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上帝所爱的
蓄发→薙发→剪辫，简单地说汉人只是经历了一次次发型的改变而已，而不变的是根深蒂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理念。
再有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反感不留余地的强制性措施，尤其是这种措施充满了血腥。
所以不要以为汉人舍不得剪辫子，其实就是留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乱动，不要轻易减损，不要随意改变，说白了就是不习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文盲对这个传统也都非常认可。
如果剪辫运动能够不采取强制措施的话，用不了多久也都会剪掉，因为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不爱留辫子，尤其是学生和曾经留洋的人，甚至某些人早已剪掉，改戴假发辫头套，价格还不便宜，再说了，留发辫确实不方便，百姓慢慢能接受了也就都剪掉了，不过就像薙发易服一样，这个过程太急了，所以同样激起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薙发易服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行为和精神上的压制，这个传统自大金国就有，在我国北部地区也施行过此类政策，当然是强制性的，后来因为大金皇帝也被汉化的挺严重，所以不了了之，后续不谈，转眼就到了后金努尔哈赤时期，都是“金”嘛，有荣耀传承，复兴大金的意思，这个老传统也没有丢下，李成梁养寇自重这么多年给了努尔哈赤宽松成长的环境和机会，再加上李如松被杀害（疑似设伏），努尔哈赤就再也没有可忌惮的人了，没过多久就脱离大明王朝宣布独立。
努尔哈赤的底气不止来自李如松的败亡，还在于他8次亲自进京朝贡之旅的见闻种种，大明王朝制度的腐朽和吏制的腐败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他看来，大明颓势已现，不足为惧。
在努尔哈赤那个时期，薙发易服就是强制性的，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如果不薙发，那就剃头，从脖子下刀那种，请注意，女真人所占据的地区从来都是混居，不是说除了女真人就没有他族人口了，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比如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等，但无论怎样，以建州为例，势力就是努尔哈赤最大，那就要服从他的政令，听从他的安排，所以无论民族，但凡在女真势力范围内的，就都被强制薙发易服了。这当然是出于一种传统的沿袭，其实也是分清敌我的显著标志，他们也没工夫满大街去问到底每个人都服不服。
皇太极继位，分前十后七，先是后金后有大清，无论称呼怎么变，不变的是薙发易服这个规矩，不但没有变，在皇太极对各旗将领的思想灌输下，反而所有增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偶像，大金国的完颜雍，完颜雍就极其反对废止薙发易服，而且觉得汉人的纸醉金迷贪污腐败会带坏女真人，用不了多久女真人就会被同化。
这论述，皇太极深以为然，所以对将领们提出，不但薙发易服的规矩不能破，而且满洲子弟的骑射功夫也不能丢，一是不能忘本，二是满清武力开国，居安思危，这种既有优势不能舍弃。
这项既定政策在满清入关前，一直在被坚决的、不留余地的贯彻着，满清不过百万人口，而他从大明掠夺的人口早已超过他的人口总和，即便这样，薙发易服也从无一人一次例外。
到了满清入关之际，因为李自成的招降诚意不足，其实就是下套让吴三桂去北京送死，如何看出来的呢？刘宗敏追赃助饷，吴三桂的家属被打得光剩捯气了，这么重要的关隘，这么重要的将领，如果你真要招降人家，何以把人家家属打得要死不死的，好在家奴偷跑出北京城给吴三桂送信，吴三桂才知道李自成打得是收兵斩帅的主意，于是拨转马头回到山海关就把唐通打跑了。
当时北京失陷，崇祯殉国，群臣乞降，不会有人再给山海关运送粮饷，坐吃山空的将士们挨着饿可打不过李自成的部队，所以吴三桂在请示直接领导王永吉以后，给多尔衮写了封信，大概意思就是借兵，好处大大的，当时的多尔衮已经快要经由蒙古入关直奔北京了，收到吴三桂的信，几乎走了个直角，马上赶到山海关救命，吴三桂四万人，李自成六万不到的部队，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或者说纯粹就是李自成一方打得不亦乐乎，吴三桂眼看支撑不住了，所以找到多尔衮要求满洲骑兵马上攻打李自成。
多尔衮观战很久了，对李自成的战力表示呵呵，揍他没问题，但是前提条件必须达成，薙发易服，你薙发易服我立刻冲锋陷阵，已经无牌可打的吴三桂只能薙发易服，如果不达成这个条件，多尔衮是绝不会帮助吴三桂的，可见薙发易服的这个形式，对于满洲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论根深蒂固的程度，不比汉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惯性思维低。
就在吴三桂薙发易服后，多尔衮本部不动，仅阿济格和多铎二人的部队，二次冲锋就把李自成的部队打散了。入关以后呢，入驻北京，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
孙之獬建议薙发易服，其实这种说法不大靠谱，文人嘛，你懂的，曹化淳老家养老6年了，还有人说，是他做内应给李自成打开了城门，人言可畏，这话从北京传到南方，又从南方传回北方，所以才有了曹化淳“并信从前史不真”的哀叹。
满清的薙发易服政策不会因为一个汉人的抱怨而起始或停止，换言之，即便孙之獬说过，如果多尔衮不是早已打定主意，怎么会听他一句话就毛毛躁躁的，转天就大兴薙发易服之举呢，他是这么毛躁的人么，恐怕是正好碰到孙之獬这个送上门的背锅侠，充分把握机会而已，“你看，剃发是你们汉人孙之獬说的。”
这托词挺好，多尔衮当然知道汉人的薙发情结，政权未稳正是拉拢稳固人心之时，不想逆势而动，但是不动则前线和后方的将士在硝烟四起的战场难分敌我，所以孙之獬就倒霉了，至于他最后是否真的被全身植发，咱们就不管了，在他身上已经浪费太多字数了。
综上，无论有没有孙之獬，全国范围的薙发易服都会坚决彻底的执行下去，时间早晚而已，至于剃发政策的反复，则是出于抵消一部分抵抗强度的目的。
篇幅的关系，咱们直接跨到康熙年间，在与郑氏集团的谈判过程中，无论谈判对象是郑成功，还是郑经，还是郑克塽，先决条件都是薙发易服，这时间跨度并不很小了，但是这项既定国策还是从来不打折扣，可见满清政府在薙发易服政策方面的决绝。
薙发易服是满清的政策，是满洲族的文化符号，是实现由内而外征服汉人的手段。当时的汉人实在不想剃头咋办呢？逃亡日本、台湾、新加坡甚至更远的，大有人在。而留在故土的汉人怎么办呢？要命的话就只能忍了。
当时汉人的抱怨是什么呢？“哭着说道，我犯了什么罪要给我剃头”，蓄发不单是传统问题，还有一点，古代的刑罚也有薙发之举，汉人们对这些都非常熟悉，突然薙发这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心理上接受不了，他们还是认为只有罪犯才会被这样对待。
以常熟为例，清兵看到没有薙发民众，不打招呼，直接就杀，不但杀了还把头颅割下来邀功，就一个头，将官也分不出是敌是民，底层清兵借机发了大财。到了后来战斗进一步白热化的时候，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薙发吧，怕明军过来，不薙发把当下就活不成，是否薙发彻底成为区分敌我的方式。
满清政权慢慢企稳，而薙发易服的行动更加残酷残忍，多尔衮借顺治玉玺下旨，召集全城的剃头匠集结巡街，身后有清兵跟随，看见没薙发就强制薙发，稍有反抗当场砍死，这是惩罚也是对中原民众的一种赤裸裸的恫吓威逼。
写的不少，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在这种高压强迫下，不会有任何人心甘情愿的薙发易服，这激起了汉民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反抗心理，没人愿意薙发，都是为了保命的无奈之举，他能愿意么？肯定不能，所以明末清初，没人愿意留辫子，只是没有办法。
再劈叉猛跨一步，转眼又到了晚清，无论小儿、少年成年，只要到了国外就会被嘲笑猪尾巴，后来中原地区洋人也越来越多，都把发辫当做中国人未开化的标志之一，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国耻之一，很多留学生挨不住洋人的嘲笑，结果一怒之下剪掉了发辫，但是清廷不干呐，所以这就催生或说助长了一个行业的发展，那就是头套，据说当时的松江府手工最好，但是价格高昂，不过没办法，发辫扔在国外，为了应付清廷还是得买，不能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不需要强迫，从这段时期起，国人中的部分进步人士，已经有了摆脱发辫的意识。后来各种摆脱发辫的言论和借口风行，过去卫生条件不好，普通人的发辫大多脏臭，士兵们冲锋陷阵，这发辫也非常碍事，盘在头上稍有动作就掉下来，所以剪辫的呼声越来越高······
能说汉人不肯剪辫么？连满洲武官都赞成剪辫了，汉人怎么会不舍。
维新派觉得近代工业的机械，不适合留有发辫的人操作，太过危险，卷进去就是一条人命，不剪辫就要千万个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又如何干活呢，而且发辫对军队正常发挥战斗力起到了相反的制约作用，总的来说，影响了富国强兵。而革命党说的更为直白，驱除鞑掳嘛，他们认为，发辫就是满清奴役汉人的标志，一定要消除这种陋习，甚至喊出了欲除满清，必去发辫的口号。
1910年，资政院正式提出剪辫易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支持了剪辫运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薙发”，他们好像少写了一句，满洲权贵除外哈，看来对剪辫运动，他们的内心还是抗拒的，只是没有办法而已。
满清入关，把薙发作为征服的象征，而辛亥革命后，军政府则把剪辫当成革命成功的标志，从军队开始，一直到政务机关，全部剪辫，限时三日，必须达成，杀人刀不至于，不过工作你就别干了，回家歇着去吧，士兵不剪辫，我也不动你，但是兵饷你就放弃吧，不发。
军政方面解决了，然后就是百姓，虽然强制程度比满清的薙发易服差了很远，也没有什么血腥，但是短时间内强制剪辫还是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原因很简单，强逼的，没有思想转变过程，三天，武汉全城都“焕然一新”，但是抱怨的人也不少，但是这种抱怨情绪和忿恨满清的情绪相比，云泥之别，没有可比性，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留恋清廷统治，除了少数遗老也没几个人执意留辫。
汉人有没有特例执意留辫或者剪辫较晚的呢？有，原因就一个字“丑”，其实哪里是丑，只是看了几十年辫子突然没了，感觉不习惯。
还有就是担心满清复兴，到时候会不会又挥刀杀人，出于这种恐惧，某些人延后了剪辫行动。
古今通史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不要把特例当成普遍。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的终究，大部分人都剪了辫子，所谓“不肯剪辨”这种事并没有大范围出现。
为什么大部分汉人都剪了辫子呢？
这是因为剪辫政策有民国政府在推动。
就像清朝初年，剃发留辫的政策是由朝廷力挺一样，现在剪辫子也是有国家力量在背后使劲儿。
换言之，这种强制性的政策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颁布了《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要求中国各省的都督们执行剪辫令：
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
由此可见，不剪辫子在当时是违法的，要受惩罚的，根本由不得你决定留不留辫子。
当然，在小范围内，确实也有一些人不剪辫子，只是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例如，王国维、辜鸿铭就没有剪辫子。但是，王国维、辜鸿铭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文化名流，怎么会有人敢难为他们？
再比如是张勋，但是张勋控制着辫子军，手上有一些军权，也不会有人难为他。
除了这些特例外，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都要被迫剪辫子。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普通人没有剪辫子，但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那些偏远山村，也就是国家力量没有深入的那些地带，人们过着隔绝于外的生活，所以有滞后性。
HuiNanHistory
皇帝没了，谁最伤心？太监最伤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中国古代一直是蓄发的。
直到清朝入关，取得天下，才强迫所有人去发。
满族人是马背上上的民族，快马长弓，精于骑射。被征服的汉人只能屈服。
怀着对旧有社会习惯的认同，对满族统治的抵抗，反对去发是一个标志。
但是经过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康乾盛世，安居乐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依附于这个统治阶级。自然就去维护他。
当蓄发一辈子的人，被革命的浪潮席卷，被要求剪辫子，心里一时难以接受。
但终究是接受了。
观史阅人
清朝代替明朝之后，本来汉人的服饰和装扮不用更换的。1644年多尔衮命令“剃发易服”，这事在汉人群体中的意见非常大，推行的也比较缓慢，于是公开废除了“剃发令”。汉人儒家思想教育体系中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改动自己的服饰和头发样式的，这种思想深入民间，而士大夫、地主阶层在民间具有道德管理的责任，他们抵制清朝的“剃发易服”命令。多尔衮的政令受到严重的阻碍，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强制推行。
此时，明朝投降清朝的一个官员孙之獬表现积极，将自己的头发剃了，改穿满人的服装，算是按照多尔衮的政治命令“剃发易服”了。孙之獬的行为得到多尔衮的赏识，但是上朝的时候，多尔衮发现孙之獬的地位非常尴尬。当时清朝政府的官员是按照满汉分列的，满人官员在一列，汉人官员在一列，孙之獬“剃发易服”之后，满人官员不肯和他站在一块，汉人官员也不愿意和他站一块。
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多尔衮发现了满汉之间的重大分歧，将来清朝统一国家之后如何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是一个大问题。简单的一个“剃发易服”，表现为民族割裂，上层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底下的汉人老百姓的心里如何想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清朝的统一安定也是一个大问题，必须通过剃发易服这一手段统一上下思想。（清朝初年“剃发易服”强制推行，时间非常紧迫，远的地方10日内完成，近的地方7日完成。各地地方官员又擅自改短剃发完成的日期，从中牟利，激起民变和起义）
“剃发易服”法令为何江南地区出现激烈的反抗。
多尔衮于1644年发布“剃发令”，第二年发布“易服令”，全部汉人按照满人的服饰和发型。无非是通过这一手段完成三个清朝的既定目标：第一，满化汉人；第二，改变汉人的风俗习惯；第三，归顺清朝的标志。一旦发现在满人统治区内仍然穿着汉服和汉人发型视为反叛者予以处死。
“剃发易服”强制推行，引起各地的激烈反抗，著名的事件有“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这是有组织的民间抵抗“剃发易服”令的激烈抗争。（江阴八十一日图）
在这一推行新政策之中，汉人大多数老百姓是盲从的，都为明朝的一些士大夫阶层和地主阶层所操控，他们抵制“剃发易服”，鼓动很多百姓跟随，随之酿成了接连的屠城事件。同时清朝政府统治者也在各地强制推行这一政令，很多无辜的百姓被屠杀。
仔细分析来看，明朝遗留的士大夫阶层利用百姓阻碍推行政令，将众多的老百姓送上了不归路；而清政府也是用杀戮证明自己的政权的不可抗争性，不听命令就要被处斩，处斩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元朝张养浩曾经做过一篇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普通老百姓成了王朝更替中牺牲最大的群体，他们在懵懵懂懂中就被利用和杀害了很多。
规模性的杀戮果然有震慑的效果，剃发易服令在杀戮中确立了，清朝统一的合法性也在老百姓的恐惧中树立起来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剪掉辫子，西方报纸报道用图）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为何还有很多人不肯剪掉辫子？
中国古代王朝一直以来推行的是“愚民政策”，下层的老百姓不让知道太多的国家大事以及国家政策，根本也不能参政议政。如此的老百姓非常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管理，但也非常容易被宗教等所利用，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不断，就是“愚民政策”的恶果，很多老百姓因为生活无所依靠，求之于宗教，进而进行反抗起义。
中国的老百姓一旦衣食上还能过得去的话，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进行起义的。1912年，清朝溥仪皇帝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成立这一消息对很多老百姓来说没有多少影响力，也就是改朝换代换了新的统治者而已。
经过260多年的风俗改变，满人服饰和发型早就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正常习惯，改朝换代也没有法令强制推行，因此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很多人仍然保留着辫子。中华民国也推行了“剪辫令”和易服法令，规定了很多细节，中西合璧了很多中国正统服装，虽然辛亥革命革命不彻底，但剪辫易服令推行的有声有色。“剪辫子”一般集中在县城、城镇以上地点进行，开始时还有奖励，后来根本没有奖励，抓住留辫子的人就强行剪掉，一段时间之后，这一运动的急迫性解除，并没有彻底把百姓的辫子剪掉。（民国政府强制剪掉辫子图，大都在县城以上地方开展，基层地方没有多少涉及）
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都留着辫子，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还有很多遗留。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军阀混战，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清朝皇帝一旦复辟，老百姓的脑袋没有了辫子，说不定哪天就成了统治者祭旗的牺牲品，况且中华民国对剪辫子并没有明令说不剪辫子就杀头，文明已经进步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对王朝更替没兴趣，他们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饱，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这才是大事。民国初年，中国很多老百姓住的比较偏远，也很少到县城、城镇之上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消息闭塞，一切等确定了再剪掉辫子不迟，不能冒杀头的危险。
鲁迅在1920年8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著作《风波》中围绕“剪辫子”一事，描述了普通老百姓的心理活动和社会活动，时间背景为1917年前后，这期间溥仪曾经复辟12天。（梅兰芳于1912年6月15日剪掉辫子，留影）
七斤是浙东乡下一个靠渡船为生的一个农民，他的辫子因为经常进城被官府的人员剪掉了，而乡下的赵老板却留着辫子，一心想着复辟，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一些特权，事情围绕张勋复辟，溥仪重新登基前后为历史背景。愚昧的普通老百姓担心清朝皇帝做了龙庭，要是没有辫子可能要杀头的，而七斤在镇子上听说了复辟的事情也闷闷不乐，总是要担心没了辫子像是丢了什么一样。幸亏张勋复辟败的快，七斤也因此心中的疙瘩也解开了。
其实老百姓担心的不是剪辫子，而是担心基层的那些官员假借“辫子”这个事对自己进行敲诈，轻则要老百姓掏些钱破财免灾，重则掉了脑袋，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有一杆秤的。假如溥仪真的复辟成功了，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的脑袋搬家，多少老百姓被迫破财免灾，老百姓心里有顾虑啊。（溥仪也在老师庄士敦（箭头所指）的建议下带头剪掉了辫子）
时代在进步，溥仪应该是民国剪辫子运动中最大的钉子户，而民国政府也没有强制执行，而溥仪在外籍教师庄士敦的支持下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穿越再现彼岸
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诸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的理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
尤其在士大夫那个阶层看来，头发跟性命和尊严是等同的，甚至割发都可以代替砍头。还有更直观的，就是，无论“金钱鼠尾”还是后来演化成的“阴阳头”，简直都堪称“丑拒”。
因此，清初的强制“剃发令”在全国推广过程中，自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甚至一些本来已经归顺的地区，比如山东、江南一带，人民又陆续又开始进行了自发的武装抵抗。关于抵制"剃发“的惨烈情形，最著名的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中，扬州人民死亡在80万之上，嘉定20万人左右。
不过，清朝统治者还是很有心机的，暴力镇压以后，清朝马上开科取士，而且还扩招，学着汉族统治者的样子，高调去山东祭孔子，处处强调儒家思想的“家天下”、“忠君”和“绝对服从”的理念。结果，江南知识分子忙着背书应考，就不再折腾了。
这些读书人被统治者成功“感召”后，利用话语权的优势，有意无意之间，都起到了不断增强清朝统治者合法性和所谓的“异族装扮”合理性的作用。进而，普通的汉人们也逐渐看开了——不就是改朝换代嘛，给老朱家交税，或者给爱新觉罗家交税的区别而已。头发剃成这样，好洗好干，干活不挡视线，抓虱子啥的也方便。
于是，丑陋的小辫子就逐渐被接受了。
一晃到了20世纪，民国初立，二百多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硝烟早已经散尽。然而，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停仍滞不前，甚至还在倒退，竟不如260年前的明末。他们仅仅把辛亥革命当成了改朝换代，即所谓的“民无民主之意识”，更难以把辫子赋予什么民族特质或者某种政治理念。
这点，不得不承认，这跟咱们的国民族国家形成相对较晚有关。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认同，是在20世纪早期，国家面临灭亡，被列强肢解的危急形势下，才产生、发展起来的。
那之前的几千年，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受儒家思想“家天下”的影响，中国普遍没有明确的“民族主义”，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际领土边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和国家的概念。甚至，包括“中国”这个词，虽然很早出现，但只是代表地理方向，并未出现当今的含义。
这导致，辛亥革命以后，不少汉人老百姓只是愚蒙的以为是反清复明了，或者认为“共和国”就是像“大清”、“大明”一样，只是另一个王朝的称号，领导人上台执政就是“做龙庭”。
因而，这些懵懵懂懂的老百姓，并不理解什么叫“革命”，什么是“民主”。那么，辫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天经地义，甚至成了一种安全感的象征。在他们眼中，剪掉辫子的人才是样貌怪异的那一个。此外，还有不少人担心，一旦“大清国”又回来了，自己容易被“清算”.......
然而，除了愚蒙的普通百姓，很多读书人也对“辫子”的有着强烈认同感。
比如，辛亥革命后，还留有三条意味深长的大辫子。
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梦——张勋；
一条七抹八拐缠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最终结结实实地系上了个死结——王国维；
还有一条则是一根牢实的绳索，牵扯两头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辜鸿铭。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1927年，竟然选择在颐和园中的昆明自沉辞世。他老人家具体哪里想不开，至今众说纷纭，尚不得定论。
辜鸿铭（1857-1928）。著名学者和翻译家，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善于演说、辩论，一生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他广受西方学界尊重，源于他偏爱同洋人"较劲"——提倡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在中国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据说，当年，在北京，听辜鸿铭的演讲比看国民偶像梅兰芳的戏还贵。
咱们重点看看辜鸿铭。
这位出生在南洋，中、英、葡萄牙混血，有着灰蓝色的眼睛，立体的五官，在欧洲游学十几年，受了正规西式教育的混血华侨，竟然对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的一切，不分良莠的爱到了骨髓里，近乎痴迷的捍卫孔孟之道——从典章制度、哲学艺术，甚至是一夫多妻制、前清的马褂长辫、男人的长指甲、女人畸形的小脚，臭乎乎的裹脚布.......举手投足间都是一股子“不疯魔不成活”的非主流文人风格。
（纯中式打扮，一副西洋人面孔的辜鸿铭和他的一妻一妾）
每议论到纳妾，他就眉飞色舞。想必大家都听过辜鸿铭的“杯壶论”——“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
还有电影《建党伟业》里面重现的那个情节。
辜鸿铭在北大当教授时，他老人家高鼻深目碧眼的洋人相貌，竟然搭配一身皱巴巴的马褂，油腻的瓜皮帽子下露出一撮黄毛小辫（辜鸿铭的母亲是金发碧眼）。这副形象，经常遭到北大的青年学生的嘲笑。一次，老先生叼着烟斗在哗然声中上台，众人纷纷议论“北大英文教授，居然留着清朝遗老的辫子。”
辜鸿铭坦然回应道:“老夫的辫子长在头上，诸君的辫子却长在心里。”
显然，以上这三条大辫子，并非在哗众取宠，有意争当“网红”来博人眼球，而是他们各自独特的理想和境界使然。
大学军事理论教师
从“剃发留辫”到“不肯剪辫”，前后相距268年。这两百多年的时间，足够让国人忘记一切。再多的愤怒与不情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民国初期有人不愿剪辫，这其实就是一种遗忘与习惯。习惯到什么程度？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汉人，竟然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祖先固有的习俗加以维护。
遗忘到什么程度？民初的不少满人，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祖先曾强迫国人剃发留辫那段历史，反而认为这就本是汉人的习俗，他们用割辫子来抗议革命。
在数百年的发展中，没有人去刻意加深这种记忆，更没有人去代代传承那段历史。以至于到“剪辫令”下达后，所有人都是蒙圈的状态，为何要剪辫子？
于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固有认识，在二百多年后再次被搬出来，用以保留头上的那根辫子。很少有人能记得，二百年前的先人们也曾使用过。
时间回到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曾颁布“剃发令”，在第二年再次颁布该法令。要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了不少历史血案。
在一番痛苦挣扎后，汉人被迫蓄起了辫子，头上也没有辫子，已经成为衡量汉人是否接受统治的标志。于是，“金钱鼠尾辫”开始成为国人的最新发型。
两百多年间，“金钱鼠尾辫”一直在变粗，头顶的法底一直在变大。对于辫子发型，国人们经历了由最初的抗拒到被迫的接受，再到适应，然后到麻木。
最后到不将留辫看作蛮夷之习俗，而将其认为是自己祖先的固有习俗。鸦片战争时，洋人要剪掉俘虏士兵的辫子，士兵撂下狠话，若要剪辫子，先砍头。
从这时起，这种留辫发型开始让洋人鄙夷与不解。最初提出剪辫子的是太平天国，他们采取的也是强硬手段。但随着太平天国的没落，辫子再次留起来。
在太平天国颁布的谕令中，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的要求，还向人们解释祖宗并非胡种，应当蓄须留发。这是清代唯一的历史普及课。
鸦片战争后，出国务工与留洋的国人增多，眼界大开后有人偷偷剪辫，但只是一些极个别现象。十九世纪末，海外华人提出剪辫倡议，但国内并无回应。
国内提出剪辫倡议的则是康有为，但光绪并未接受倡议。庚子国变后，留学国外的学子开始剪辫，各地租界也有人跟随。北洋新军建立后，也开始剪辫。
1907年，针对剪辫之风，清政府下令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1911年底，袁世凯剪掉了辫子，同时清廷下旨允许剪辫。这时剪辫的目的，只是为革除陋习。
民国成立后，实行强制剪辫法令，大部分人响应号召，但也有顽固分子不愿剪辫，此时的留辫发型早已深入人心。“剪发令”却遭到了守旧之人的抵抗。
尤其是在民智未开的乡下，百姓认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极力抵抗剪辫。在各大城市也相继出现一些为剪辫而发生的流血事件，这些文人书中都有记载。
两年后，剪辫之风才逐渐兴起，绝大多数国民已剪掉辫子，但还是有人抵抗。以至于在张勋复辟时，北京城的假辫子卖到脱销，辫子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1927年，据当时报纸统计，北京城还有四千条未剪的辫子。同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带着自己的辫子投湖自杀。可见，剪辫子并非一蹴而就，推进很艰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对“剃发易服”的这段历史有意淡忘，二是国人对剃发历史的遗忘与对留辫的适应。
长达268年的时间，足够让国人淡忘一切，适应一切。
野史也是史
清朝是一个域外民族建立的国度，它们的民族习惯与风俗和我们关内汉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之人自古就是蓄发戴冠，而东北地区女真人则是喜欢结辫子，二个民族以前一直相安无事，可是后来清朝皇帝入关中国之后强行改变了中国之人的习俗，以结辫代替蓄发。
改正朔，易服色从来都是一个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必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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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秦始皇开创统一的封建帝国开始，就在无形之中确立了按照五行交替来确立王朝归属的传统。
- 秦朝自称是兴于水，所以整个秦朝都是把黑色作为最尊贵的颜色，就连秦皇帝的龙袍都是采用的玄黑色制服，民间百姓和军队服装也是以黑色铠甲和布帛衣裳为主，但是到了汉朝的时候，因为新旧更始，汉朝采用了和秦朝不一样的服色，他们尊从火德，龙袍玄黑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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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历史传统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出现断代的情况，相反的是越发的兴盛和备受推崇。到清朝初步取代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以他们民族为主的正朔服色，他们认为明朝主火德，便取国号为清，水德克火。
- 但是可怕的是清朝不仅仅改变了国号，还实行了剃发易服的政策，历法的话采用的是顺治历，后面全国统一之后采取更加稳定的时宪历。这些都没什么，是一个新朝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改汉人束发为结辫是万千汉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千百年的习惯不是一道行政命令所能否定的。
清初的不肯蓄辫到民初的不肯剪辫反应的是风俗习惯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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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的大家硬是要从一个人的服装发式来区别文化归属与否的话是没有结果的。
- 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可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血缘亲近关系到后面的地域归属，到明朝的时候已经开始用服装发式来区别蛮夷和中夏了，但是这些反应的都不是本质，本质问题是汉人发式流传千年具有不可改变的稳定性才是广大人民坚持不剃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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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哪里懂得那么多的大道理，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是束发，穿着汉服，所以不能改变，这些汉服和束发在原始社会也是没有的，它也是经历时间的沉积才固定下来，因为时间一久就成为了大家的习惯，而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 所以清朝统治者想要用他们的满族习惯来取代汉人习惯必定是要受到巨大的阻力的，这种习惯的改变和推行都是使用武力的，文化上面，满族是争不过汉族的，所以只有采取武力镇压让汉人害怕，只有害怕才会让他们改变。
剃发易服的二百年历史是二个民族习惯之间的反复较量与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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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剃发易服作用不大，反而使得满汉二个民族的矛盾越来越大，这种矛盾下面引起的战争就有南明的抵抗和三藩之乱。
- 早期剃发易服遭到了江南人民的剧烈反抗，以至于在康熙时期不得不停止这项政策的推行，只是让军队，官员这些人穿戴满族习惯下的服装和发型。 而民间则是满汉夹杂的情况，有人满服束发，也有人汉服结辫，还有人全套汉服束发，总之一派文化交融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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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自发的改变自己的习惯，朝廷权威的不断确立，让老百姓在乾隆时期开始抛弃自己的汉族习惯，他们认为朝廷的满族习惯才是正统。
-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的剃发易服，不是从自己开始就是从自己的子孙辈开始，所以到清末的时候，大家看见的全是辫子头。
民国建立以后不愿剪辫子和清初一样，只是不愿意改变确定已久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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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当时革命军的不稳定性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担心剪辫子以后被清政府清算，所以不愿剪辫，但是后面革命形势稳定以后，全国大部分的人都还不愿剪辫子就说不过去了。
- 辛亥革命以后，因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原因，再加上后面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使得老百姓以为清朝又要回来，所以很多人根本是不敢剪辫子，这一点无可厚非。
- 但是到后面民国真正稳固以后，你都会发现，真正剪辫子的只是大城市的人，农村的广大人口还是坚持留着辫子，他们没有像许多专家说的那样，怀念清朝，他们不剪辫子只是在坚持自己祖祖辈辈的习惯而已。
如今，发型服式已经不是区分中国人的标志了，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和归属感才是根本，那个时代老百姓对于不愿剃发和不愿剪辫的自我否定与前后矛盾也没有错，他们坚持的都只是自己认知范围的习惯而已。
无根树花正孤
汉人是有自己的着装的，主要突出在宽袖、肥胖，扎起的发髻。关外的女真前面剃光头，后面留长辫子，穿着旗袍样式。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下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逼汉人剃头易服留长辫。
由于汉人宁死不屈，杀戮过多，最终多尔衮与各方势力在绍兴达成了协议，汉人男性剃发易服，女性仍可保持汉人的服饰，史称绍兴协议。清朝享国200多年，剃发易服之后标志着汉人接受了满清政权，两百多年的时间是很长的，全国各民族得到了大融合。
满清入主中原后，主动进行了汉化，清朝的体制完全效仿明朝。到了清朝晚期，满族人与汉人己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汉话、写汉字，学习儒家文化，效仿汉族礼仪。晚清时期，无论满人还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都认为这辫子就是祖宗传下来的。因为他们的父亲、爷爷、太爷爷、再往上的祖先们，都是留着辫子，没有辫子就意味着大逆不道。
所以到了民国之后，政府要求剪辫子，很多人死活不愿意剪，这也是情理之中。
项城资讯
很好理解，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成风俗，如果现在突然出来几个人自称gemin党，让你留发蓄须，或者极端一点，剃光头或者染个红头发，你愿意不愿意？我相信100人里肯定有99个人都不愿意，剩下1个那肯定是脑子不好的。
中国古代百姓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道德伦理贵在忠孝，因此古代的百姓们都是不剪发的，虽然在不同时期在发髻面额上都略有不同，但是大致还都是保持着不剪发的传统习俗，到了清代，满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习俗，强迫内地汉人要遵从满族习俗，因此强推了剃发政策，中国千年以来不剪发的习俗被打破，尤其是剪发与传统教育是相违背的，因此明末清初很多的百姓对于剃发蓄辫是抵制的态度，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几代人的过度，这种剃发蓄辫的风格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习惯成自然，周围都是这样的发型，大家就认为这样的发型没有多大的问题，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问题上，也委曲求全，转而折中，慢慢的剃发面积越来越少，蓄辫程度越来越粗，清朝政府也被儒家文化渗透，只要别太过分，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过了两百多年。
然后突然冒出来一个gemin党，告诉大家剪辫革命，光大百姓自然是一脸懵逼，剪辫不仅再次强制光大群众百姓更改习惯，更重要的是又再次与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相违背，自然很多百姓都不愿意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说不定未来有一天，出现个了秃顶大魔王，要求我们都要剃光头，那怎么办？你抵制不抵制呀？
曹老师xixi
其实，不仅仅是汉人，全世界各民族都有类似的经历。哪怕是点滴的进步，往往都必须经历一个，从保守到觉醒到改变的漫长的过程。
封建时代的家天下，尤其讲究改弦易辙，特别是易服色。
在欧洲，一个家族的飞黄腾达的标志，是这个家族的纹章。可以说，一面独特的旗帜，一枚与众不同的纹章，就代表了一个封建领主，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封建国家。
在中国，一旦遇到改朝换代，城头也必须更换大王旗。由于笃信阴阳五行理论，为了彰显自己的正当性，新朝往往会对服色进行大的改换。比如，秦为水德，尚黑；汉为土德，尚黄。
同样的，清代的统治者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臣民的服装以及打扮，提出了带有明显满族风格的新的要求，比如，男人留辫子，就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所以，明朝降臣孙之獬，向新主子献上剃发易服的投名状，并不是偶然的。
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即使没有孙之獬，也会出现王之獬或者张之獬之流。可以说，满清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必会走到剃发易服这一步的。
一臣不事二主。2000年来，儒家一贯倡导的忠君思想，强调一臣不事二主。清兴明亡之际，对旧朝的臣子来讲，无疑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与前明遗臣钱谦益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的反映。
很多时候，辞旧迎新并不那么容易。弱女子柳如是的选择是，南下追寻南明抗清的队伍；大才子钱谦益的选择是，北上投靠新朝廷。
单论气节，柳如是肯定是碾压钱谦益了。不过，当时的大多数人就如同钱谦益一般，选择了随波逐流。在满清朝廷的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之下，普通老百姓也只好如此了。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满清末年之后，人们又面临着新的艰难的抉择。推翻满清，迎来民国，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新旧观念的殊死的搏斗。
黄龙旗被青天白日满地红取代了，中山装也取代了长袍马褂。此时，男人脑袋后面的那条“猪尾巴”就成为了累赘，看来是非割掉不可了。
割还是不割，又是一次心灵的交战。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次的社会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保守，不仅仅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同样，变革，也不仅仅代表着光明和未来。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保守与变革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只有与时俱进，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叹息中华民族几百年来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那时的老百姓的保守和愚忠。可以肯定的是，抛弃陈腐的旧的思想，学习先进的新的观念，才是面向未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让我们扪心自问，脑袋上的辫子早已经割掉了，心中的辫子，是否也已经割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