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见证北京千年沧桑史,撑起宣南文化半边天

李敖先生写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以北京法源寺为背景,描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仁人志士为民族振兴所做的努力与牺牲。李敖对这本书非常得意,自我评价说:

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这本书引进内地出版时,书商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为噱头进行炒作,在炒红这部小说的同时,也让北京法源寺声名大增,引来大量游客寻幽探古。

很多人以为是李敖带火了法源寺。其实无需小说炒作,法源寺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积淀丰富、历史源远流长的建筑,其在佛学界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就设立在这里。法源寺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卓尔不凡。明清以来,围绕着法源寺形成了体现北京地域特色的“宣南文化”。因此有人说:“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这样说,是否夸大其词呢?

北京法源寺:见证北京千年沧桑史,撑起宣南文化半边天

法源寺山门

一、法源寺“四绝”:佛像、古籍、碑刻、古木

北京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占地面积为6700平方米。六进院落,坐北朝南,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体建筑多为明建清修,整体采用中轴对称格局,在230米长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分布着山门、天王殿(韦驮殿)、大雄宝殿、悯忠阁(又名观音阁、念佛台)、毗卢殿(又名净业堂)、观音殿(又名大悲坛)、藏经楼等建筑。东西两侧,还有廊庑、庭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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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敖书中所写时代,法源寺是个寒酸没落的寺院。今天,法源寺作为全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已成为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因技术所限,绝大多数都深藏闺中。但展示出来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笔者将法源寺的珍宝归结为四类,姑且称之为“四绝”。

第一绝:珍贵的佛教造像

法源寺保存了大量的佛教雕像。其来源,一部分是供奉在主体建筑内的佛教造像,另一部分来自社会征集与调拨。

法源寺供奉的佛像,主要是明清两代建造的,本身都是珍贵文物。如天王殿内的明朝布袋和尚铜像、韦驮坐像,大雄宝殿的“华严三圣”像、十八罗汉坐像等。

最为独特的是毗卢殿内供奉的明代铜铸“五方佛”菩萨造像,高齐屋顶(4.58米),共三层:下层千叶莲瓣巨座,每一莲瓣上镂一佛像;中层为四方佛,面向东、南、西、北;毗卢佛则居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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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法源寺建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后,向社会各界和相关部门征集、商借了大量佛像雕刻文物,陈列在藏经楼和观音殿等处。

法源寺的佛教雕像,从时代来看,覆盖了东汉、三国、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从材料上看,铜、铁、石、木、泥、砖、陶、瓷、牙、松石、琉璃等材质均有,琳琅满目,以宋代罗汉、元代青铜自在观音、明代法华三彩瓷观音、铸铜千手千眼观音等最为名贵。藏经楼下层摆放的木雕卧佛,长达7.4米,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明代木雕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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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铜千手千眼观音

第二绝:珍稀的佛教典籍

法源寺藏经楼上层,是历代佛经版本展室,陈列着唐人写经、五代人写经、宋版《开宝藏》《思溪藏》《碛砂藏》、金版《赵城藏》、元版《普宁藏》、明版《南藏》《北藏》《嘉兴藏》、清版《龙藏》等经本,以及传世唯一残本《武林藏》。

此外,还藏有梵文贝叶经和西夏文、回鹘文、傣文、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经本,以及全部房山石经的拓片,蔚为大观。

据工作人员介绍,法源寺现存有佛经20万册,仅辽代珍稀版本就有2万余册;所藏的辽代金属活字印刷佛经,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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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楼不对外开放展览;楼前有一棵数百年的银杏树

第三绝:珍贵的历史碑刻

法源寺还存有大量的历史碑刻。有的是与法源寺自身相关的,如悯忠阁内陈列的关于法源寺的历史碑刻、经幢等,以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金代的《北部令史题名记》等最为珍贵。《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唐至德二年张不矜撰、李北海所书,原镶嵌在唐至德二年(757年)建造的无垢净光宝塔塔身上,后因地震,塔倒碑存。碑高1.20米,宽0.73米,是我国古代惟一的一块从左至右书写的碑。在悯忠阁外侧墙壁上,镶嵌着古人的一些碑刻。

法源寺也有大量商借来的碑刻,如著名的元代白话圣旨碑,原本属于元大都福寿兴元观,上面刻的是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帝於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所颁圣旨,要求官员、军官、士兵、使臣们,不得依靠权势和武力侵夺寺庙、基督堂、道观的财产,不得向他们征收税赋。这块碑在发掘元大都北土城遗址期间出土,被“借”到法源寺,再也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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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白话圣旨碑

第四绝:古木繁花“香雪海”

清代康、乾之后,法源寺以繁茂多样的花草树木名冠京华,至今寺内数百年树龄的古木比比皆是。

乾隆初年,海棠最盛,洪亮吉有诗云:“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同治、光绪之后,法源寺以丁香名动京城。丁香开放时节,色彩缤纷,芬芳浓郁,人称“香雪海”。至今,法源寺依然是京城四月赏丁香的首选去处。

丁香花开,还曾引得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光临北京法源寺。1924年4月,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抵达北京后,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陪同下,到法源寺赏丁香、谈佛法,成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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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和徐志摩、林徽因

文物是历史留下的印记,是过去留给今天和未来的“文化密码”。法源寺里大量的文物(古木),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等待今人去解码。

二、“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法源寺见证的那些历史大事件

岁月令人敬畏。成就法源寺的,绝不仅是以上“四绝”之珍,更重要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这里发生的一幕幕历史悲喜剧。

元代诗人张翥写过一首诗《辛巳二月朔登悯忠阁》:

百级危梯溯碧空,凭阑浩浩纳长风。金银宫阙诸天上,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僧自老,魂来沧海鬼犹雄。只怜春色城南苑,寂寞馀花落旧红。

其中“魂来沧海鬼犹雄”,说的就是法源寺修建的缘起。据《元一统志》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阵亡的将士,下令在幽州镇东南建寺纪念。他生前未能建完,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最后建成,赐名“悯忠寺”。

安史之乱时,悯忠寺一度改称“顺天寺”,安禄山部下在寺内建了座无垢净光宝塔,刻碑歌颂安禄山(就是上文所说《无垢净光宝塔颂》碑)。平乱后,恢复“悯忠寺”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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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忠阁

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建悯忠寺,增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赞语。

辽清宁三年 (1057年),幽州大地震,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修复后,改称“大悯忠寺”,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

明朝正统三年 (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出资重建寺院,明英宗题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正式改为今名“法源寺”。乾隆皇帝曾来上香,写下“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寺内有块“法海真源”的匾,也是乾隆御笔。

屡毁屡建中,法源寺见证了许多兴衰往事。

北宋钦宗赵桓晚年曾在悯忠寺居住数年。大约在1156年,金主完颜亮强迫赵桓和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参加马球比赛,赵桓跌下战马被践踏而死,81岁的耶律延禧被乱箭射死。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被俘至大都,囚禁在法源寺,看到曹娥碑后,感慨万分,绝食身亡。

明末名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行刑之地在离法源寺不远的菜市口。袁崇焕的遗骸被他的随从、佘氏义仆偷走,存放在法源寺,辗转下葬,佘氏后人世代守墓至今。

清末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斩首于菜市口,遗体同样被存放到法源寺后,又转运到家乡。

古寺经历千年风雪,阅尽人间悲欢,被历史刻上了深深的悲怆印记。伫立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源寺,令李敖深深感慨:

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伫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伫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李敖《北京法源寺》

三、法源寺是北京城的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文化坐标,以之为核心形成灿烂的宣南文化

法源寺从修建伊始就坐落在今天的位置,而北京城的轮廓则代有不同。据考证,北京城市轮廓只能追溯到十世纪的辽朝。

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即辽南京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扩建北京城,这时悯忠寺就在金朝北京城东南部。十三世纪,元灭金,新建大都。元大都朝北移动,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十五世纪,明成祖朱棣重建北京城,把元大都朝南移了一点,但悯忠寺还是在城外西南角。

北京法源寺:见证北京千年沧桑史,撑起宣南文化半边天

北京城轮廓图(摘自张妙弟主编《图说北京城》)

到十六世纪,大臣告诉嘉靖皇帝,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嘉靖皇帝任命严嵩主持加盖北京外城,设“七坊”,其中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白纸坊等就在原宣武区内,“宣南”一词由此而来,并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人们对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这一区域的泛称。此时,法源寺再次被圈入内城。

北京城的位置漂移不定,法源寺却始终矗立在那里,成为北京城的一个坐标。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文化坐标。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全国各地士人进京赶考,大多聚集在宣武门一带,围绕着法源寺形成了一个繁华生活区。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政策,京城的汉官、汉民皆寓居在外城,宣南一带更加繁华。

官员阶层、平民大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赴京赶考的文人举子汇聚于此,他们所代表的皇家、士人、平民三个层面的文化,也在这里融汇,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宣南文化。

不同于紫禁城所代表的宫廷文化,宣南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一个缩影和精华。在宣南地带生活过的历史文化名人,有据可考的达700多人。他们在这里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而法源寺,正是宣南文化命脉所系,精华中的精华。近年来,当地政府设立法源寺文化保护区,作为传承、扬宣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进行改造。

现在你该知道,“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的说法,并非全然夸大: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法源寺的重要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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