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田水月等。1521年，即明正德十六年三月，出生於浙江山陰大雲坊榴花書屋(今紹興市青藤書屋)。
徐渭出生時，當年唐伯虎51歲，王艮38歲，而李贄再過6年出生。徐渭的祖輩因經商而成為富裕市民，到他父輩時，家庭裡有兩人做了官：他的父親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他的叔父官至福建邵武府同知。但後繼無人，於是這個家庭又重新恢復到普通市民階層。
徐渭的父親徐鍃娶過兩房夫人：原配童氏，留下兩個比徐渭大二三十歲的兒子；繼室苗氏，無子嗣。徐渭則是徐鍃晚年納妾所生之子。徐渭的生母本是家中婢女，改納為妾後，地位依然不超過奴婢。徐渭從小目睹母親被人欺侮，而自己作為庶出，也多少被人輕視，所以幼小的心靈充滿壓抑之感。倒是苗氏因為自己無子，便將徐渭視同己出。
父親死後，徐渭的大哥徐淮外出經商，把家資敗盡，使家庭經濟陷入破產。苗氏以此為藉口把徐渭的生母趕出家門，這使徐渭深受刺激，至死都耿耿於懷。
徐渭生性聰慧，天資很高。6歲讀書，過目成誦；10歲作文，轟動全城；12歲學習音樂和戲曲，能背唱整部《西廂記》和《琵琶記》；15歲學習劍術和騎射，培養出對軍事和冒險的愛好。當他長成為一個青年時，已經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了。
徐渭由於有多方面的才能，因此自視很高，言行舉止無不鋒芒畢露，這就種下了他在功名場中屢戰屢敗的禍根。
他在20歲考秀才時就名落孫山，只因特許複試才勉強上了榜；此後三年一試，連考八次，直到狂病發作，也未能考上舉人。究其原因，不是因為徐渭無才，實在是因為他太有才了。
考中秀才後，長兄徐淮作主，與典史潘克敬家議婚，因徐家無力獻納聘禮，徐渭不得不入贅潘家，這對心高氣傲的徐渭無疑又是一個打擊。
結婚後，他隨岳父一道至廣東陽江縣上任，在典史衙內幫助處理公文，開始熟悉封建社會官場的情況。23歲時，回紹興應鄉試，未中，便與蕭勉、陳鶴、楊珂、朱節、沈鍊等人結成“越中十子”，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徐渭培養了對書法和繪畫的愛好，並一道針砭時弊，頗具愛國憂民、志在天下的雄心。
徐渭24歲時，妻子病死，徐渭不願客居岳家，便外出謀求職業，來到蘇州。當時的蘇州是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又是文化藝術中心，徐渭在這裡肯定接觸到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等前輩留下的藝術遺產，並聽說這些先輩的種種傳奇故事，這些都不能不對這位才高氣傲而又處境困窘的青年才子產生巨大的影響。
不久，徐渭卻因為找不到職業不得不離開蘇州，回到紹興，在東城賃屋數間，招收學生，以教學餬口，走上封建時代大部分窮秀才做窮教師的老路。他把學館命名為“一枝堂”，自書楹聯“宮牆在望居三卜，天地為林鳥一枝”，取莊子“鷦鷯棲於一枝”的意思，大有“混混無窮處，茫茫不可知”的悲涼和迷惘。在這段時間，他與許多貧寒人士交往，並拜左派王學家季本、王畿為師，很快接受了這一派的異端思想，並進一步發展出反對封建等級制度、主張人人平等的激進思想。
徐渭認為，從上古至今，並非少數幾個人才是聖人，自君主以至治一曲一藝的人，凡是有利於人類的人，都是聖人，莊子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的說法，就是這個意思。因此馬醫、醬師、木工、鐵匠，都是聖人。只是因為人出一思、人創一事，如此積累千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又經歷千萬年，天下才得到大治，歷史不是由個別聖人，而是由千百萬聖人創造出來的。
徐渭這一思想具有鮮明的啟蒙意義，因為觸及到普通個人與社會歷史的關係，所以比王艮的“滿街都是聖人”的思想更進一步。
29歲時，徐渭把生母接回一枝堂，撫養長子徐枚，一家過著清苦而親睦的生活。31歲時再赴鄉試，初試時取了第一名，複試時竟又落榜，只得落魄而歸。他在《涉江賦》中描寫了當時的狼狽狀況：
今年秋天，我又遭遺棄，涉江東歸，水深而冷厲，主僕都顫抖而疲睏，連連嘆息。回到一枝堂，母親非常憐惜，連忙為我做飯。飯畢，回到禪室，掩門獨坐至深夜，恍若失去魂魄。第二天，有兩三個好友前來探望，顧盼之間，指著我的頭髮對我說：“你頭髮白了!你才多大年紀，怎麼就成了這個樣子!”……
二，中年抗倭與文藝創作
從32歲到35歲，徐渭主要做了三件事：
參加抗倭戰爭；
創作《玉禪師翠鄉一夢》和《雌木蘭》兩出戏曲；
親赴福建，研究南戲，寫成《南詞敘錄》，初步形成自己的文藝思想——本色論。
所謂倭寇，是日本海盜和中國海盜勾結而成的武裝集團，主要從事海上武裝走私活動，流竄至東南沿海地區，進行暴力搶劫，給當地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威脅。徐渭自幼練過武，喜歡冒險，並富於報國熱情，所以當倭亂延及紹興附近時，便主動投入抗倭鬥爭。
徐渭曾多次化裝成鄉民，窺探敵人營壘，向有關官員提出作戰方略。徐渭因此聲威大震。有一嚴姓人家向他許婚，被他拒絕，不料後來嚴家女兒陷入倭寇之手，堅貞不屈，跳江而死。徐渭聽說後，深為後悔，他寫了篇《嚴烈女傳》痛悼之，又根據古樂府《木蘭辭》，編寫了《雌木蘭》一劇，劇中貫穿了讚美女性、主張男女平等的進步主題。
在這以前，徐渭創作了他的第一齣雜劇《玉禪師翠鄉一夢》，這出戏寫臨安高僧玉通一生苦修，最終受妓女紅蓮的引誘，破了色戒，惱恨而死，怨魂投胎於幕後設置圈套的柳府尹家，復生為女，名柳翠，後淪落為娼敗壞柳家門風。玉通的師兄月明和尚前來說法，使柳翠感悟。這戲的主旨是說明禁絕人慾並非高尚的德操，而是違揹人性的虛偽。
徐渭的戲劇作品除這兩部外，還有37歲那年寫的《狂鼓史漁陽三弄》和《女狀元》。前者寫禰衡在陰間與曹操相遇，擊鼓大罵曹操，從劇首一直罵到劇尾。劇中彌衡的孤高狂傲、悲憤激越之氣衝騰奔瀉，如決堤之洪流不可遏止。
徐渭寫這出戏的直接目的是為好友沈鍊鳴冤，影射奸臣嚴嵩陷害忠良。沈鍊是抗倭的英雄，曾上疏彈劾嚴嵩，被嚴黨構陷，腰斬於市。徐渭在當時恐怖的政治氣氛下寫出此劇，表現了大無畏的反抗精神。劇中彌衡的形象既代表沈鍊，同時也是徐渭本人——一個與封建壓迫激烈對抗的、追求個性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化身。
另一戲曲寫才女黃崇嘏女扮男裝考中狀元的故事，主題思想與《雌木蘭》相近。
徐渭後來把這四個劇本合稱為《四聲猿》，題名取自《水經注》所錄民謠：“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一說取自杜甫的“聽猿實下三聲淚”，總之，是取峽猿夜啼、聲寒神冷之意。
徐渭對《四聲猿》非常滿意，他的學生王驥德回憶說：“徐先生的《四聲猿》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黃崇嘏兩劇尤奇中之奇。先生與我居住的地方僅一牆之隔，每當先生作了一劇，就呼我過去，朗誦一遍，津津自得。我挑選警絕的部分重複誦唱，先生為我浮大白，賞我為知音。”
徐渭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和對南戲的研究，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戲劇和文藝理論。當時的戲劇存在戲曲、南戲之分。正統封建文人極力推崇北曲，而視南戲為俚俗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徐渭指出，北曲最初起源於夷狄邊鄙之地，即遼、金少數民族地區，至元朝時大盛，為什麼北曲被如此推崇，而起源於中國村坊的南戲就不能唱呢?
北曲之所以由“夷狄之音”搖身一變而為“戲曲正宗”，只是由於封建文人對它進行了大量的改造，在形式上賦之以聲律，在內容上賦之以官方趣味。相反，當時的南戲還處在民間階段，帶有濃厚的村坊小曲的特點，沒有嚴格的格律，“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這當然要引起正統封建文人的鄙視。
徐渭一反封建士大夫所謂“雅而文”的審美標準，而肯定南戲的“俗而鄙”。那麼，為什麼這鄙俗的南戲勝過文雅的北曲呢?
因為前者能表現人生的“本色”，而後者卻是偽飾的東西，只能表現人生的“相色”。本色也可比作正身，相色則是替身。替身，即所謂“婢作夫人，終覺羞澀”。婢女要作夫人，就要把自己塗抹成主母的模樣，擦脂施粉、插金帶銀，反而喪失其素樸的本來面目。要表現本色，首先就要俗，說到要緊之處，不可著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就越警醒。這才是好水磨，磨出的東西不雜一毫糠衣，是真本色。片斷的對白(散白)與整段的對白(整白)相比，尤其要俗，要真，不可著一文飾之字，不可扭捏一個典故。
對於點鐵成金的大手筆來說，越俗就越雅，越淡薄就越有滋味，越不扭捏動人就越自動人。藝術之美以真為基礎，而真來自於俗，南戲抓住了這一規律，所以“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值得大力提倡。當然徐渭並不反對在俗的基礎進行有意識的加工，也並不是主張對生活的真實亦步亦趨。從俗中求雅、真中求美，才是上乘之作。徐渭本人的創作就是這樣，他的《四聲猿》也是北曲，但已突破了種種形式上的束縛，用辭淺顯如口語，對白潑辣豪放，充分展示人物的個性，同時又點鐵成金，在淺顯俗鄙之中顯現出奇警、雄放之美。
中國的通俗文藝始自唐宋，至元明兩代，戲曲、小說、市井民歌等通俗文化蔚為大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和勞動群眾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追求，但在徐渭以前，通俗文藝從未在一般文藝理論中得到正式的承認，取得應有的地位。徐渭的本色論，不僅為通俗文藝提供了理論基礎，而且與整個封建主義文藝理論相對抗，開啟和召喚中國文藝思想的一次重大變革。
徐渭之後，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的“性靈說”、湯顯祖的“至情論”，匯成了一部浪漫主義大合唱，聲勢浩大，響徹千古。
三、坎坷命運，悲歌一曲
徐渭36歲那年，胡宗憲因為抗倭有功，成為浙江總督，他久慕徐渭之名，請徐渭的師友召他入幕。
徐渭心情十分矛盾，他希望抗倭戰爭繼續取勝，也希望推翻嚴嵩集團、實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一方面擁護胡宗憲抗倭，另一方面，又不滿意胡投靠嚴嵩集團。因此再三推辭，以至臥床稱病不起，但師友們再三敦促，責以抗倭大義，只好決定入幕，但提出一個條件，即只以賓客而不以下屬身份入幕。
胡宗憲慨然答應。自此，徐渭就在胡宗憲幕府為其出謀劃策，擬定表章、信函，深為胡宗憲倚重。當時胡宗憲位高權重，文官武將參見時都低首蛇行，獨有徐渭，頭戴破舊黑巾、身穿白衣，直闖轅門，縱論天下大事，旁若無人。徐渭常與朋友市井豪飲，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候。有人報告總督，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不以為怪，反加稱讚。
儘管徐渭此時的地位和物質待遇都算不錯(這是他苦難的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得意時光)，但徐渭還是感到不自由，因為就算是以賓客身份進入官場，也必須刻意周旋，也必須幹許多自己不願意乾的事情。一次抗倭大勝後，胡宗憲贈一隻白鷳與徐渭，徐渭便以白鷳為題寫了一首詩：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
卻緣惜文采，長得倚光輝。
提賜牢籠窄，羈碧漢違。
短簷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詩中，他把自己比作籠中鳥。而且此時徐渭大概已看出了嚴嵩集團的下場，因而隱隱感到憂懼。幾年後，他在《自為墓誌銘》中回憶說：我洋洋居窮巷，住破屋，吃粗糧，有十年之久，突然被少保胡公派人前來羅致，被我數次拒絕。人人都以為窮困是危險的，而我深以為安。到後來，胡公對我禮遇甚隆，屢次留我，贈我銀兩數以百計，讓我吃住很優渥。人人都以為這很富貴，很安全，而我深以為危。
果然，徐渭41歲那年，嚴嵩倒臺，徐階取而代之，胡宗憲成為徐階的主要政敵，徐階便以嚴嵩奸黨的罪名參劾胡宗憲，胡被解京治罪，總督府自然也被解散。徐渭回到家裡，參與編寫《沈青霞文集》，幫助沈襄為父親沈鍊平反昭雪。不久，接受禮部尚書李春芳的聘銀60兩，赴北京任其幕客。
李春芳對幕客要求很嚴格，待幕客如奴僕，使徐渭在胡宗憲幕府做賓客時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了，這使徐渭無法忍受。同時李春芳是徐階一黨，企圖置胡宗憲於死地，而徐渭則於心不忍。這兩個原因促使他提出解聘的要求，未獲許可，一怒之下自回紹興。李春芳的門客查某尾追南下，逼他回京，並恫嚇他退還聘金，徐渭變賣家產以償聘金，查某又不收，只好重返北京，經友人諸大綬從中斡旋，李春芳才勉強同意解除聘約。
這時徐階雖已搞垮嚴嵩一黨，但並未改變其反動政策，反嚴鬥爭的勝利不過是鞏固了徐階集團的權勢地位而已，沈鍊等人的冤案仍未昭雪，而積極參加過反嚴鬥爭和抗倭鬥爭的徐渭本人，在這種鬥爭勝利後，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反而落了個被人羞辱、失業和貧困的下場，而且因為做過胡宗憲的賓客，還有被牽連的危險，徐渭陷入空前的苦悶和絕望之中。
正月初一，大雪紛飛，徐渭於家中自飲，覺得無聊，便外出與友人痛飲，夜歸又浮白於園中，忍不住哀從中來，淚如泉湧，提筆作詩一首：
元日獨酌不成酡，穿鄰呼客雪中過。
三百六旬又已矣，四十五春如老何?
幘軟漸知簪發少，興豪哪計酒籌多?
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妝梅有許窠。
不久，胡宗憲瘐死獄中，徐渭對徐階不滿，他認為胡宗憲固然應當反省思過，但功勞很大，以功相抵，至少罪不至死。徐渭畫一幅“雪竹”，並題詩以示哀悼和激憤：“萬丈雲間老檜萋，下藏鷹犬在塘西。快心獵盡梅林雀，野竹空盡雪一枝。”雲間是徐階的字，梅林是胡宗憲的別號，野竹則是徐渭自喻。
很顯然，胡宗憲之死對徐渭刺激很大，他害怕有朝一日徐階一黨會加害於自己，而且由於長期失業、貧困以及與繼室張氏不和，徐渭感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潰了。在瘋病發作前，他寫下《自為墓誌銘》，回憶了一生大事，並認為自殺與被人害死沒有什麼區別。初病時，心情煩躁，狂走不休，後來狂性大發，拔下牆上三寸長的鐵釘貫入耳中，撲倒於地，釘子撞入耳竅，血流不止。自此病倒，身瘦如柴，氣息奄奄。後來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又以斧頭劈頭，總共自殺有九次之多。
徐渭一度好轉，但不久後狂病又發，妄想妻子不貞，最終將她殺死。
徐渭鋃鐺入獄，他身披鐐銬，行動不能自由，衣服不能換洗，以致滿身生出蟣蝨；夜間老鼠成群，搶吃犯人食物，跳躍於床鋪被絮之間。時逢冬季，寒氣襲人，床衾間雪深一尺。搭救徐渭的友人很多，其中以諸大綬、張天覆及其子張元忭最為得力。經過他們的努力，徐渭得免於死刑。
徐渭一共被關了七年，直到萬曆皇帝即位時，大赦天下，才得以結束牢獄生活。時年52歲。
按明代法律，秀才下獄先要奪功名，所以徐渭出獄後，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平民百姓。在入獄以前，雖然徐渭的思想和性格中有與封建等級制度尖銳對立的一面，並已形成了自己的平等觀念，但還是身不由己地捲入科舉求仕的濁流；在出獄以後，即算徐渭還存此心，也被永遠取消了做官的資格，徐渭從此拋棄了一切功名心，斷絕了對統治階級的一切希望。徐渭的心情是多麼孤獨和悲涼啊，他在一幅水墨葡萄畫上題詩感慨道：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徐渭晚年除兩次北上外，就很少離開故鄉了。55歲時，徐渭應舊日同學、時任宣府巡撫吳兌的邀請，來到中國北部的軍事重鎮宣化，逗留了半年，不勝塞外苦寒而南歸。
60歲時，徐渭又應張元忭之請，再赴北京居留。這張元汴是徐渭的同學張天覆之子，中過狀元，現任翰林編修。張、徐兩家原來都是紹興城的富裕市民，而徐家破落如此，張家發達如此，徐渭對此自然不會舒心，只是因為張家父子救過他，他才同意到張元忭那裡幫忙。
不久，兩人的矛盾就尖銳起來。徐渭本是個性極強、自由慣了的人，屢經挫折後，異端思想更其發展，因此在京居留時，放浪形骸、縱誕不羈，不把上層權貴放在眼裡，這對政治上正蒸蒸日上的張元汴很為不利，於是便常以“禮法”提醒和指責徐渭，徐渭忍不住大怒說：“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對徐渭來說，身受禮法束縛，如同身受剮割，比殺頭更難受。與張元汴的衝突，給他再次帶來強烈的刺激，引起狂病復發，兒子徐枚將他護送回家。
回家後，徐渭病癒。他因變賣過一次家產，家中所剩不過幾間破房子而已。徐渭將“榴花書屋”改名為“青藤書屋”，自制楹聯一幅：
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這幅對聯飽含徐渭一生的全部辛酸和倔傲。這裡的“南腔北調”不僅是指自己通曉南戲和北曲，更重要的是指自己那叛離封建正統的思想、行為、風格和個性。徐渭在這幾間“東倒西歪”的房子裡，經常與一些放浪形骸的詩侶酒友，尤其是一些仰慕和尊敬他的青年文人聚合，而拒絕與富貴權勢者和禮法之士來往。有一次，一個徐渭不願見的人找機會推門而入，徐渭急忙用手掌抵住，口中還大叫：“徐某不在!”
徐渭晚年達到其藝術成就的頂峰，因他已與統治階級徹底決裂，便更加“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盡情地表現自己的個性。詩文如此，書畫亦如此。人們知道徐渭好酒，便攜酒來求書畫，徐渭開懷豪飲，“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於是奮臂揮毫，滿紙淋漓。
徐渭雖靠書畫得些潤資，但生性豪爽，花錢無度，家中又無女人當家理計，所以生活愈趨困窮。長子徐枚攜妻移居他處，次子徐枳走了父親的老路，入贅王家。徐渭孤身一人，與一犬同居。有一年冬天，大雪壓塌了屋椽，徐枳接他到王家居住，徐渭作《雪中移居》兩首：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暮寒天。
破書一束苦溼雪，折足雙鐺愁斷煙。
羅雀是門都解凍，啼鶯換谷不成遷。
只堪醉詠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高雪壓瓦轟折椽，跋凍移家勞可憐。
長鬚赤腳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
飢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唸，腸斷茫茫黯黯天!
徐渭66歲那年夏天，梅雨連綿，他兩股嚴重水腫。他不去就醫，繼續喝酒，自稱以酒當藥，致使兩股腫毒成瘡，襟袍齷齪。第二年跌傷，肩骨脫臼。友人李如松贈送人參，徐渭卻把它們換成錢，作為刊印文集的費用。因費用不足，故刻工潦草、印刷粗劣，而且印數很少，所以初刻本流傳不廣。
就這樣，徐渭在貧病交加中掙扎到73歲，身體越來衰弱。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將一生大事寫成《畸譜》，取名於莊子《大宗師》中的一句名言：“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這是徐渭對自己怪蹇而苦難的一生所作的辛酸的總結。他是多麼的孤獨，又是多麼的倔傲!他死的時候，床帳和席子都已破爛不堪，只能躺在稻草上面。“自古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四、橫空出世，響徹後世
徐渭初刻的文集流傳不廣，故生前名聲沒有越出吳越一帶。第一個發現徐渭並使他的名聲傳遍天下的人是公安派領袖袁宏道。
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說，他年少時曾看過《四聲猿》，意氣豪達，與當時文人所作風格絕異，題名天池生。後來在越地作官，見人家牆上有署名田水月的畫幅，強心鐵骨，宛然可見一種磊落不平之氣，使人驚駭不已，但不知田水月是何許人。
1598年，袁宏道辭掉縣令，到紹興訪問友人陶望齡，在陶家的藏書樓上閱覽，隨手從架上取一下一本詩集，但見“惡楮毛書、煙煤敗墨，微有字形”。湊到燈下，未讀數首，不覺驚躍，急呼陶望齡：“這是誰寫的?今人還是古人?”陶望齡說：“這是我鄉先輩徐天池先生的書。先生名渭，字文長，號天池生、田水月。前五六年剛死。”袁宏道這才恍然大悟。
在這詩道荒穢的年代，獲此奇秘，如夢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把滿院的人都鬧醒了。從此後，袁宏道在各種場合大力推崇徐文長，並推動陶望齡等人蒐集徐文長遺稿，編成全集出版，出版後，人人竟相買取，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全國。
徐渭的詩、文、書、畫，都無不表現出自己強烈的個性。他從“本色論”出發，自然主張文藝作品要新奇獨特，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個性，要“師心自用、不傍門戶”，要取得“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的效果。
關於徐渭的詩，袁宏道介紹說：“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櫱，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氣，英雄失落，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鍾如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人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
徐渭的詩對公安派有極大的影響。
徐渭的戲曲《四聲猿》，所寫“皆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駭吒震動者也”，袁宏道稱之為“有明第一曲”，湯顯祖稱之為“詞場飛將”。
徐渭的繪畫開創了中國繪畫史的一大革命。在徐渭以前，中國繪畫重視形神兼備、物我合一，從宋元山水畫以至明代四大家(仇英、沈周、文徵明、唐寅)，儘管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分，儘管唐寅等人已在題材、趣味和風格上對傳統封建士大夫的“文人畫”有所突破，但只有徐渭才達到反叛與獨創的高度，其基本特徵是神對形的突破、心對法的突破——為了表現畫家強勁的個性、猛厲的精神和劇烈的感受，可以不必求形似，也可以不必講究法則：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
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來便是春。
徐渭自稱：“山人畫竹略形似，只取葉底蕭蕭意。”鄭板橋說徐渭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為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鉤染而出，枝間葉上，積滿了雪花，而竹之全體，在隱躍之間。在這裡，主觀感受的表現才是主要的，而形似則是次要的。徐渭的這種繪畫藝術澤溉了朱耷、石濤、鄭板橋、吳昌碩、齊白石等傑出的畫家。
齊白石曾說：“青滕、雪個(朱耷)、大滌子(石濤)之畫能橫塗縱抹，餘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餘於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又說：“我願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徐渭的書法也是超群出格、狂怪放肆的，被袁宏道稱為“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他的最高書法成就是草書，其特點是點劃線條如急風驟雨，焦點枯線佈滿尺紙，偏旁部首肆意離異，就像光怪陸離的線的迷宮，難以尋其蹤跡，而又氣脈貫通，周天運行，如“奇峰絕壁、大小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又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總之，徐渭在詩、文、書、畫各個藝術領域以及理論方面的變革都是前無古人的，並且開啟出整個晚明浪漫的和批判的文藝思潮。徐渭的變革是慷慨激烈、狂放不羈的，有著強烈的反抗精神和叛逆色彩。徐渭的遭遇比唐伯虎更富於悲劇性，但在中國文化史上也佔有更為崇高的地位。
閱讀更多 春秋老師聊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