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蘇聯甩了“包袱”,減了壓力,卻不知更大壓力來臨

1964年10月,約瑟夫去世後10年,蘇聯再次迎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此次政變的目標就是把赫魯曉夫趕下臺。赫魯曉夫上任後,雖然能力一般,也給蘇聯帶來很多危機,但赫魯曉夫全面否定前任的做法,並未贏得全部支持,蘇聯內部一直存在反赫魯曉夫勢力。這就是蘇聯內部矛盾。


上世紀70年代,蘇聯甩了“包袱”,減了壓力,卻不知更大壓力來臨


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的是勃列日涅夫,此人是赫魯曉夫一手提拔進入蘇聯核心領導層。但勃列日涅夫的能力比赫魯曉夫還要差,很多人認為勃列日涅夫就是一個過渡性人物,遲早要被謝列平取代。誰都沒想到勃列日涅夫雖然治國能力一般,但其陰謀策略卻是第一流的。他成為元首後,利用計謀開始逐個收拾一些威脅自己地位的人物,逐漸掌握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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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實際上就是赫魯曉夫的一個翻版,根本談不上治國策略,他既反前任,又反前任的前任。甚至叫停赫魯曉夫改革,但沒有提出更有效的治國方略。特別在對待赫魯曉夫時期出現的“不同政見者”,勃列日涅夫的做作法讓人不理解。

被精神

由於赫魯曉夫的釋放解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逐漸增多,各式各樣的“持不見政見者”出現,很多人並不是真正的敵人,他們很多人熱愛蘇聯,只是對現行政策及一些事物不滿,但都被蘇聯歸為“持不同政見者”行列。這也是蘇聯不加區分不科學的劃分,也不善於“導”而給西方找到了缺口。

面對不為湧現的“持不同政見者”,勃列日涅夫如何處理呢?勃列日涅夫做法粗暴。當時對一些不滿蘇聯體制的人,以及一些沒有社會危害,只是想法不與蘇聯高層合拍,有的太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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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蘇聯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不是政治家,又加之蘇聯內部消息的封鎖,很多人不理解,因此就會出現不同聲音,但這種不同聲音就成為“不同政見者”的標誌。

蘇聯國安會直接會對這些人宣佈是“精神病患者”,即使本人及家人否認,也會直接被帶到精神病醫療進行治療。有些人被勃列日涅夫的這種做法感覺無望,直接屈服,有的甚至不說了,保持沉默,然後不久被釋放。

還有些人經過法院程序被宣佈“精神病”。蘇聯抓捕一些人後,根據蘇聯《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或第190條規定“詆譭蘇維埃國家制度,擾亂社會秩序,不服從國家管理的人員”。法院會根據此條規定進行起訴,然後再進行精神病學鑑定。通過精神病鑑定宣佈此人為無責任能力的人後,再由法庭進行缺席不公開審判,判決將其送入精神病醫院進行治療。這種通過法院判決再送入精神病院的做法,也就避免被西方醜化的口實。


上世紀70年代,蘇聯甩了“包袱”,減了壓力,卻不知更大壓力來臨


據蘇聯資料記載,蘇聯退役少將格里戈連柯案件曾是一個典型案件。格里戈連柯曾在蘇聯第18集團軍服役,1964年,他因為組織了一個名為“為恢復列寧主義而鬥爭聯盟”,被關入精神病院。

1965年後,格里戈連柯從精神病院出院,他出院後當搬運工維持生活,蘇聯當時給他按士兵養老金,被格里戈連柯拒絕。軍人出身的格里戈連柯成為當時“持不同政見者”的代表人物。

格里戈連柯繼續不斷髮生自己聲音,他支持克里米亞的韃靼人返回故地,他甚至還成立一個人權組織,與蘇聯領導層對抗。

1969年,安德羅波夫曾給領導層通報就指出:“反社會行為的破壞者格里戈連柯和克拉辛繼續尋找可能途徑,激活持不同政見者的破壞活動,並擴大持不同政見者數量……格里戈連柯和克拉辛甚至想成立一個協會,主要是監督蘇聯法庭的審判。但他們向上遞交了申請書,還沒有得到回覆的情況下,對外散播已經在莫斯科、基輔等城市成立組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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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羅波夫曾當過克格勃,這份報告與克格勃調查有關。1969年5月7日,格里戈連柯在塔什干被捕,然後送到謝爾比茨法醫研究所進行檢查,完事後宣佈他是一個精神錯亂者,又被送到精神病醫院進行治療。最後勸說他到美國治病。實際上就想趕他走。

麥德維傑夫曾在國外出了對蘇聯生物學發展的書。但1970年,蘇聯竟然把這位科學家從家裡強行送到精神病院,對其進行了強行治療。主治醫師利甫希茨認為麥德維傑夫有雙重人格問題,並給出這位生物學家的結論,認為他作為生物學家,卻總到一些事物不滿,總想鬥爭。

20天后,在國內外科學界人士呼籲下,麥德維傑夫才被釋放。

逐出國

勃列日涅夫除了用“被精神病”的做法,對一些頑固不化的人,採取的是“甩包袱”做法,就是把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逐出蘇聯。

上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蘇聯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與猶太人一起離開蘇聯,流亡西方。像馬克西莫夫、麥德維傑夫、布科夫斯基等人移居到西方,當時出現一種怪現象,在國外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居然多於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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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一些不願離開蘇聯的,蘇聯也會把他們強行逐出蘇聯,像著名作家索仁尼琴,他寫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後,就被勃列日涅夫批評。此後索仁尼琴的小說《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國外出版後,直接被蘇聯作協開除會員。

1970年10月,索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蘇聯克格勃直接介入索仁尼琴的問題,想利用其出國領獎之際,把他驅逐出境。但索仁尼琴卻堅定不出國領獎。

此後圍繞處理索仁尼琴的問題,蘇聯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但也沒有開出個措施和結論。後來索仁尼琴頻繁會見西方記者後,蘇聯批准克格勃意見,把索仁尼琴驅逐出境。認為他與蘇聯國民身份不符,根據《蘇聯國籍法》第7條規定,剝奪其國籍。隨後索仁尼琴不得不踏上流亡生活。


上世紀70年代,蘇聯甩了“包袱”,減了壓力,卻不知更大壓力來臨


遭判刑

但蘇聯在對待“持不同政見者”的措施上,大部分採取判刑關押手法。據蘇聯有關資料顯示,從1956年到1980年,“攻擊蘇聯國家與社會制度的故意造謠誹謗罪行”的人,逐年遞減。1956年至1960年是4676人,1976年至1980年是347人。

雖然是遞減的趨勢,但大部分都趕出國了,因此並未按判刑統計。不過也能看出蘇聯也在調整政策,儘量少判,多“甩包袱”。


上世紀70年代,蘇聯甩了“包袱”,減了壓力,卻不知更大壓力來臨


結語

勃列日涅夫實施的拙劣措施,不僅打擊了一片,甚至把一些優秀的科學家和藝術家拱手送到西方,既給了西方的口實,也是西方的禮物。這些人在西方做出了很多貢獻。而反過來看,削弱了蘇聯發展。

另外,這些被逐出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成為醜化蘇聯一股巨大力量,也成為一股強大瓦解蘇聯的勢力。因為他們出走,而且過上美酒加咖啡的生活,反過來帶動了蘇聯國內更多人往外跑,而到國外最好的辦法就是希望成為蘇聯眼中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得不說,此時蘇聯解體的大幕已經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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