要；家系聲明愈強烈，距離事實愈遠；詳盡意味著不透明；浪漫情懷孕育義憤精神。該書在國際禪史研究界產生的震撼效應最初是來自這四條旗幟性的顛覆命題，以至於人們一提到馬克瑞乃至一提及禪史研究，就會想起“馬克瑞禪學研究四法則”。用平常心來看待，這四條法則其實不過是對自胡適、柳田聖山迄今近百年來數代嚴肅禪史學者的研究，從方法論、理論命題和論述精神等層面加以提升、凝鍊的結果。這四條原則貫穿於本書撰寫的全過程，且對更為普遍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馬克瑞自己的寄託更加高遠，我們從序言中瞭解到，他認為本書撰寫目的之一是“描述人類行為進程的類型”，那麼這四條法則又可以視為“某種人類行為進程類型的法則”了。對這一點，讀者當細心品味。
下面介紹一下本書日本版翻譯出版的相關情況。在本書英文本出版九年後，日文版在馬克瑞教授逝世後翌年（2012年）5月終於與讀者見面了。書名《虛構ゆえの真実—新中國禪宗史》，由東京大藏出版社出版。據日譯版代表小川隆教授介紹，日文版的翻譯比較特殊，當時馬克瑞教授在東京大學講學，時任該校教授的末木文美士先生在研究生課堂上以這本書作為教材，進行講讀，其實是讓學生們翻譯，同時請馬克瑞教授參與指導，講課過程中順帶將其譯成日文。日文版就是這樣在作者直接參與的情況下完成的譯著，背景比較特殊。而且，一起參與翻譯的，既有當時一起聽課的研究生，也有像小川隆教授和前川亨教授（專修大學）這樣的禪學專家。據小川隆教授說，這就是日文版未署譯者名字的原因之所在。綜合翻譯任務分工，小川隆主譯前三章和第五章，柳幹康譯第四章，前川亨譯第六章，註釋由前、柳二人負責，最後由小川隆擔任統校任務。小川隆還特為撰寫長篇《解說》作為日譯版序言置於書首。在《解說》裡，他對本書的學術意義予以高度評價，同時對未能趕在馬克瑞教授在世時出版，表示遺憾和由衷的歉意。此外，小川隆先生還介紹了他與馬克瑞教授關於本書出版前後的一些往來電子郵件，讀來非常感人，從中也不難看出小川隆教授與馬克瑞教授之間的深厚友誼。
馬克瑞：《虛構ゆえの真実――新中國禪宗史》，小川隆等譯，大藏出版株式會社，2012年
日文版出版後，末木文美士教授撰寫《唐宋禪研究への大膽な提言》的書評，該文除回顧日文版翻譯的緣起外，還介紹了馬克瑞在學生時代跟隨耶魯大學資深佛教學者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和柳田聖山學習佛學的經歷，指出作者儘管在生活中貫徹其美國嬉皮士派性格，看上去比較自由、浪漫，但在學術上秉承的是嚴謹的文獻學研究方法和強烈的批判意識。末木教授還對各章的精彩內容進行介紹，認為該書是作者禪學研究的“一大總結”，是名副其實的收山之作，因此該書日文版的出版也是日本學術界的一大喜事。與此同時，末木也直言不諱指出，日文翻譯中使用的一些詞彙似欠考慮。末木教授還對日文版書名提出疑問，認為用“虛構ゆえの真実”（“虛構故真實”）來表達本書中所強調的“因其非事實，反而更為重要”的“馬克瑞法則”過於嚴重了一點，似乎並未客觀和恰當地表達馬克瑞的觀點，故而日文版書名值得商榷。我本人以為：與小川隆教授相比，末木教授無論在年齡上還是在學術閱歷上都與作者較為接近，對其觀點的理解似乎更顯理性。中文版譯者將漢語書名定為《中國禪宗史：虛構之上的真實》，其實更切合馬克瑞所欲表達的思想。
我與馬克瑞教授第一次見面，具體是哪一年，已無從記起，不過回想起來，大約應該是在2000年前後，當時馬克瑞教授與其夫人那體慧（Jan Nattier）已經舉家離開美國移居日本。馬克瑞自己在東京大學和駒澤大學授課，那體慧是國際著名佛教文獻學名家，時任創價大學的特聘教授，夫婦二人在日本擁有一份頗令人羨慕的安定生活。我們見面的地點大多是在東京，一般都是利用讀書會和開會的機會。記憶中，我們一起參加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祖堂集》讀書會”，一起多次參加過在日本和中國舉行的各種學術研討會；每次我去東京開會，會後我們一般都要與幾位好友一起聚餐，舉杯暢談；我個人還曾受邀到東京八王子他的家裡做客，等等。
馬克瑞教授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美國嬉皮士派性格，自由而不拘小節，領帶多半是大紅色，而且總是半系的狀態。見到我，他有時總要用手指輕輕地彈一下我的肚子，告知我最近又胖了。記得第一次見面時，他用中文做自我介紹，說自己的中文名字叫“馬克瑞”，“馬”是“馬克思”的“馬”，也是“馬祖道一”的“馬”，把我和站在旁邊幾位懂中文的日本學者逗得都捧腹大笑。附帶提及的是，日本的同行學者平常都稱馬克瑞教授為“馬老師”。“幽默而又和藹可親”這句話用在馬克瑞教授身上是最貼切不過了。以我個人平常對馬克瑞教授的觀察，馬克瑞教授似乎是一位一直與理想為伴的學者。追求自由，追逐理想，似乎是馬克瑞教授對待人生的一貫態度。當初他為了陪同夫人，毅然放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終身教職，來到日本，似乎並不是為了一塊麵包。馬克瑞教授對待人生的這種態度，令我望塵莫及，由衷地敬佩。
2010年5月5日攝於臺北·政治大學後山某間茶屋。迎面左起：何燕生、馬克瑞、那體慧
舊事歷歷縈繞心頭，令我最為感懷的是我們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期間的來往。記得地震發生的前幾天，葛兆光教授應邀來東京大學舉行學術演講，我也去聽了那次演講。當晚，好友小川隆教授留我在他家住宿，他讓我看了自己為本書日譯本撰寫的長篇《解說》，我則表達了將他剛出版並贈送與我的《語錄的思想史》翻譯為中文的想法，小川隆教授欣然同意。在3月12日與馬克瑞教授的一封信中，我把此次東京之行的情況向他做了介紹，當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先生在信中誠懇地請我將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並風趣地說道：“小川先生好像是負責日文版翻譯的編修工作，以這種身份，他寫了一篇很有價值的序文。他一邊表揚我的書，一邊批評我的觀點，他有不可思議的才能啊！”
收到馬克瑞教授的信後，我感到既驚喜又惶恐不安。驚喜的是，他誇獎我將小川隆教授《語錄的思想史》譯成中文，並且邀請我擔任他自己的書的譯者之職，能夠得到這位世界級學者的信任，無疑是一種莫大的榮譽。然而當時我已經承擔了小川隆教授的《語錄的思想史》的翻譯工作，加上自己的英語水平有限，在時間上恐難得到保證，所以又感到不安。接到信後，我馬上給他回了信，一來對他給予我的信任表達謝意，二來強調在時間上可能要拖延一段時日。先生很快給我回了信，認為我是最理想的譯者人選，並說道：“因為你有作為中國人的漢語能力，同時又通曉日本的禪學研究。如果你能承擔下來，我將終生難忘，會感激你的！” 馬克瑞教授對自己著作的愛護，從學問角度對我的信任，都令我對他更加敬佩，同時也打消了我的顧慮。
正當我準備給他回信，表達我的感激之情，同時正式向他表示願意承擔其大作的翻譯工作時，福島核電站發生了核洩露事故，我不得不離開福島，舉家避難。在之後的一段歲月裡，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對自己的工作和家人充滿擔憂。即使後來局勢趨穩，因為搬家及心理恢復原因，也無法正常地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此時馬克瑞教授已攜夫人離開日本到泰國定居，卻不幸被診斷出癌症。在此後的通信中，我們彼此安慰，卻都沒有心情提及譯事。
始料不及的是，2011年10月23日那天，我同時收到幾位友人的電子郵件，告知馬克瑞教授逝世的消息。當時有如晴天霹靂，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儘管我知道他得的是癌症，但沒有想到死神來得如此之快。當時我正在國內參加“黃梅禪宗文化高峰論壇”，非常巧合的是，此前一天有位來自新加坡的學生在車上向我請教一本英文的禪學著作，接過一看正是此書。在禪宗的發祥地聽到這位禪學大家逝世的噩耗，而且在他逝世的之日，又讓我重溫他的這本大作，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因緣。然而與此同時，愧疚之感也油然而生：迄今未能踐行所應允的翻譯之責，而因此帶來的自責和後悔之情一直持續到今天。
欣喜的是，他的這本收山之作目前已由禪宗史領域內優秀學者譯成中文，並將於近期出版，從而可以告慰馬克瑞教授的在天之靈。我相信這部由國外學者獨立撰寫的、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禪宗史》，將會給漢語學界帶來全新的視角和學術上具有顛覆意義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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