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歐陽修先生的《朋黨論》，是一篇針砭時弊的高論，原本歐陽老先生是希望通過給皇帝上書的方式，來堅定宋仁宗那顆左右搖擺的改革之心，更是在做企圖挽救范仲淹改革的嘗試。然而宋仁宗卻並沒有被歐陽修的高論所打動，試圖革弊布新的范仲淹改革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命運。
(宋仁宗——慶曆新政時的當政皇帝)
一、北宋皇帝不僅抑武也防文
北宋王朝是建立在後周的廢墟之上的，當初周世宗柴榮以其恢宏之韜略卓越之武功，己經隱然有兼併天下，掃除割據重歸一統之勢。奈何天不假之以年，終令其功敗而垂成！
而後禁軍都檢點趙匡胤，趁後周主少國疑之機，在文武黨羽的擁戴下，悍然發動了陳橋兵變，回師於京師奪權。最後輕而易舉地迫使後周太后，同意幼主禪位“讓賢”，趙宋王朝因此得以建立。
然而五代十國之混亂，天下萬民百姓生靈塗炭的現實，使得趙匡胤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武將擁兵自重，實為國家禍亂之源！因此打壓武將之勢力，避免其尾大不掉，進而威脅到新興大宋王朝統治的穩定，便成了宋太祖趙匡胤的基本國策！也由此引發出了“杯酒釋兵權”之鬧劇，趙匡胤通過類似步驟，逐漸地削除了武將的威脅。而後在宋太宗執政時期，又釆取了“靡集重兵於中央，衛都城以安社稷”的強幹弱枝策略。
(范仲淹——慶曆新政的主持者)
宋太宗認為邊境外患不過是癬疥之疾，不足為慮，而武將擁兵自重卻是趙宋王朝的心腹之患！經過趙氏兩兄弟的輪番打壓與分化籠絡之後，在整個北宋王朝存續期間，武將挑戰朝廷統治秩序的可能性消除了——雖然北宋王朝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引發了國疲兵弱的後果！
既然武將不可靠，那麼文臣又如何呢？他們多是一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皇帝該對他們放心了吧？實則不然！在皇帝的眼裡武將當然該被打壓，但卻不可因此而對文臣掉以輕心！文臣雖然沒有勇力，但卻有智謀啊！孤臣並不可怕，因為孤臣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皇帝，可怕的是文臣結黨營私！一旦文臣結黨，便必將會出現黨同而伐異，奪權而爭力之事。小則引發朝廷內部不穩，致使王朝統治秩序失衡，大則甚至會可能危及到王朝統治的穩定！因此絕不能允許文臣結黨，便成了大宋王朝的一條“家法”，也是不可動搖、不許動搖也不能動搖的鐵律！
歐陽修的《朋黨論》，就是在此背景之下進獻給宋仁宗的。歐陽修在這篇高論中，極力為范仲淹等人辯解，反駁了呂夷簡等守舊官僚的惡意汙衊。歐陽修說:“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歐陽修在告訴皇帝說:這朋黨啊，自古就是存在的，不是近世才出現的！因此是禁無可禁、止無可止的，所以朋黨的存在是事實，皇帝應該予以承認，並辯別其中的“君子黨”與“小人黨”。應該相信並重用君子黨，疏離並貶謫小人黨！
(清明上河圖——刻畫出了北宋王朝的表面繁華)
歐陽修又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歐陽修在此又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告訴皇帝不要害怕臣下結黨。只要結黨的是君子，就是無害於朝廷的。不僅無害，甚至還有可能對您的統治起到促進作用呢！我們君子結黨是以道義相聚，更是一心為國的。有臣如此您還害怕什麼呢？需要防備的是那些小人，他們一旦結黨營私舞弊，才會對您的統治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啊！
二、宋朝皇帝絕對不能允許文臣結黨，而無論其君子小人
如果說北宋王朝抑武是出於對五代亂世之恐懼，那麼防止文臣結黨便是源於晚唐時代的牛李黨爭了！“牛李黨爭”是晚唐病態的政治惡疾，造成了朝臣分幫結夥，朝廷不團結的局面。致使唐朝始終無法走出外有藩鎮割據，朝廷內部又因內鬥意志散亂的困境，從加重了煌煌大唐走向覆亡的危機！
殷鑑不遠，北宋皇帝又豈能不引以為戒？因此歐陽修說的:“……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註定只能是無法達成的夢想，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態裡，沒有給“君子黨”留下生存的土壤！而且皇帝又如何能夠做到精準區別是君子結黨，還是小人結黨呢？更為嚴峻的是凡能夠立足於朝廷之上的官僚，無不是皇帝認為用得上，且又用得順手的工具！因此一旦皇帝要強行劃分君子與小人的界限，反而易於引發朝廷內部混亂，這豈不是等於在自掘墳墓嗎？況且對皇帝來說，何為君子，何為小人？
有利於皇帝統治的人，才是皇帝眼裡的君子。舍此之外別無其他標準，何況凡是因利益趨同而結黨的“小人”，也沒有像歐陽修先生這樣公開表達出來！因此在皇帝的眼裡，也就只能看到歐陽修、范仲淹、韓琦等人“勾結成黨”，在公開挑戰皇帝的祖制家法與朝廷鐵律，而沒有看到呂夷簡等守舊勢力的私下竄聯！所以歐陽修的《朋黨論》，不僅沒有發揮作用，反而使皇帝生出了疑忌之心，更是授予了守舊勢力攻訐變法改良派之口實！
(宋太祖與陳橋兵變)
“慶曆新政”的失敗原因，固然有守舊勢力極力阻撓變法的因素。更有變法派因為政治經驗不足，又在推行變法期間過於急於求成，導致其遇到的阻力與反彈壓力過大的因素。更有身為皇帝的宋仁宗，雖然看到了北宋王朝積弊積弱的癥結所在，也想要革除弊政，為北宋王朝那衰老的肌體，重新注入蓬勃的活力。
但是當變法遇到了阻力了，宋仁宗卻沒有利用自己的皇帝權威，給予變法派以無條件地支持。反而在頑固派的讒害之下，對范仲淹等人產生了猜忌，更對變法能否成功失去了信心！再兼之歐陽修先生不顧忌諱、不合時宜地獻上《朋黨論》，觸碰到了宋仁宗的政治底線——嚴禁臣下結黨的鐵律和祖制家法！由此而引發了皇帝的疑慮，動搖了皇帝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反而加速了“慶曆新政”的失敗！
結語:“慶曆新政”原本是一場北宋王朝為了自救，而發起的主動變法改革。假如改革能夠成功，將會極大地改善北宋王朝，因積弊過重、過深所導致的困難處境，或許可以延緩北宋王朝走向衰頹之路的步伐！但卻因為變法派政治經驗不足、頑固派反彈壓力過大、皇帝虎頭蛇尾且又囿於成見而多生猜忌之心，最終導致其功敗垂成！
(北宋王朝周邊形勢圖)
注:資料參考文獻《朋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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