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教堂前的廣場上，一名美麗的吉普賽姑娘跳起弗拉明戈。她有著烏黑靚麗的眼睛，陽光在漆黑的髮間來回移動，掀起縷縷金絲。她的腳飛快跳動，像是迅速旋轉的輪輻，全然不見蹤影，兩條棕色胳膊環繞腰肢，盤旋而又伸展，輕拂著猶如兩條絲帶，靈巧的髮辮盤繞於腦袋周圍，綴滿金屬飾片，在陽光中閃閃爍爍。她那妙曼的身段，驚人豔麗，燦爛的形象，即使是在陽光底下，也能散放出閃耀的光芒。這個姑娘名叫艾斯梅蘭達，一登場，就牢牢地扣住了眾人的目光。
來到人群中的艾斯梅蘭達，猶如天外來客一般，不沾染半點塵世之氣，象徵完美與至好（perfection and the highest good），她的舞姿勾起了人們心中最原始的衝動以及最無限的遐想。主教克洛德·弗洛羅、流浪詩人皮埃爾·格蘭古瓦、國王近衛隊軍官菲比斯·沙多培爾、敲鐘人卡西莫多無一不被其傾倒。至好之物之所以被冠名為至好，是因為人人都能看到它，人人都有意將其獨佔，但只有極少數者才能親近甚至得到它。到底誰才是那個最有資格獲得至好之物的幸運兒呢？——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借小說《巴黎聖母院》向讀者拋出這一問題。
雨果將五人安排在同一段故事之中，以他們之間的情感追逐為主線展開敘述。但《巴黎聖母院》並非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也非簡單的道德說教，否則雨果沒有必要將故事背景設置在1482年這樣一個世紀之交的轉折點上。仔細閱讀就能發現，五個形象被賦予了不同的歷史隱喻，他們擁有不一樣的社會地位，秉持迥異的價值信念，分別象徵了浮現於變奏時代的五類群體。雨果試圖用一部小說的體量向我們呈現跨越百年的歷史圖景。
跨越百年的歷史圖景
吉普賽人與猶太人類似，屬於跨境民族，據歷史學家考證，他們原居於古代印度，最早於十世紀前後開始外移，後來遍佈整個歐洲大陸。對於那些土生土長的歐洲而言，吉普賽人是一批四處流浪的外來人。英國人稱其為吉卜賽人，法國人稱其為波希米亞人，西班牙人稱其為弗拉明戈人，俄羅斯人稱其為茨岡人，阿爾巴尼亞人稱他們為埃弗吉特人，希臘人稱他們為阿金加諾人，至於他們自己，則自稱為羅姆人。由於流浪的生活習性，吉普賽人並沒有建立什麼持久穩定的產業，而是發明了諸如流動馬戲團、占卜等易於遷移、無需依賴固定土地的謀生手段。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弗拉明戈——一種街舞——成為了吉普賽人的文化象徵。
《巴黎聖母院》發表於1831年，當時正處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巔峰期。所謂浪漫主義，是一個相對於理性主義而提出的概念。思想史家用理性主義一詞指稱西歐十七十八世紀伴隨啟蒙運動而形成的主流思潮，用浪漫主義一詞描述十八世紀末形成的後啟蒙時代思潮，認為後者是對前者的回應。理性主義相信歷史是確定的，認為世界的運作受到了一系列固定規則的支配，並主張人類有能力且有必要去掌握甚至利用這些規則。浪漫主義態度相反，其強調個人感受，崇尚私人情感，認為這個世界存在著各種意外，主張以審美化甚至神話化的眼光來面對過去和未來。貝多芬的交響曲、雪萊的詩歌、福樓拜的小說等作品，都可歸併為浪漫主義傳統。弗拉門戈是一種以身體為媒介的表達方式，其動作靈活且狂野，所以自帶浪漫主義氣質。雨果安排艾斯梅蘭達以弗拉明戈舞者身份登場，呈現了十九世紀知識精英所普遍青睞的“至好”形象。
雨果將故事背景設定在1482年，距離發表時間1831年大約三個半世紀。在這三百多年的時間裡，西歐社會經歷了物質財富的指數型增長，歷史學家將這段時期稱為現代，用以區別先前的中世紀。中世紀社會的發展模式以莊園領主製為基礎，俗稱封建主義。由於人們依舊停留在為填飽肚子而奮鬥的階段，物質財富的積累主要以擴大土地面積為目標。土地面積與食物產量成正比，擁有土地就擁有一切，所以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也就成了統治階級。在《巴黎聖母院》中，主教克洛德·弗洛羅擁有財富、知識、名望，是宗教精英的象徵，國王近衛隊隊長菲比斯·沙多培爾來自上流階層，是長著漂亮臉蛋的軍官，在中世紀屬於騎士階層，象徵政治精英。克洛德愛慕艾斯梅蘭達，但艾斯梅蘭達偏愛菲比斯，克洛德嫉恨菲比斯。這關係讓我們聯想到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當宗教事務與政治事務重疊時，利益糾葛從來無法理清，鬥爭事態往往層層升級。
相比而言，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物質財富的積累以擴大資本——即有擴大再生產功能的要素——為主要目標，俗稱資本主義，能廣泛控制生產要素的人是現代社會的統治者，即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式發展不僅帶來顯著的物質成就，還會加重社會的縱向分層，處在社會金字塔上端的資產階級擁有了更為充足的空閒時間。為了填補時間上的空白，資產階級開始升級“精神生活”，有的追問宏觀的形而上問題，最後凝聚成了理性主義，有的關照微觀的自我內心世界，逐漸催生了浪漫主義。在小說中，“富於理性精神，信奉開明哲學”的詩人格蘭古瓦是理性主義代表，至於艾斯梅蘭達，她善良、天真，雖然生活在流浪漢扎堆的貧民窟，但出淤泥而不染，是浪漫主義化身。
詩人和吉普賽姑娘都是流浪者，曾建立過有名無實的婚姻，兩者間的關係猶如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往來：源相同，道不同，雖然齊頭並進，但最終分道揚鑣。教士、軍官和詩人各有天賦，有著不一樣的生存技能，他們都曾利用自己的優勢短暫地俘獲過艾斯梅蘭達，教士憑藉的是至高無上的權力，軍官仰仗的是天生迷人的外表，至於詩人，靠的則是機靈和運氣。但是，和艾斯梅蘭達“最終在一起”的並非他們中的任何一位，而是敲鐘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象徵苦難，走到哪裡都令人避讓，就像中世紀的麻風病人。他深愛艾斯梅蘭達，不僅因為她的美麗，還因為她是唯一一個向他表達善意的人。
艾斯梅蘭達與她的愛慕者們
相比於現代人那種潮氣蓬勃、渴望成就的心態不一樣，中世紀的人對於生活不會報太多希望。當時的人們普遍營養不足，婦女難產死亡率和兒童夭折率都很高，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多，人口增長非常緩慢。對於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個體缺乏抵抗力，只能寄希望於宗教帶來的平和。在這樣的環境下，唯有那些成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人才能夠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因為他們有能力壟斷希望與未來，但獲得這一身份的主要機會來自於出身。至於那些出身底層的勞工和農奴，只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為生存而掙扎，就像卡西莫多一樣。希臘哲學家將這種情況稱作命運的安排，基督教稱這是神的意旨（divine providence）。若干年前雨果參觀聖母院，在兩座鐘樓之一的黑暗角落裡發現牆上留有一處手刻的希臘字母串ANÁΓKH，意指命運。雨果在《巴黎聖母院》的序言中提到，他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就是要闡釋“命運”。
人們在日常情況下使用命運一詞時，常帶決定論色彩，指的是存在一種超越個體的力量，這種力量不依賴人的行為而改變，但它可以左右人的行為方式。現代邏輯學家將命運等同於必然性（necessity），指的是“當特定條件滿足時，一類事態必定會顯現”的情況。比如，張三走在雨中，他沒有帶傘，結果被淋溼了。在這句表述中，“走在雨中”和“沒有帶傘”是兩個條件，當這兩個條件滿足時，“被淋溼”就成了必然顯現的事態。在這裡，“走在雨中”和“沒有帶傘”安排了張三“被淋溼的”命運。若要改變“被淋溼”的命運，就必須改變條件，即要麼躲在家裡，要麼出門帶傘，再不來就是讓天空別下雨。艾斯梅蘭達的登場猶如新興力量對於舊社會的衝擊，她撬動了人們的心態，給個體命運的改變創造了條件——或者說，希望。
作為教士，克洛德本該隱忍與剋制，秉持禁慾主義，但當他見到艾絲美蘭達時，過去的信念幾乎在頃刻之間崩塌。克洛德躲在教堂的暗處凝望廣場上的艾斯梅蘭達，那體態與舞姿猶如法術一般，將他從彼世拉入塵世。克洛德命卡西莫多綁架艾斯梅蘭達，但被軍官菲比斯解救，後又刺傷菲比斯，並設計陷害艾斯梅蘭達，令其做替罪羔羊。他動用自己的權力去和艾斯梅蘭達“做交易”，逼迫姑娘接受他的愛意，否則就要接受審判。但艾斯梅蘭達拒絕了權力的邀請，因為她來自“新時代”，不再需要為土地而折腰。克洛德看到了新事物，卻依舊活在舊時代。老人碰到新問題依舊習慣動用老辦法，他是一個不合時宜之人。
軍官菲比斯從卡西莫多手上救走艾斯梅蘭達，憑藉迷人外表俘獲了艾斯梅蘭達的心。艾斯梅蘭達想嫁給菲比斯，奈何菲比斯只是一名花花公子。女人這檔子事，他擁有廣闊的選擇空間，而艾斯梅蘭達，只不過是世上眾多女人之一，何況還是一個街頭賣藝的丫頭。對於政治精英而言，婚姻需要門當戶對，因為只有和貴族聯姻才能夠獲贈大量土地，豐富家產，鞏固甚至擴大自己的統治地位。菲比斯並不在乎艾斯梅蘭達，所以當艾斯梅蘭達身陷囹圄時，作為當事人的他，完全可以表現得像個若無其事的局外人。艾斯梅蘭達渴望愛情，可愛情是一件奢侈品，尤其是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裡，愛情只不過是景上添花之物。菲比斯不欣賞也不需要愛情。
確實，愛情被當作婚姻的首要條件是十八世紀之後才被廣泛接受的理念，它是浪漫主義運動製造下的產物。在此之前，婚姻的安全意義一直優先於審美意義。作為一種命運共同體，婚姻能增加單個人的抗風險能力，所以它是一種優化生存的策略。雨果給艾斯梅蘭達安排了一場和詩人格蘭古瓦的婚姻，也是故事中所講述的唯一一場婚姻，但那場婚姻的意義正是為了保全詩人的性命，它出自艾斯梅蘭達的善良意志而非他的私人情感。情感傳遞以雙方互動為基礎，而善良意志只需單向傳遞。艾斯梅蘭達和格蘭古瓦之間並不對等。雖然艾斯梅蘭達救過格蘭古瓦，但當艾斯梅蘭達需要他伸出援手之時，格拉古瓦逃走了。理性主義者往往精於計算的得失，他害怕風險，可以通過自我說服的方式迴避責任，所以他不配擁有艾斯梅蘭達。
雨果告訴我們，就可見的人類歷史而言，男女結合的首要原則正是生存策略的優化，而非情感的安頓，絕大多數個體害怕風險，所以他們甘願接受命運的安排，主動屈服於生存的壓力。無論是克洛德，還是菲比斯，又或者是格蘭古瓦，在新時代到來時，誰都沒有意願或能力去挑戰命運，唯有卡西莫多這個例外。
成為例外
十五世紀中葉，古登堡印刷術問世，從此，識字不再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文字是知識的載體，福柯說，知識即權力，所以能夠壟斷文字的人也是能夠壟斷權力的人。中世紀時代，識字技術只有少數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團結在他們外圍的人才有機會掌握，但古登堡印刷術打破了這種壟斷，尤其是當資本主義興起後，技術加速擴散，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機會識字，並掌握知識。人一旦識字了，他就有生產知識的動力，繼而讓他產生獲得更大權力的衝動。當擁有知識的普通人多到足夠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時，他們就團結起來，開始製造新的話語，並藉此挑戰舊時代的統治階級。理性主義就是這樣一種話語，它挑戰天主教主義和封建主義。
天主教主義稱人有原罪，所以要人贖罪。理性主義者認為這是一種宿命論，目的是利用封建主義時代的無知，讓人接受被奴役的現狀。為了免於奴役，人就要讓自己變得有知識，學會使用理性去反抗這種宿命論。理性主義者宣稱，理性是一個沒有門檻的事，只要識字，每個人都可以掌握知識，有了知識，人就自然而然地會使用理性，所以他們主張用革命的方式推倒那個由天主教主義和封建主義把持的舊世界，然後再以自由與平等原則建立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人都可以獲得解放。但雨果認為這是個玩笑。人固然可以識字，但識字不代表有知識；人固然可以有知識，但有知識不代表會使用理性；人固然可以知道如何使用理性，但運用理性不代表可以做出正確的事。
如果人可以成為上帝的奴隸，那人也可以成為文字、知識和理性的奴隸。理性主義者的傲慢體現在：他們以為一旦有了理性的加持，任何愚蠢的事都可以被掰正。雖然理性主義者用的話語和天主教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不一樣，但行為策略上，格蘭古瓦並不比克洛德和菲比斯高明，他們都是宿命論的產物。雨果並不認為理性主義能帶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新時代。從一些硬性指標看，比如物質積累、人口體量、人均壽命等，我們可以將歷史分成不同的兩個時段，但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多和少、大與小、長與短的比較上，要論新和舊，那就很難區分，更甭說好與壞，時間序列上後出現的事物不代表就是更好或更新。
任何時代都有特定的話語，就個體而言，每個人都在特定的限制性條件下活動。教士、軍官、詩人、吉普賽姑娘以及卡西莫多，概莫能外。因此，用理性話語取代上帝並不能帶來什麼新東西，所以指望改變話語來獲得解放，那是不可能的。從存在論角度講，我們既不能證明命運存在，也無法證明命運不存在，因為命運是超越經驗的假設模型。模型無所謂對與錯，只在於有效或無效。換句話說，命運是一個認識論問題而非存在論問題。這個詞到底有沒有意義，取決於我們對他的態度。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受到命運擺佈的，他就會趨於保守，如果一個人不相信命運，他就會變得開放，不斷嘗試衝擊邊界。人的活動離不開經驗，但經驗給予人的暗示是兩種可能性並置，即對於個體而言，要麼給未來的行動設定上限，要麼給未來的行動設定下限。
卡西莫多原本是一名孤兒，但他幸運地得到了克洛德的收留，並被撫養長大，由於太過醜陋不宜示人，所以只能深藏於昏暗的大教堂內，默默地幹著敲鐘的活。但即便是這樣簡單的活，也讓他不堪重負，因為厚重的鐘聲把他的耳朵幾乎震聾。克洛德要求他去綁架艾斯梅蘭達，他沒有拒絕也不會拒絕，畢竟克洛德是他的恩人。但是當他第二次被要求在克洛德和艾斯梅蘭達之間做選擇時，他選擇了後者，因為只有艾斯梅蘭達把他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他記得，當他因綁架一事在廣場上接受鞭刑時，艾斯梅蘭達給他遞上了一瓢水。如果說克洛德給了他生存的機會，那艾斯梅蘭達給他的就是生活的希望。對於卡西莫多來說，希望比生存更可貴。生存是經驗邊界內的事，希望是經驗邊界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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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機會改變命運嗎？巴黎聖母院從最初建起，再到後來擴建，接著又到十九世紀的翻新，前前後後幾百年，經歷了幾十代人的努力，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一次“登高”，就跟一個努力向上的人一樣。“人類有沒有機會改變命運”，這個問題太大，大到回答不了。我們能談的僅僅是作為個體的人，而不是作為集合的人類。對於個體來說，人有機會超越邊界，但這一機會只有極少數人能抓到。伏爾泰說，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上帝。他的意思是，上帝給人希望。雨果在《悲慘世界》裡給出了回應：即便有了上帝，也要有人的意願。在小說的最後，他將卡西莫多和艾斯美拉達安排在了來世（afterlife），雨果讓克洛德倒下了，但沒有讓大教堂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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