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國際政治學40講》的第十六講是“海陸對抗：德國挑戰英國為何很難成功？”
各式“民族主義”的基礎都是一樣的，即人民願意在情感上產生對本民族的自發性認同，其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國內動員機制，在德國的崛起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這種刻意強調本民族和其它民族之區別——甚至會美化本民族、醜化其它民族——的封閉秩序，也讓德國很快便走向了與英美的強烈對抗，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今天的推文中給大家分享一篇《帝國的年代：1875-1914》（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就旨在以一戰前的民族主義和西歐右翼力量走向合流的這段歷史為背景，解析民族主義的吸引力所在、侷限性和代價。
1.民族主義和19世紀的反猶太主義相結合的後果：愛國精神轉移到政治右翼
民族主義會以另一種方式和中間階層緊密聯繫，這種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間階層的人士轉向政治上的右派。
仇視外人一事對於商人、獨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業經濟進步威脅的農民，很容易產生吸引力，尤其在財政緊迫的不景氣時期。外國人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象徵，而資本主義正是瓦解古老傳統的力量。
因此，自19世紀80年代起流行全西歐的政治反猶太主義，和猶太人的實際數目並沒有什麼關聯。在4000萬人口中只有6萬猶太人的法國，它的效力最強大；在6500萬人口中有50萬猶太人的德國，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猶太人占人口15%的維也納亦然。（猶太人佔布達佩斯人口的1/4，可是反猶太主義在布達佩斯卻不構成政治因素。）
這種反猶太運動所針對的是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資本主義荼毒者，“美好時代”典型資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個戴高頂絲質禮帽和抽雪茄煙的胖男人，而且還有個猶太鼻子，因為在猶太人所主導的企業領域中，他們不僅與小商人競爭，同時也扮演給予或拒絕給予農民和小工匠信貸的角色。
▲ 奧古斯特·倍倍爾，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
因而，德國社會主義領袖倍倍爾覺得反猶太主義是“白痴的社會主義”。可是，當19世紀末政治反猶太主義興起時，最吸引我們注意的不是“猶太人等於資本家”這個公式（在東歐和中歐許多地方，這個等式並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義的結合。
這種結合不僅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該運動有系統地對抗其支持者的潛在或公開的仇外心態，以致對外國人和猶太人的深刻厭惡，在這個群體中往往顯得較從前更為可恥。
它標示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許多大國中的明顯右傾，尤其是在19世紀90年代。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德國民族主義的古老群眾組織（許多體操協會），由承繼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義作風，轉為具有侵略性、軍國主義和反猶太姿態。
此時，愛國精神的旗幟已成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們，雖然在有的地方愛國精神和法國的三色旗一樣，認同於革命和人民奮鬥的目標。於是，左派人士認為炫耀國名和國旗，可能會有被極右派汙染的危險。一直到希特勒上臺，法國左翼才重新充分運用激進派的愛國精神。
2.國精神轉向政治右翼的原因：過去使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相配合的國際形勢失效了
愛國精神之所以轉移到政治右翼，不僅是因為它以前的思想夥伴——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陷於一片混亂，也是因為以往顯然使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配合的那種國際形勢，不再有效。
▲ 1878年柏林會議油畫，德國首相俾斯麥代表德國舉行會議
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或許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會議為止，國際形勢都顯示出：一個民族國家的獲利，不一定是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損失。事實上，歐洲地圖雖因兩個主要的新民族國家（德國和意大利）的創建，和巴爾幹半島上若干小民族國家的形成而改觀，可是卻沒有發生戰爭或對國家間的國家體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壞。
在大蕭條以前，像全球自由貿易之類的事物，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或許對英國好處最多）。可是自19世紀70年代起，這樣的宣稱聽起來已不再真實。而當全球性的衝突再一次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雖然尚未成為迫切的可能時，那種認為其他國家簡直就是威脅者或犧牲者的民族（國家）主義，便因之得勢。
在自由主義危機中出現的政治右派運動，一方面培育了這種民族主義，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
事實上，最初以新出現的“民族主義者”一詞自稱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戰敗刺激而採取政治行動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國戰勝法國之後的莫里斯·巴雷斯和保羅·德羅列德，以及1896年意大利羞恥地敗於埃塞俄比亞之手以後的恩里科·柯拉蒂尼。他們所創建的運動（這個運動使普通詞典上出現了“民族主義”一詞），在相當程度上是有意反對當時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對議會政治）。
在法國，這種運動一直只是聊備一格，比方說，1898年創立的“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實際的君主主義和出言不遜的無趣言談之中。
意大利的這種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政治運動，建立在沙文主義、仇外以及對於擴張國土、征服甚至戰爭行動的日漸理想化上。
3.民族主義對不同人群的吸引力所在
對那些無法精確解釋其不滿的人而言，這樣的民族主義特別能夠替他們表達集體的憤恨。一切都是外國人的錯。
▲ 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
德雷福斯案使法國的反猶太主義有了特殊武器，不僅因為被告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外國人在法國參謀總部幹什麼？），也因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替德國當間諜。
相反，德國的好國民每當想起他們的國家正遭到其敵對聯盟有系統的包圍（如他們的領袖常提醒他們的），便嚇得戰慄不已。與此同時，像其他好戰民族一樣，英國人已做好準備，要利用那股反常高漲的仇外興奮情緒，來慶祝世界大戰的爆發。這股仇外情緒說服了英國皇室將其日耳曼姓氏改為盎格魯——撒克遜姓氏——溫莎（Windsor）。
無疑，每一個土生土長的公民，除了少數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幾個知識分子、國際性商人和國際貴族及王族俱樂部的成員外，都感受到某種程度的愛國狂熱。無疑，幾乎所有人，甚至包括社會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在內，都深深浸染了19世紀的種族優越感，以至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的階級或民族在先天上便較其他人優越。帝國主義只不過是在各帝國的人民間加強這樣的誘惑。
但是，無可懷疑的是，最熱烈響應民族主義召喚的那些人，多半都介於“社會上已有確立地位的上層階級”與“最下層的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
對於這個發展中的中間階層來說，民族主義也多少具有實際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他們作為國家“真正捍衛者”的集體身份（迴避他們為一階級的說法），或者作為（他們非常垂涎的）完整的資產階級身份申請者的集體身份。
愛國心補償了他們在社會上的卑下地位。因此，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英國，在1899-1902年的帝國主義南非戰爭中，其接受招募的工人階級的曲線，完全反映了經濟形勢，隨失業率而升降，但是中下階級和白領階層青年響應招募的曲線，卻清楚反映了愛國宣傳的吸引力。
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軍人的愛國心可為他們帶來社會報償。在德國，它為就讀中學到16歲（即使未能繼續學業）的男孩，提供了出任預備軍官的機會。在英國，如戰爭將說明的，甚至連替國家服務的辦事員和售貨員也可以成為（用英國上層階級嚴峻的術語來說）“暫時的紳士”。
4.民族主義的內在侷限性
可是，19世紀70年代到1914年的民族主義，不只侷限於失意的中產階級或反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法西斯祖先所訴求的那種意識形態。因為，毫無疑問，在這個時期能夠提出或包含全國性訴求的政府、政黨或運動，多半可享有額外利益；
相反，那些不能或不為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居於不利地位。無可否認，1914年戰爭的爆發，在主要作戰國家激起了真正的（雖然有時是短暫的）大眾愛國精神的勃發。而在多民族的國家中，全國性工人階級運動敗給了分解為“以每一個民族的工人為基礎”的個別運動。奧匈帝國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帝國尚未崩潰之前便已崩潰了。
不過，作為“民族運動和揮舞國旗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與民族性的廣泛訴求之間，有一點截然不同。
前者看不到國家建立或擴張之後的情形。它的綱領是反抗、驅除、擊敗、征服、駕馭或淘汰外國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個愛爾蘭民族、日耳曼民族或克羅地亞民族的獨立國家（完全屬於他們的國家）中，維護其愛爾蘭人、日耳曼人或克羅地亞人的特性，宣佈其光榮的未來，或為達到這個目標盡一切犧牲，就足夠了。
事實上，正是這一點使它的吸引力只能侷限在下列範圍內：熱情的理論家和好戰者、尋找凝聚力和自我定義的不定型中產階級、可以將他們所有的不滿歸咎於罪惡的外國人的群體（主要是掙扎中的小人物），當然，還有那些對那種“告訴公民說有愛國心便夠了的意識形態”大表歡迎的政府。
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單有民族主義是不夠的。矛盾的是，這一點在尚未獲得自決的民族的實際運動上最為明顯。
在本書所論時期，真正得到民眾支持的民族運動（並非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幾乎全是那些將民族和語言的訴求與某些更強有力的利害或動員力量（包括古代和現代的）相結合的民族運動。
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沒有天主教會，那麼佛蘭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的運動在政治上便會微不足道。沒有人會懷疑：天主教信仰賦予受異教統治的愛爾蘭和波蘭民族主義一種一致性和群眾力量。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愛爾蘭的芬尼亞勇士團成員（Fenians，最初是一個世俗、事實上反教權的運動，訴諸各種信仰的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已成了一大政治力量，其原因在於他們允許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認同於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
5.當民族主義被調成雞尾酒時，它才真的普受歡迎
更令人驚異的是，如前所述，那些最初以國際主義和社會解放為主要目標的政黨，也發現自己成了民族解放的媒介物。
獨立波蘭的重建，不是19世紀完全致力於獨立的無數政黨中的任何一個所能領導的，而是由隸屬於第二國際的波蘭社會主義黨完成的。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亦然，猶太人的領土民族主義也是如此。建立以色列的不是赫茨爾或魏茨曼（Weizmann），而是俄國人所啟發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雖然有些此類政黨在國際社會主義中受到批判，因為它們把民族主義置於社會解放之前，可是這樣的批判卻不適用於另一些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政黨，因為後者是在意外地發現它們代表了特定的國家和地區：芬蘭的社會黨、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Mensheviks）、東歐大片地區的猶太人聯盟，甚至拉脫維亞絕對非民族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
相反，民族主義運動也覺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會綱領，至少也要表現出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關心，因為這可帶給它們不少好處。
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現於工業化的波希米亞——被同受勞工運動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佔——的自稱為“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1907年，社會民主黨員在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得到38%的捷克選票，成為最大政黨。）捷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最後成為獨立捷克的代表性政黨，並且提供了最後一任總統——貝奈斯（Beneš）。
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啟發了一個年輕的奧地利人，這個人把他們的名稱和他們結合“反猶太極端民族主義”和“含糊的人民主義社會煽動法”的態度，帶進了戰後的德國。此人便是希特勒。
▲ 希特勒上臺後，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方法，鼓吹“種族優越論”
因而，當民族主義被調成雞尾酒時，它才真的普受歡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於它本身的滋味，也在於它摻和了其他的某種成分或多種成分。它希望能借這些成分來解消費者精神或物質上的乾渴。
但是，這樣的民族主義雖然還是名副其實的，卻不是揮舞國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樣——它既不那麼好鬥又不那麼專心致志，而且確乎不那麼反動。
6.民族主義對政府動員民眾而言的必要性
矛盾的是，在各種民族壓力下行將瓦解的奧匈帝國，卻展現出民族主義的極限。
在20世紀最初10年，雖然帝國中絕大多數的人民毫無疑問已意識到自己屬於某個民族，但他們之中卻很少有人認為這一點和對哈布斯堡君主政體的支持有任何矛盾。
▲ 一戰時期的奧匈帝國
甚至在大戰爆發之後，民族獨立仍然不是重要的爭論點。在奧匈帝國的各民族中，只有四個民族（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捷克人）對政府抱有堅決的敵意，其中三個可以與帝國境外的民族國家認同。
然而對大多數民族而言，它們並不特別想要衝破這個某些狂熱的中產階級或中下階級口中的“諸民族牢獄”。在戰爭過程中，當不滿和革命的情緒真正上升之際，它也是先以社會革命而非民族獨立的方式呈現。
至於西方交戰國，在戰爭期間，反戰情緒和對社會的不滿日漸壓制了群眾軍隊的愛國心，但卻未曾摧毀。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國革命對國際所造成的不尋常影響，我們必須牢牢記住：1914年心甘情願，甚至滿懷熱忱走上戰場的人，是受到愛國思想的感召。
這種愛國思想不能侷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中，因為它帶有公民責任意識。這些軍人奔赴戰場，不是因為嗜好作戰、嗜好狂暴和英雄氣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種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義的無限制擴張，更不是因為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敵意。
正好相反。所有實行群眾民主政治的交戰國，其國內宣傳都說明了：它們所強調的不是光榮和征伐，而是“我們”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們”代表了對於“我們”所體現的自由和文明價值觀的致命威脅。
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夠因戰爭而予以動員，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感到這場戰爭不只是一般的武裝格鬥，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世界將因“我們的”勝利而更好，而“我們的”國家，用勞合·喬治的話來說，將成為“適合英雄居住的國度”。
因此，英國和法國政府聲稱它們是在維護民主和自由，抗禦君主權力、軍國主義和野蠻習性（“德國兵”），而德國政府則聲稱它是在維護秩序、法律和文化的價值觀，抗禦俄國的獨裁政體和野蠻習性。
征伐和帝國擴張可以是殖民戰爭的宣傳素材，卻不是這場大沖突的宣傳素材，即使在幕後主宰各國的外交部也一樣。
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眾，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戰場，而非以戰士或冒險家的身份走上戰場。可是，這個事實恰恰足以說明在民主社會當中，
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為，只有把國家目標視為自己的目標，才可以有效動員民眾。1914年時，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有這種想法，他們便是因此而動員。一直到為期三年無比慘烈的屠殺和俄國革命的例子出現，才讓他們認識到他們的想法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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