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億投資回報背後:Naspers的陽關道、軟銀的獨木橋


千億投資回報背後:Naspers的陽關道、軟銀的獨木橋


文 | 黎詩韻 實習生 馬可欣

如果乘坐時間機器回到2001年,你手裡有3200萬美元,可以進行一次投注,你會選擇投資什麼?

你可以投資亞馬遜,你的股票將價值41億美元;你可以投資蘋果公司,你的股票將價值超過84億美元;你也可以在未上市的Netflix的IPO中投資,你的股票將價值90億美元。

但可以說,現代史上最好的金融投資幾乎發生在2001年。幸運兒是Naspers。在時任CEO庫斯•貝克(Koos Bekker)的帶領下,總部距中國12000公里的Naspers向騰訊投資了3200萬美元,獲得騰訊了46.5%的股份。

17年後,這筆投資價值超過1750億美元,回報率高達4500倍。

唯一能與其相提並論的是軟銀。2000年,軟銀對阿里巴巴投資了2000萬美元,如今其價值接近1087億美元,投資回報率超過1700倍(軟銀之後又向阿里巴巴下注6000萬美元)。

這就像天上砸下了餡餅(當然不能完全將其歸之於運氣),但毫無疑問,沒有這兩次投資,Naspers和軟銀難以成就今天的地位。

此前,它們有著極其相似的發展軌跡。Naspers和軟銀都涉足出版行業,又進一步擴展到有線電視業務、手機寬帶業務、再到互聯網業務。

兩位掌舵者的人生也如此相似。孫正義和庫斯•貝克都成長於一個環境歧視的國度,他們都去到美國進修,並深感自我不足,於是奮發學習,夢想改造自己的國家,成就一番事業。

現在,軟銀已經擁有了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第三大移動通信公司,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也最受爭議的投資機構之一。而成立於1915年的Naspers也從一個從事傳統印刷的媒體集團,發展成佈局全球的科技投資公司,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在線分類網站等。

千億投資回報背後:Naspers的陽關道、軟銀的獨木橋

千億投資回報背後:Naspers的陽關道、軟銀的獨木橋

2019年9月11日,Naspers將手中包括騰訊在內的社交網絡、分類廣告、食品配送、金融,在線旅行等20家公司的股份打包上市,新公司名為Prosus(拉丁語“前進”)。其市值達到950億歐元(1050億美元),是歐洲最大的科技股。母公司Naspers目前市值非洲第一(近700億美元)。

這是一個當人生意外遇到巨大財富後,命運如何發生改變的故事。Naspers和軟銀走上了不一樣的發展軌跡。

兩個年輕人在美國打開人生大門

庫斯在南非海德堡(豪登省)附近的一個玉米農場長大。他是一個農村男孩,18歲前沒有離開過小鎮。

在他出生的1952年,南非正處於種族隔離的時代,但作為荷蘭裔,他有機會取得良好的教育。他先後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Witwatersrand)學習法律後,曾短暫擔任檢察官,並加入過一家廣告公司。1982年,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MBA。

來到美國的第一學期讓他震驚,他竟是班上表現最差的學生。“班上50個同學都非常聰明,我必須全力以赴才能通過課程。”庫斯在一個訪談中談到。

和庫斯不同,孫正義是生活在日本的韓裔,從小受到歧視,他曾被人罵“滾回韓國去”,還被人用磚頭砸傷了腦袋。也許正是這激發了孫正義強烈想改變命運的慾望,他更好鬥,更充滿建功立業的野心。

儘管比庫斯還小五歲,但孫正義第一次來美國的時間比他早好幾年。那時孫正義還只是一個16歲的高中生,來美國參加英語短訓班,發現自己連r、l的發音都發不準。但他覺得美國是個可以實現理想的地方,他發誓要在美國做出一番成績。

讀高二的孫正義不顧家人反對,直接從日本中學退學轉去美國。在井上篤夫所著的《孫正義自傳》裡提到,孫正義規定自己,一天除了學習之外的時間只有五分鐘。

當庫斯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時,孫正義已經完成了一次校園創業,他做出“電子翻譯器”賣給夏普公司,賺得人生的百萬美元。1981年,他回到日本創立軟銀,並與出版業結緣。

由於軟銀被雜誌拒絕刊登廣告,他發誓要創建自己的出版業。通過各種差異化的打法,他手下《Oh!PC》、《Oh!MZ》兩本雜誌很快打開市場。現在,日本軟銀的印刷部仍是《電腦導購》等電腦雜誌的出版方。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這段時間孫正義不幸患肝病,整整住了兩年的醫院。孫正義說自己在兩年中閱讀了四千本書籍,平均一天閱讀五本書籍。不過後來根據當時醫師的說法,孫正義當時看的是漫畫書。

庫斯的校園經歷沒孫正義這麼傳奇,但他在美國的時光,給他的人生打開了一扇大門。庫斯關注到了HBO,並撰寫了有關付費電視的論文,他意識到,可以把HBO的經驗移植到南非。

於是,他給彼時剛上任的Naspers董事長Ton Vosloo打了一個電話,並獲得了一個職位。

兩個年輕人就這樣機緣巧合地踏入了出版業。

孫正義年少有為,青年時期做的每一個高風險決定都得到了好的結果,這讓他在未來的人生中更願意承擔高風險、嘗試新機會,這大概率也使得他後期把取得的成就歸因於自己有超凡脫俗的天資和能力。

而庫斯的成長經歷少了很多傳奇色彩,在唸完MBA之前(32歲)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經歷,他的成功源於借鑑HBO在南非開發付費電視業務,沒想到這個業務後來成功推動了Naspers轉型,也把他推向了CEO的位置。

與16歲就可以到美國念暑期學校的孫正義相比,庫斯的成長環境更加封閉,或許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他的投資風格——比起不斷捕獲新的機遇,他更願意在一片土地上深耕。

擺脫政治陰影,在信息時代扶搖而上

庫斯•貝克當時所處的南非,民智尚未完全打開、種族隔離、失業率居高不下,一切都是棘手的。在這種環境下,一個毫無背景的年輕人希望成就一番事業,難如登天。

但他的幸運在於,他趕上了南非民主化和信息化兩股世紀浪潮,而且,他還遇到了一個渴望順應大潮,並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的董事長。而這些是孫正義沒有的。

1984年12月,庫斯接通了Ton Vosloo的電話。當時Ton Vosloo剛登上CEO的位置不足7個月,在此之前,他做了一輩子的記者和編輯。他正對這家老牌媒體機構感到憂慮不已。

Naspers成立於1915年,簡稱“南非報業”,是南非四大媒體集團之首。政治一直是這家媒體揮散不去的陰影。20世紀中後期,Naspers一度作為國民黨(NP)的喉舌,支持過種族隔離政策。國民黨的領袖PW Botha還在Naspers的董事會里。

Ton Vosloo接任後,面對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反對種族隔離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現為南非執政黨)已經壯大,要求釋放曼德拉(ANC領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Naspers曾站在舊勢力(NP)一方,這並不是好事。

Ton Vosloo說,他必須在政治上推動Naspers前進,以便其能在政治變革時期倖存。曼德拉在第二部自傳《不敢懈怠:曼德拉的總統歲月》裡講述了一個關鍵細節:

1989年12月13日,在監獄服刑的曼德拉與時任總統德克勒克談判之前,他讀到了《公民報》(Die Burger,Naspers旗下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尖銳地批評了“群體權利”(這一概念被國民黨鼓吹,實際上是讓白人少數群體繼續壟斷所有重要的公民權利),指出“這一偽政策是從後門引入種族隔離”。

曼德拉對德克勒克說,“如果他們(國民黨)自己的喉舌都譴責這一想法。我們會不留情面地拒絕它(群體權利)。”

許多年後,曼德拉對來自Naspers的管理者說,《公民報》是憲法談判道路上取得巨大進展的催化劑。

政治立場問題得到緩解後,Naspers還面臨公司的經營壓力。當時,公共電視SABC佔據壟斷地位,蠶食著傳統媒體的廣告份額。而國民黨拒絕讓其他媒體涉足公共電視領域。

而庫斯•貝克在電話裡告訴這位董事長,他知道傳統媒體該怎麼對抗SABC,他講了他的計劃——如何在南非再造一個HBO。

他獲得了Ton Vosloo的信任和支持,迅速成為了Ton Vosloo的私人助理。此後他一手打造了Naspers付費電視業務M-net,這是美國以外第一家付費電視服務公司,也是庫斯的職業起點,那一年他33歲。

經過Ton Vosloo與政府的多次斡旋,M-net拿到了牌照。而庫斯主要幫M-net解決了技術問題。當時M-net每月虧損約350萬蘭特(南非貨幣單位),因為解碼器是手工製造,數量有限,一個解碼器要用於整個建築物上。但如果要給一個公寓樓安收費電視,必須90%的居民同意。

庫斯推動了首批工廠製造的解碼器面世,將其安裝到單獨的房屋和公寓中,M-Net業務才開始高速增長。如今,M-Net已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付費電視業務之一,在48個國家/地區擁有超過千萬訂戶。

M-Net業務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庫斯•個人職業生涯的基石,更是Naspers長達70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意味著Naspers開始擺脫政治包袱、在數字時代來臨之際迎風直上。

庫斯•貝克之後又創建了數字衛星電視公司 Multichoice,還將推動成立了手機寬帶業務MTN(全球第八大運營商),一路向數字行業繼續深入挺進。

如果說孫正義是一個適合開創偉業的人,那麼庫斯無疑是一個善於守業的人。他是一個成功的職業經理人,專業、穩重、平易近人。

他曾經在Naspers百年誕辰時拒絕了Ton Vosloo關於出版公司史的請求,說如果Naspers數千名黑人僱員讀到了公司的過去,會引起ANC政府的注意,還給公司受到監管的業務帶來麻煩。

在他治理下的Naspers,高管沒有優惠停車政策,大家都統一在開放式空間工作,他還會記得員工的生日。

他還會運一些豪登省海德堡地區農場的玉米給工作人員,後來變成了巴比倫斯托恩農場的李子。他非常喜歡農場,約翰內斯堡的工作人員每年都要有一次烤肉活動,肉都來自他的農場。

想要了解孫正義和他的軟銀帝國很容易,已經有兩本官方自傳,以及互聯網上層出不窮的報道與文章。但是Naspers神秘得多,不為大眾所熟知,瞭解庫斯•貝克更是一件難事,資料鳳毛麟角。

1994年,曼德拉在南非大選中當選總統,南非的民主化大門就此打開,南非也重新加入了英聯邦,併成為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的成員。

Naspers與舊執政黨的同盟關係結束了,並在約翰內斯堡上了市。孫正義也正好是這一年成為軟銀公司的總裁。此時,軟銀已是日本最大的軟件分銷商。1995年,孫正義對初創公司雅虎進行了投資。1996年3月,孫正義對雅虎再追加了1億美元的投資,擁有了其33%的股份。

1998年2月,軟銀以4億1000萬美元脫手了雅虎2%的股票。就在不久前,庫斯成為Naspers的CEO,並以22億美元的高價出售了它在歐洲的付費電視業務。

手握巨資,孫正義和庫斯站在了互聯網時代到來的大門前。

捕獲阿里、騰訊靠的可不只是運氣

手握22億美金,庫斯想的是,該把這些錢投向哪裡?此時,付費電視已經在全世界普及,而互聯網剛創建不久。於是,他決定把這些錢投向互聯網。他回憶當時說,“我們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一定的運氣。”

承認曾經的成功是來源於運氣——孫正義可不會這麼做。1999年10月的一天,孫正義十分鐘內便決定要投給馬雲3500萬美金。這個故事的戲劇性契合了人們對孫正義的想象,一場天才的、揮金如土的任性押注。

庫斯也押注了中國。他對中國抱有極大熱情,他認為中國曾經是是世界領先的經濟體,並預言這種歷史格局將重演。

但相較來說,Naspers對於騰訊的投資,更像是兩個走到末路的人最終選擇了彼此。

1997年,Naspers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尋找對互聯網的投資機會。但對Naspers來說,中國和互聯網都是陌生的領域,所以公司通過僱傭昂貴的諮詢師尋找方向。他們還找到了一位中間人——李世默(Eric Li),一位中國風險投資家及政治學學者。但諮詢師並沒能幫助Naspers找到合適地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公司決定自食其力。

Naspers早期進入中國的思路是自己做,Naspers全資做了門戶網站“脈搏網”:這家公司使用從南非引進的技術和系統,管理層混合了外籍和中國本地人,但它最終被本土競爭者(新浪、搜狐等)擊敗。Naspers在這個項目上損失超過8000萬美元。

它還全資做了體育網站“華體網”,Naspers是媒體出身,有衛星,也有一些體育比賽(主要是足球)的轉播權,它看好在中國做體育,但是並沒有成功。

它還給“易富財經網”——中國最早的私有互聯網數據託管中心之一、位於上海的金融門戶網站,投了500萬美金。彼時,新媒體觀察者魏武揮在這家公司任職,他在《MIH當年的一段故事》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MIH在中國真的很大方,它要求它旗下的公司,在當地要用最好的office樓。office裝修得非常好,什麼遠程會議設備,都是花了大錢的。我記得搬進中信泰富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異味,想必裝修材料、辦公用具都是環保型的。薪資很慷慨,也不歧視中國人,按照整個南非體系走。”魏武揮說。

他還記得,MIH的投資風格不是甩手掌櫃型的,喜歡派駐自己的員工。當時,易富的COO是MIH派遣的外國人,後者的待遇非常好,專門配車,在上海還有很大的房子,他把老婆和四個兒子都帶來了。另外,主導易富項目的投資經理也是外國人,易富創始人強調過,這位經理的國際長途報銷是沒有上限的。易富的財務人事也是MIH派駐的。

但是這些項目都沒有成功。2000年互聯網泡沫開始後,它們各自裁員、關閉服務。加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一系列失敗,Naspers損失慘重。它經歷了自1950年以來的歷史第一次虧損,股價從100蘭特暴跌至12蘭特。

Naspers總結進入中國的一系列失敗的原因是:不敵中國本土(home-grown)生長的競爭對手,此後,他們把方向從自己做轉為投資。

但當IDG將剛成立的騰訊介紹給Naspers時,內部對這家當時充滿人氣、卻看不到盈利模式的公司依然是極為不安,而且,“那幾乎是Naspers最後一組可用的資金了”,Ton Vosloo說。

投還是不投,內部的意見出現了很大分歧。當時Naspers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投資虧了很多錢,他們認為不能再將公司最後的資金用於這麼高風險的投資。

在討論了整整一年後,庫斯領導的董事會才終於按下了贊成鍵。Naspers對騰訊的交易於2001年完成。以3200萬美元購買了騰訊46.5%的股份,“實際上,對騰訊的投資是Naspers在艱難而動盪的年代中最後一筆重大的互聯網投資。”Ton Vosloo說。

這筆投資對Naspers意味著什麼,Ton Vosloo用瞭如下比喻,“騰訊是Naspers王冠上的寶石,也是箭袋中最銳利的箭頭。如果騰訊咳嗽,那麼Naspers會患上肺炎。”

2016、2017年財報顯示,Naspers的營業利潤分別虧損了1.77億和3.6億美元,但騰訊的分紅卻高達1.46億和1.91億美元。2018年中報顯示,Naspers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為3.7億美元,其中來自騰訊的分紅收入為3.35億美元。它無法擺脫“騰訊依賴症”。

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裡,馬化騰本人都時不時在減持,但Naspers自從買入騰訊股份開始,便只拿分紅,從來沒有賣出過一張騰訊股票(直到2018年)。

這體現了Naspers投資的延續性和專注性。Naspers沒有任何LP,只拿自己的資金投資,這意味著相比其他VC而言,它可以更長期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

投資騰訊深刻影響了Naspers未來的投資信心及思路,在騰訊之後,對創業者的投資和信任成為Naspers的主要關注點。

募投管退:投資如何塑造世界互聯網格局

成功投出阿里、騰訊之後,軟銀和Naspers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互聯網投資上。但不一樣的投資思路、風格,Naspers和軟銀走出了不同的發展軌跡。

和孫正義積極向沙特王儲募集資金不同,Naspers的資金來源始終從自己的儲備中來。Naspers業務分為四塊,一是已經分拆上市的prosus;二是南非的傳統媒體業務media24;三是南非的互聯網業務Takealot;四是已經分拆上市的電視業務multichoice。

Naspers將自己定義為全球消費互聯網集團、世界上最大的技術投資者之一。Naspers相信龐大的社會需求會給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巨大機遇,消費者需要更便捷的支付方式、更優質的餐食選擇、和更迅速廉價的配送方式等。

Naspers的投資領域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電子商務,包括在線分類、支付與金融科技、外賣、電子零售和旅遊5個板塊,另一部分是社交和互聯網平臺,由騰訊和俄羅斯互聯網巨頭Mail.ru構成,Naspers持有前者31.1%的股份,後者28.0%的股份。

和軟銀在全球廣泛投資不同,Naspers尤其關注印度和中國。在過去的五年中,Naspers向印度注資了40億美元。

具體打法上,Naspers的投資更為聚焦,基本吃透一個領域。食物配送方面,它所投資的德國Delivery Hero、巴西的iFood、印度的Swiggy(和Uber Eats競爭)形成了組合拳;在線分類網站上,他們投資了印度的OLX,美國的Letgo、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Dubizzle和俄羅斯的Avito。

而軟銀的投資則更為分散。“他們是偉大的投資者,但是他們的方法很寬泛”, Naspers現任首席執行官鮑勃·範迪克(Bob Van Dijk)曾這樣評價軟銀,“而Naspers則更加專注。我們投資於我們真正瞭解的東西。對我們有益的是積累專業知識,然後再壯大。我們無法在我們不理解的事情上投入1000億美元。”

在很多情況下,騰訊都緊隨Naspers的投資步伐(如Swiggy和Ibibo),而阿里和軟銀則抱在一起(均投資了Snapdeal和Paytm Mall)。競合關係一直都在,Naspers和軟銀都投了Flipkart並獲得豐厚回報,阿里與騰訊所投的Swiggy的競爭對手Zomato有合作關係。

在投資管理上,兩家公司也風格迥異。Naspers一再強調要尊重當地團隊自己的判斷,而孫正義則非常重視控制、競爭、擴張規模。

在資金退出方面,因為是募來的基金,軟銀更在意退出,而Naspers則不是這樣。Crunchbase數據顯示,SoftBank共有過37次退出套現,Naspers則是6次。

“軟銀的願景基金是一個有退出日期的基金,需要在某個時間點退出,而我們沒有。”Bob Van Dijk說,“Naspers沒有外部有限合夥人,也沒有退出的視野。如果我們發現企業有上行空間,那麼我們就不會退出。”

這意味著Naspers對公司的投資額沒有限制,其提供的資金本質上是“長期”和“耐心的”。

比如在食品配送領域,儘管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長時間都是無利可圖的狀態,但Naspers感到其具有巨大的潛力,近年來已為此投入了50億美元。

最終看投資成績單——如果說Naspers是順風順水,那麼軟銀則是大起大落。滑鐵盧在於Uber和WeWork。據國際研究機構Sanford C.Bernstein分析師Chris Lane統計,軟銀目前的在Uber和Wework(按公司估值從240億美元下滑至150億美元計算)上的投資累計損失可能高達63.6億美元。正因此,軟銀的11月財報經歷了14年來的第一次季度虧損。

千億投資回報背後:Naspers的陽關道、軟銀的獨木橋

如果說孫正義的野心是要利用資本實現堪比Google、Facebook這些巨頭對世界的影響力,那麼Naspers的驅動力也許來自如何做好資源配置,利用好手裡的錢為股東賺取更多的分紅。

庫斯上任時Naspers的市值剛剛超過50億蘭特,如今Naspers的市值已超過2200億蘭特。

如果將Naspers和軟銀視為兩個投資標的,前者穩健,後者則大起大落。不能說誰更成功,誰更失敗。事實上,從更長期來看,成功取決於當時的環境,取決於創始人自身,取決於諸多因素。但毫無疑問,它們仍然擁有對互聯網的勇氣、好奇心和遠見,他們都希望能將當初的幸運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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