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西周歷史，周王室對楚國征伐的詳細記載相對較少，但並不證明，被周天子稱為“蠻荊”的楚國，對周王室的威脅相對較小。恰恰相反，在西周中後期，楚國越來越對周王室構成了巨大威脅，周昭王、周宣王兩位周天子在伐楚中遭遇的慘敗，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史書中記錄周昭王伐楚失敗時說：“喪六師於漢”、“南巡不返”（《竹書紀年》），也就是說不但西周軍隊全軍覆沒，而且周昭王也因此戰而死。之所以史書對周王室這次伐楚沒有進行詳細記錄，有很大方面的因素，是出於對周王室失敗的避諱難言，由此也更能說明此次失敗對周王室的打擊之大。
伐楚之因
周王室針對蠻夷之國的特殊分封制度，是楚國對周王室歸屬關係薄弱、以至不願歸服之重要因素
- 在西周之初，楚國對於鞏固周王室的集中統治，還是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的，這也與楚國在發展初期的自身實力有限有關。
以楚國初期的發展水平，一方面無法與周王室抗衡，另一方面，也有賴於依靠周天子的力量獲得更大發展。
楚國對周王室的歸服態度，以及楚國依賴周王室得以發展，可以從周文王、周成王時的兩件事看出來：
周文王時，“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史記》），這裡的“鬻子”，就是鬻熊，是楚國的君主，當時是以“子”的身份歸服於周王室，在隨後的翦商大業中，楚國應是對周王室起到了輔助作用。
到了周成王時，楚國依賴周王室的支持，正式有了自己的分封之地，“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史記》），鬻熊的重孫熊繹得到周天子的分封，應是與鬻熊對周王室的貢獻有關，正是由此次分封，楚國才正式立國。
但也從中可以看出，周成王雖然對楚國進行了分封，但在分封待遇上，楚國這個既不與周族同姓、又無姻親關係的小國，其“子男之田”的不過百里的分封面積，還是遠遠不能與齊、晉、魯、衛等諸侯國的待遇相比，正如《左傳》中後來子革對楚靈王所言：“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楚國對於周成王的分封，內心還是有意見的。
- 楚國對周王室的不滿，還出於被周天子邊緣化的身份。
周成王召集諸侯參加會盟，楚國也在參加之列，但在會盟中，因為楚國被視為“荊蠻”，被安排看守火堆，即“守燎”。
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國語》）
楚國國君雖然參加了會盟，實際上卻沒有資格坐到正式坐席上，地位與鮮牟這樣的東夷一樣低下，這使楚國感到受到很大歧視。在周王室對楚國的長期冷落與歧視中，這種不滿，強烈地表現於後來幾位楚君的所言所行。
比如在周夷王時期的楚君熊渠，乾脆自己將三個兒子封為王，並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史記》）這句話的意思，一方面是對周王室權威發起了公開挑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楚國對周王室分封制度已不抱希望。
再有楚君熊通，直接向周王室提出了提高楚國政治待遇的要求：“我蠻夷也，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從楚國這位國君的言語中，可以看出其擴張目光已經不侷限於江漢，而是想與中原各諸侯分庭抗禮。熊通的要求沒有獲得周王室同意後，乾脆自立為楚武王。
楚國對周王室統治地位的挑戰，不只是表現於楚國國君的言行，還在周昭王時期對伐楚事件的記錄文字中有所反映。比如在昭王時期的“過伯簋”等青銅器銘文中，記錄有“過伯從王伐反荊”、“王命南宮伐反荊方”等字樣，其中的“反荊”，就代表了荊楚對周王室的反叛之義；正是由於楚國的反叛，周昭王才不得不對此採取軍事行動。
伐楚失敗之雙方內因
周王室以“方伯”代為管理蠻夷的政策侷限性、東南諸夷的長期威脅，以及楚國“得江漢民和”的地理族群優勢，多因素造成的周王室對楚國控制力不斷弱化
- 周王室分封制建立的統治措施減弱之內因。
在周昭王時期，對於楚國擴張的控制手段，基本上還是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是，在南陽、漢陽一帶分封諸侯，以遏制楚國向北、向東的發展，主要包括鄧、鄀、谷、盧異姓諸侯和隨、唐等姬姓諸侯。
這種辦法，在楚君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左傳》）的楚國初創階段，有著明顯的效果，楚國能夠服從於周王室統治而定期朝見周天子。比如在陝西出土的西周初期甲骨文中記有：“曰今楚子來告”，即說明楚國國君當時被周王室稱為“子”；這與《史記》中記載的“鬻熊子事文王”的記載，是一脈相承的，說明了楚國對周王室的長期服從地位。
另一個辦法是，當週王室分封於南方的“方伯”對楚國等蠻夷之國失去控制力時，就需要周天子派出王室“六師”進行征伐，必要時就要周天子親自出徵。這種情況，在周昭王之前的周公、周成王時期都有先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孟子》）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逸周書》）
王伐錄。（成王時“大保簋”所載）
從西周以來對東方南方大小部族的征伐頻度和難度看，周王室東部南部的威脅始終存在，究其原因，與殷商舊族及同盟部族對西周的長期仇視有一定關係。
當成王踐奄、周公東征，殷人及其同盟部落如東夷族團的徐、淮夷等，部分避往江漢一帶。比如周公東征時所伐的“徐”，到了周宣王時，再次叛周。由此點而看周昭王的“南巡不返”之因，除了與直接征伐楚國有關，還應與江漢一帶的東夷族團有關：
皆雲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沒水而壞，昭王溺焉。（《史記正義》）
還反及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呂氏春秋》）
不管是用膠膠船的漢濱之人，還是破壞橋樑的“漢”人，按史書所言皆不是楚人，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徐”等江漢一帶的部族。
正是由於周王室對東夷部族長期以來的屢徵不服，才使得東部南部所分封的“方伯”威懾力也相應減弱，對周王室分封制度本就不滿的楚國，趁周王室疲於應付東夷部族叛亂之機，也開始挑戰周天子權威。周王室所面對的東夷與楚國的共同挑戰及缺乏足夠的重視，讓江漢之宿敵有了可乘之機，是此次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 再看楚國是有著怎樣的實力，才能使周天子的征伐如此慘敗。
經歷幾代人的艱苦開拓，楚人的勢力範圍已有了非常大的拓展，而且在這一時期的的幾代楚國國君，都有著艱苦奮鬥、開拓圖強的精神。
比如被周成王分封的楚君熊繹，“闢在荊山，篳路藍縷”，由楚國國君作表率的這種艱苦開拓精神，一直延續到楚君若敖、蚡冒，《左傳》中記載其事蹟，依然用到了“篳路藍縷”：
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到了周昭王時期，楚國開拓山林已取得了非常顯著的實效，這從楚國有著豐富的“金”（即是銅）可以證明。在記錄周昭王伐楚的青銅器銘文中，多次提到了“孚（俘）金”，即獲得了青銅之類的戰利品，如“過伯簋”記載的“過白（伯）從王伐反荊，孚（俘）金，用作寶尊彝。”
再由此推斷，楚國的青銅冶煉技術也取得了很大發展，在應用到戰爭裝備中，對楚軍的戰鬥實力也必將起到提升作用。
- 楚國在南方得以快速發展，並逐漸敢於挑戰周王室權力，還有“得江漢間民和”（《史記》）的地理族群優勢。
楚國的發展空間，從初期的荊山一帶，快速延伸到長江中下游，並得到江漢一帶民眾的廣泛支持，與楚國推行有利於當地原居民的政策有關，從而更增強了楚國與其他部族的血脈凝聚力。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楚人與長江中下游的越，同為羋姓，《世本》言：“越為羋姓，與楚同祖。”有了這樣的血脈聯繫，再加之楚國國君的所推行的有利於當地發展生產的政策，才讓楚國的對外擴張提供了民眾基礎。
這種擴張戰略，在之後的楚君熊渠那裡得以證明：
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史記》）
如果沒有這種血脈聯繫與政策支撐，楚國的發展也就無法取得這樣的成就。
從周王室長期對楚國的“蠻荊”稱呼，也能反映出楚國對周王室的長期不服從態度，同時，楚國不同於中原的禮義文化制度，使其對於周王室的歸屬感長期處於邊緣化，也讓由此建立的統治關係相對薄弱，當週王室處於盛世時，不會有所影響；一旦外部形勢有所變化，這種薄弱關係即處於崩解危機。
分析西周伐楚之緣由及失敗結果，有周王室之實際威懾力趨於衰弱的因素，也有楚國自身發展過程對外擴張的因素，以及更多的雙方因素和外部因素，導致周天子在征伐之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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