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以其齋號稱聊齋先生。
一個平平無奇的老秀才——蒲松齡
蒲松齡出生在一個亦儒亦商的家庭，出生時家境敗落，正趕上明末清初改朝換代之際。清兵的屠殺，流民的動亂，各種自然災害的叢生，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雖然從小身體欠佳，蒲松齡卻長得高大魁梧，典型的山東大漢。蒲松齡才華橫溢，開朗，樂觀，也很執著。像當時的讀書人一樣，他立志通過科舉考試當官建功立業，十九歲時中了秀才，縣考、府考、道考，連中三元。但接下來的命運卻開始戲弄他。從19歲中秀才之後，每逢鄉試他必參加，卻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一生仕途坎坷，屢試不第。只能設館授徒，當鄉村塾師，這塾師一當就是五十年，七十一歲時才因為年紀問題有了一個當雜佐官的資格，以致他“自覺面目酸澀”。科考的失敗對於他來說是一輩子的心痛。他做夢都想“得何時化作風鳶去啊，看天邊怎樣”。
由於家境落魄貧寒，而且以前家庭也有經商背景，所以他也向往著發財，也不避諱發財，他在給灶王爺的祭詞中寫道
：“倘上方見帝，幸代陳詞：倉箱討得千鍾黍，從空墜萬鋌朱提。”他熱情好友，愛花，喜酒，說“有花有酒春常在”。他雖喜歡佛家、道家思想，但是身在齊魯大地，卻從未拋棄他的根本——儒家思想。 他因家境貧寒而終生生活在窮鄉僻壤，周圍缺乏真正可與比肩對話的知己而苦悶痛苦。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能感同身受農民的生活壓力之大，認為：“糶谷賣絲，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
鄉村塾師生涯隔絕了與世俗社會的交流，讓他更感到孤獨與苦悶；但也使得他更富於浪漫和幻想，於是在私塾的閒暇中，把濃郁的情感、深層次的寄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釋放到文學的小天地裡，最終著成中國古代志怪小說集大成者——《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權威版
《乾隆淄川縣誌》記載：“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即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決然捨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為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磨。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撰著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雲”。
《聊齋志異》491篇作品，大多描寫狐妖鬼怪精魁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一部分是根據前人作品改寫來的，但是大多數作品都是蒲松齡獨立構思完成的。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痴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或有未可概以人廢者。
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悽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從蒲松齡蒐集的這篇《聊齋自志》可以看出《聊齋志異》大部分篇章都是蒐集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加入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熔入自己的思想觀念與人生經歷而創作成功的，所以真實地反映了社會歷史與人間百態。無論這些鬼怪精靈多麼的虛幻與荒誕，究其本質，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始終沒有超出現實世界。《聊齋志異》雖然是志怪小說，但是卻是明清時代的一面鏡子，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現狀和民間風俗。
聊齋志異通俗版
所以《聊齋志異》的創作與作者所受的文化思想因素、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經歷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以儒家思想為根本，兼容各家思想
- （1）蒲松齡的儒家思想
蒲松齡的父親一直堅守“讀書為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並與此來教育子女。蒲松齡從小耳濡目染，加上父親的諄諄教導，再加上出生於孔子之鄉——齊魯大地上，儒家思想成為了蒲松齡一生的主導思想，這從蒲松齡執著於科舉長達半個世紀和《聊齋志異》內容中強烈的濟世思想可以反映出。
- （2）蒲松齡的佛家思想
佛教在中國流傳甚廣，特別是佛家輪迴和因果報應思想深入人心。《聊齋志異》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反映佛家因果報應思想。比如投生轉世模，比如式果報模式都深受佛教中因果、輪迴觀念的影響。
佛教思想認為；“世間眾生大都要經歷生死輪迴”，這是因果報應觀念得以實現的基礎。
佛教的因果報應觀認為;“善業能夠得到善果，在六道輪迴中能得到人和天的果報，而惡業只能夠得到惡果，在六道輪迴中能得到畜生和地獄的果報。”
這種輪迴和因果報應觀念在《聊齋志異》中比比皆是，在《聊齋志異》所有作品中關於輪迴和因果報應的文章佔了很大的比重，《果報》《三生》《李伯言》都是以佛家輪迴和因果報應為主體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明顯帶有道德教化的意思，因為是蒲松齡創作的最根本動因就是勸說世人向善懲惡，這也是他最美好的願望。但蒲松齡又摒棄了佛教因果報應觀念中的宗教含義，將其簡化為一種思維框架、一種思想的載體。也就是佛家思想為血肉、儒家思想為靈魂，使得文章更具有趣味性，也帶有一絲人文的意蘊。雖然他藉助佛教的輪迴因果報應觀念來勸善懲惡，但是是非善惡的標準主要還是以儒家道德倫理為基礎，勸告人民在處事上要恪守道德，行為上要修善積德。
正如蒲松齡所說：“邪怪之物，為德可以已之。”修身養性，養的一身浩然正氣，任何邪魔外道之物都不能近身，這樣才能免除災禍。
- （3）晚明商業意識和市民階層思想
明末清初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官場腐敗日益嚴重，各種社會弊端也日漸顯露，伴隨著社會矛盾的升級，加上明中葉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經過了明末清初的動盪之後，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商業意識、市民階層得以進一步壯大，這在思想界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聲音，比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開始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反對程朱理學和八股取士的官員任用，這些思想自由之風和商業意識、市民階層思想這種時代氣息的影響，使得作者並不怎麼反感商人，在作者濃郁的儒家思想中漸漸地融入了商業意識和市民階層的思想，這在《聊齋志異》裡面的體現就是出現一大批棄儒從商的文人學者比如馬驥(《羅剎海市》)、任秀(《任秀》)、慕蟾宮(《白秋練》)等等，這些人物都說明商業意識和市民階層思想對作者的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影響的。
聊齋志異連環畫
二、清朝恐怖文化高壓統治下的產物
清朝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封建王朝，為了王朝的穩定，為了政權的鞏固，清朝統治者對漢人處處防範，其中最出名的當屬文字獄，文字獄是清代統治者文化專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歷朝歷代中有所表現，但是清朝文字獄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牽連之廣、用刑之酷舉世罕見，規模更是空前絕後，這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思想專制最黑暗最血腥最醜陋的一幕：清代順康雍乾四朝的文字獄案件大大小小在10000起以上。這就造文人學者們在文章中稍有不滿或抱怨，或無證據只是憑空被清朝統治者懷疑有譏諷朝廷之意，便會輕者入獄流放，重者凌遲滅族。
“尋章摘句，吹毛求疵：穿鑿比附，誅意攻心；探頭探腦，告密成風；疑神疑鬼，保官為上；過猶不及，文網日密；寧嚴勿弛，誅連日眾”這段關於清朝文字獄的描寫充分體現了清朝統治者的血腥殘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陰暗。
嚴酷的文字獄使得清朝社會被恐怖的文化氛圍所籠罩，清朝大學士梁詩正"以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當時文人學者恐懼之心，可見一斑。基於這種文化高壓，很多文人學者只能遠離世俗，寄情於狐妖鬼怪精魁，通過寫妖怪異類的喜怒哀樂來反映現實社會的人世百態，比如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等等，看似寫狐寫鬼寫冥府，實則寫人寫物寫政府，鬼怪狐精的形象實際上就是這些文人學者最真實的想法的一種偽裝。蒲松齡身處那個恐怖的高壓文化時代，當然也要有意迴避文字獄，只能藉助談狐說鬼來寄託自己的心事，“以為異類有情，或者尚堪晤對；鬼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 。《聊齋志異》中關於陰間冥司的描寫更多像現實中的清朝政府衙門，說的是鬼神，實則說的都是人，借鬼言人事罷了。可以說《聊齋志異》在那樣的文化氛圍下存活並發展，與清朝統治者將這本書看為志怪荒誕小說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志怪荒誕小說與政治無關。
文字獄
三、科舉制度的影響
《聊齋志異》雖然都是在談狐妖鬼怪精魁，但是也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世事百態，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不平提出控訴，其中尤以對科舉制度的弊端做了深刻的揭露。《聊齋志異》中有十幾篇描寫科舉制度的文章，如《王子安》《胡四娘》《司文郎》等等，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是無一例外都對科舉制度的弊端加以揭露。科舉制度經過上千年的發展，到清朝已經失去了其“以才取士”的初衷，八股文形式僵化死板，衡量文人學者的才能的標準成為了一個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但是這樣的考試形式卻是中國大部分文人學者和社會精英走向權力的唯一出路。
比如《王子安》篇中寫道：秀才王子安，“入闈後，期望甚切。近發榜時，痛飲大醉。”表面雖寫沉醉於酒，實際是對功名利祿的沉迷。他醉夢中的一番情境，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文人學者的思想行為及心理狀態。而王子安這形象，不禁令人感覺可悲又可笑，可笑的是渴望功名的急切心情和趾高氣昂的夢中痴想，可悲的是其身陷科舉制度的陷阱卻不能自拔的酸楚難堪。
《司文郎》中描寫到盲僧人依靠嗅覺來對文章進行評判，認為王平子的文章遠勝於餘杭生，但是科考結果恰好相反。盲僧斥責顛倒是非的科舉考試：“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今簾中人並鼻亦盲矣!”這哪是盲僧說的話，分明是作者想說的話，將矛頭直指科場的考官。蒲松齡一生懷才不遇，困於科場，對於科舉弊端感受得最為強烈，他對荒誕的科舉制度也是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與批判。
好友相聚
四、《聊齋志異》的意義
- （1）揭露和抨擊現實社會的不良世風
《聊齋志異》中的狐妖鬼怪精魁形象大都是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原型，其中以對狐女的描寫最為傳神，從善良自然、天性純真的嬰寧，到知恩圖報、善解人意的小翠，再到勇敢直率、敢愛敢恨的青鳳，除此之外，還有嬌娜、狐諧等等，這些狐女形象無一不是秉性善良、個性鮮明。相比之下《聊齋志異》中的男人/男鬼/男狐/男官差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顯得遜色許多。
狐女嬰寧
在封建社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深入人心，這導致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極端低下，受壓迫嚴重，加上古代識字的大多數人都是男人，在女性身上發生的故事特別容易引起關注，也更容易引起同情。因此，無論是抨擊社會道德的淪喪還是要勸誡世間的人心，女性形象都是最好的文學載體。在《聊齋志異》中女性形象的美好和弱小與黑暗的強大的社會現實形成巨大的反差，蒲松齡正是利用這種強烈的反差，表達自己對封建社會不合理制度的強烈不滿和對理想社會秩序的一種渴望。
而男性形象主要用於揭露當時腐敗的政治、腐敗的官僚胥吏制度。在《聊齋志異》中，作者塑造了一個世間不存在的陰曹地府，但是這個陰曹地府更像世間的一個政府衙門。裡面的閻王判官儼然是現實社會貪官酷吏的翻版。比如《促織》，尖銳的揭露了當時封建社會的黑暗，封建統治者的歡樂都是建立在人民的血淚痛苦上的。
- （2）作者對於自我的實現
蒲松齡一生都鬱郁不得志，一生都困於科舉，所以《聊齋志異》寄託了作者全部的心血。作者因為無法自我實現，胸中常湧動激憤不平之氣，加上孤身謀生，無人心靈相通的獨孤無助，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將獨孤無助和激憤不平之氣移置到作品中，通過筆鋒將作者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對社會不良風氣的深刻體會和挽救惡劣世情的良苦用心都寄託在作品人物身上，然後通過作品人物在作品中的自我實現，使得讀者認可作者的才華，作者藉助他優秀的作品在精神世界中實現自己濟世經邦的理想，達成自我的實現。
還有《聊齋志異》中以史家筆法自居的“異史氏”也是作者極其渴望自我實現的一種表現。
狐女小翠
總結
《聊齋志異》不僅僅是一本志怪小說，還是一本反映現實社會、揭露社會不良風氣和官場腐敗的作品，不僅如此，蒲松齡還敘述了民間的艱辛與苦難，在狐妖鬼怪精魁的奇幻世界中雕刻出人間百態、現實社會的微縮景觀。
菜米油鹽醬醋茶、刁潑愚陋真善美這些世間百態被蒲松齡一一收於筆下，最終集大成的《聊齋志異》將文言小說推向了巔峰。正如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評論的那樣：“在以志怪傳奇為特徵的文言小說中，最富有創造性、文學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說”。
用唐人傳奇筆墨，寫世間陰陽之奇異，繼承與突破志怪傳統，《聊齋志異》為文壇上一本不朽的千古名著。而這部“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的著作，奠定了蒲松齡 這個平平無奇的老秀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永遠的聶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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