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曾做勵學篇闡述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些話令多少讀書人迷醉，十年寒窗，只為東華門唱名。時至今日，許多人都認為宋朝是“知識分子”的好時代，因為它善待讀書人，不殺士大夫……事實上也正是這些優待催生出了帝制時代空前絕後的鼎盛文名，湧現出一大批思想家、文學家。其中尤以蘇軾最具代表性，宋仁宗和韓琦都曾給予其極高的評價，認為他是宰相之才，將來必定成為匡扶社稷的棟樑。如果蘇軾的人生軌跡按照皇帝和宰執們的期望發展，這勢必將為文名盛世添上濃墨重彩的註腳。可惜歷史沒有假設，蘇軾非但沒能一展抱負，反而屢遭謫貶，流落天涯。
如此問題就產生了，為什麼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好時代，“文星曠世”的蘇軾反而成了不合時宜的存在？很多人會將原因歸結於他性格的不合時宜，但這就是事實的全部嗎？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在重新審視蘇軾的同時也細看那個時代，北宋真是“知識分子”的好時代嗎？
一個不畏強權、不惟朋黨且有良知的讀書人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年輕的蘇軾在鳳翔府任官滿三年，按制磨堪轉官為殿中丞，從皇帝到宰執都對他寄予厚望，但厄運接踵而至，髮妻與父親先後離世，他不得不暫且離開京師，回蜀守喪。
直到三年後的二月，蘇軾正式除喪返京，開封已經風雲突變，英宗皇帝駕崩，神宗繼位，王安石拜參知政事。一場變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就像當年的春風，即將吹遍神州大地。躊躇滿志的蘇軾應該很難想象，這場春風的初衷雖然是富國強兵，但卻遭到了一眾士大夫的堅決抵制。
早在仁宗時期，范仲淹的變法就因為黨爭出現而不了了之。年輕的宋神宗顯然比祖父更具決心，克服重重阻力，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政。於是，變法派與守舊派必然因為新法而矛盾激化。
蘇軾畫像
蘇軾在熙豐時期堅定的反對新法，卻又在元祐時期轉而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這種前後矛盾的行為，看起來是不合時宜的性格所致，可我們只要稍加了解支持其政治立場的動機，就會發現，這恰恰證明了他是一個不畏強權、不惟朋黨且有良知的讀書人。
實際上，與很多舊黨為了反對新法而反對不同，蘇軾的反對往往落在實處。他所針對的，多是那些折騰百姓、與民爭利的新法。
如僱役法，以錢代役的做法雖然可以充實國庫，有效增加財政收入，但助役錢、免役錢、免役寬剩錢等名目過甚，再者政策制定倉促，具體執行標準因此而難以統一，這就導致了地方胥吏在執行時經常重複徵收。
即成“兩稅之外，別出科名”的“勞民”、“害民”之法。
又如
“均輸法”，與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用以斂財的“徙貴就賤”之法如出一轍。所謂徙貴就賤，就是官府在受災歉收的高物價地區折價徵收錢幣，到豐收低物價地區採買糧食，以賺取鉅額差價。這種創收方式，今天被我們稱為“投機倒把”，與民爭利過甚。蘇軾在上書中明言反對此類新法，顯然是出於愛民與公心。能夠在新黨的報復和反擊中頂住壓力，坦然面對逆境，堅守底線，不畏強權，這也是新、舊兩黨中士大夫普遍具備的優良品質。
直到元祐年間，舊黨上臺，蘇軾並沒有因為自身的得勢，而忘卻堅守底線。當司馬光提出盡廢新法時，他這個舊黨中人立即站出來，竟“不合時宜”的加以反對。
對此，蘇軾還明確指出，新法雖有“僱役法”“均輸法”這樣的“弊法”，但同樣也有於國於民有利的“益法”。所以，為政者應該去弊存益
，而不是盡數廢掉。
司馬光畫像
司馬光等舊黨中堅對蘇軾有援手之恩，他最終還是選擇堅守良知，不顧情面的據理力爭，這在黨爭激烈的大背景下，自然很不合時宜。
所以，今天的我們在評價蘇軾時，可以認為他不是個遊刃有餘的“官僚”，但卻是“不畏強權、不惟朋黨且有良知的讀書人”
“黨爭”之禍，自宋初開始就已經初見端倪，名臣如寇準、范仲淹無一能夠倖免其中。而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黨禍”中，除了各派你死我活的鬥爭，還有在“守道”與“附勢”中掙扎的讀書人。
“守道”與“附勢”中掙扎的讀書人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人生低谷時，友人梅堯臣曾作詩，規勸其學做報喜鳥，而少報凶訊，避免“招唾罵於里閭”。
范仲淹如是回應：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這既是范仲淹表明心跡，同時也佐證了讀書人在“守道”與“附勢”中掙扎之艱難。到了北宋時期，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立於道，忠於義”的價值觀。如果宋廷能夠在寬鬆和諧的政治氛圍中持續發展，堅守這種價值觀將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范仲淹塑像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北宋的政治氛圍在鬥爭中愈加敗壞，黨派間的攻訐也逐漸演變為“為了支持而支持，為了反對而反對”這種罔顧道義，你死我活的無腦紛爭。
而有宋一代的讀書人往往倡導積極入世，一旦進入仕途，勢必要面對愈演愈烈的政治漩渦。在這種情況下，若想“守道”，也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蘇軾就在守道中差點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元豐二年，蘇軾知湖州，在上書朝廷的謝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等語，新黨便藉此發揮，進行彈劾，並於當年七月底將其鎖拿進京。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烏臺詩案”。在其後議罪時，神宗一度因是否殺掉蘇軾而舉棋不定。其時，謫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
“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正是這舉足輕重的一句話，避免了北宋殺士的先河。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的蘇軾並沒有因此而嚇破膽，依舊保持著他的良知，在“守道”中堅持己見。也因為此，他才會在元祐年間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不顧及司馬光曾在“烏臺詩案”中施以援手的情面。
當宋哲宗親政以後，舊黨悉數遭到清洗，蘇軾不可避免的牽涉其中，再遭貶謫。
宋哲宗畫像
實際上，黨爭激化時，在“守道”中掙扎的讀書人遠不止蘇軾一人。
熙寧三年，山陰知縣陳舜俞因不奉青苗法遭謫貶，甚至在謝表中仍舊不顧後果，堅持己見。
“若乃懷異議而奉行,張空文而佈告,諷止民利,欺周朝廷,人或有然,臣則不敢”
限於篇幅有限，本文並不過多討論新法是非，新法中固然有於國於民有利的有益之法，也如前文所述，有許多“勞民”、“害民”的弊端。所以，陳舜俞的立場傾向於舊黨，與蘇軾一樣，根源在於愛民的“公心”。
《宋史·范仲淹傳》中記載，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在這種“正道直行”風範的引領下，士人“守道”雖然要經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卻更激起了他們的勇氣和決心，在痛苦中多了一分難以磨滅的榮耀。
一如呂陶詩中所言：
“壯心摧更激,高節困尤堅。”當然，北宋士人中，既有“守道”者，就必有“附勢”者，而成就“附勢”者的，恰恰是宋朝皇帝。
“黃金屋”和“顏如玉”成就的究竟是誰？
宋朝皇帝一直以“黃金屋”和“顏如玉”鼓勵臣民讀書入仕，而在古代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中，“利”和“義”往往是相互對立的，如“重利而輕義”此類說法不一而是。當皇帝一面以“利”誘人讀書入仕，一面又倡導“忠義”時，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就為“附勢”者提供了優良的滋生土壤，
宋末宰相蔡京就是“附勢”集大成者。
熙寧三年，蔡京進士及第，彼時正是變法初期，新黨當政，這位日後的大宋宰相自然而然的加入了新黨。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確有宰相之才，也是新舊兩黨都曾看重的人物。
之所以說蔡京是“附勢”集大成者，最典型的一件事便是他在“差役法”和“僱役法”兩者間的首鼠兩端。 當新黨得勢時，朝廷議定役法，蔡京堅定的支持時任宰相章惇，推行“僱役法”。當舊黨得勢，司馬光盡廢新法，恢復差役法，限期五日，又是蔡京率先改易，如約推行“差役法”。
即便如此，蔡京還是沒能擺脫被舊黨清洗的命運，被貶地方。直到徽宗即位，他才重新被啟用，並對舊党進行了最後一次清算，立“元祐黨籍碑”，將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等三百零九人打為奸黨，刻於石碑之上。
蔡京畫像
今天的我們與其稱蔡京為奸臣，倒不如將他歸於“知識型官僚”一類。這是一群以自身利益決定立場的讀書人，“附勢”便是他們立身的根本。
宋朝皇帝以利誘臣民讀書入仕來穩固江山，但泥沙俱下，最終成就的卻是蔡京這種適應能力極強的“知識型官僚”。當宰執不再以國家為念，只憑一己私利而任意改弦更張，豈非事與願違？
帝制王朝的彀中之物，“知識型官僚”永遠無法擺脫人格上的從屬地位
唐太宗曾偷偷到端門，見到新科進士魚貫而出時，曾不無得意的說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看起來這是網羅天下才俊後的志得意滿，但“入吾彀中”此語從一代聖君口中說出來，總讓人感覺透著說不清的彆扭。說到底，“才俊”們盡入帝王彀中，並非僅僅指代身在彀中，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將徹底為王朝歌功頌德而服務。
換言之，所謂讀書入仕，帝王聖君們希望讀書人最終只成為帝制王朝統治天下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常常指手畫腳的有良知的讀書人。按照這種規劃，在科舉制積極推動下，大批量產出的只能是“知識型官僚”。
而北宋讀書人同樣面臨這種窘境，他們一方面積極入世，一方面又在向“知識型官僚”轉型的同時，經受良知的拷問。這也是他們在“守道”與“附勢”中艱難掙扎的肇因之一。
回到最初的話題，北宋究竟是否我們口中“知識分子”的好時代？我覺得有必要先弄清楚究竟什麼才是知識分子。
受西方人影響，我們將知識分子從知識階層（腦力勞動者）中區分出來，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這與宋真宗的勵學篇風馬牛不相及，很難想象一個孜孜追求東華門唱名的讀書人，會具有批判精神，更遑論獨立思考的能力了。可即便如此，北宋一代仍舊產生了范仲淹、蘇軾這樣有良知的讀書人，他們堪稱北宋“知識分子”的典範。
但能夠堅守底線和良知的讀書人畢竟只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為了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而甘心入帝制王朝彀中，成為一名合格的知識型官僚，卻永遠無法擺脫人格上的附庸地位，
所以，我們只能說，北宋是知識型官僚的好時代，並非知識分子的好時代。
閱讀更多 五酒煮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