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日本經濟發展令人矚目：1985年日本成為全球擁有海外淨資產最多的國家，1986年日本貿易順差規模居全球首位，1987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截至2018年，日本的海外金融資產規模為1018萬億日元，是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5倍，海外淨資產規模達到GDP的62%，日本連續28年位居全球淨債權國排名之首。劉瑞認為，在長期對外經濟實踐過程中，日本積累的龐大海外金融資產，既為國內經濟復甦提供了信心，也有效分散了經濟政策風險，提升了日本企業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中國的海外金融資產增長迅速，截至2018年末，對外資產和對外負債分別為7.32萬億美元、5.19萬億美元，分別是2004年的7.8倍、7.5倍，海外淨資產從2004年的0.23萬億美元提升至2018年的2.13萬億美元。在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以及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化背景下，中國海外資產增長面臨更為複雜的局勢。日本累積海外金融資產的歷程及其經驗教訓或可為中國提供借鑑和啟示。
（一）保持經常收支平衡，促進海外金融資產穩定增長
理論上說，在對外資產負債頭寸中體現的海外淨資產變化，與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變化一致。在“尼克松衝擊”和兩次石油危機雙重打擊下，1973—1975年以及1978年、1979年，日本出現經常收支逆差。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經常收支連續近40年保持順差，平均約佔名義GDP的3%；與此同時，日本海外金融資產穩定增長。但其間，日本的經常收支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東日本大地震後，2011年日本貿易收支轉為逆差，經常收支卻未陷入赤字，其原因在於維持順差的基本力量從貿易順差轉向以對外投資收益為主的第一次所得順差。與此同時，作為經常收支的組成部分，服務收支赤字規模縮小，內涵也發生變化，其中訪日遊客大幅增加，旅行收支順差突破歷史峰值，專利使用費收入等其他服務收支也連創新高。可見，在全球化進程中，面對激烈的形勢變化，日本企業注重調整經營戰略，從商品出口到資本輸出，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從模仿跟隨到技術獨創，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從1994年起經常賬戶持續順差，但2018年順差與GDP之比仍僅為0.4%，而且2018年第一季度經常賬戶出現17年來的首次季度逆差。其主要原因在於貨物貿易順差下降、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等。伴隨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對消費升級及產業結構提升的需求更加強烈。因此，要通過擴大開放，改變以往以要素資源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通過注重科技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擴大有效供給，提升產業價值鏈。
（二）提升對外直接投資收益，是海外金融資產健康持續的重要保證
1991年起，日本連續28年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但其海外資產結構發生了變化。長期以來，日本對外淨資產以對外證券投資為主，2009年起對外直接投資佔比持續增加，2014年超過對外證券投資，2018年二者佔比分別為44.21%和29.15%。其背景源於國際金融危機後主要經濟體實施低利率政策，以併購為主的對外投資成為日本企業追求更高收益率的選擇。目前直接投資收益成為日本海外金融資產的重要來源。過去十年間日本對外證券投資平均收益率為4.2%，而直接投資達6.7%，其中在亞洲地區的收益率高於平均值。
2018年，中國的海外淨資產為2.13萬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德國，居全球第三位。但觀察其結構，中國的海外淨資產主要來源於外匯儲備，對外投資收益長期為負值，即對外資產收益水平無法衝抵對外負債（利用外資）的高成本。伴隨中國海外資產規模的擴張，提升對外投資收益、優化海外資產配置，既是中國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也是中國能否從不成熟債權國向成熟債權國轉型的重要標誌。
（三）國家戰略與企業海外佈局協調發展，有利於海外資產有效配置
在少子老齡化加速深化過程中，國內市場規模有限，向海外發展成為日本微觀經濟主體的必然選擇，日本政府也將“投資立國”作為國家戰略，出臺政策扶持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以基礎設施出口戰略為例，安倍政府於2013年1月提出“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構想；3月，日本政府設立由相關部門共同成立的“經濟協作基礎設施戰略會議”（簡稱“經協會議”），作為推動日本基礎設施出口的指揮部，從中央、地方和海外三個維度有體系地推動基礎設施出口。中央方面，除“經協會議”相關省廳外，還包括JETRO、NEXI、JICA以及進行投融資支持的JBIC等政府性金融機構等。地方層面，主要由上述機構的地方分支機構在各自區域統籌及協調。海外方面，主要依靠使領館、JETRO、JBIC及海外當地企業組織的商工會議所。此外，日本律師協會、海外產業人才育成協會等也在海外當地提供法律、稅收、行政和人才培養等系統服務。這種官民一體化結構，有利於海外投資企業的信息收集、資金籌措、人才培養、改善投資環境等，便於企業與海外市場的有效對接。從2013年3月至2019年6月，“經協會議”共召開43次會議，議題涉及戰略制定與實施進度、重點區域及投資領域等，有效推動了日本基礎設施向海外出口。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很多企業在國家戰略指引下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為減少經營風險、提升品牌競爭力，中國政府與相關部門可借鑑日本經驗，加強與企業的密切協作，在政策出臺、融資模式、項目運作及風險管理等方面形成頂層設計及服務保障，為企業優化海外資產結構、樹立良好的中國品牌創造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市場條件。
（四）防範對外投資風險，減少海外資產損失
對日本企業而言，全球佈局一方面利於優化其產業鏈佈局、提升經營收益，但也意味著需要承擔投資和經營風險。20世紀80年代至今，從泡沫經濟鼎盛時期日本三菱地所株式會社以13.4億美元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到近年來東芝收購美國西屋電氣、日本郵政收購澳大利亞物流巨頭“拓領控股”（Toll Holding）造成鉅額損失，日本企業在不斷試錯中加速海外投資步伐。此外，80—90年代，以美國為中心，日本在海外的不動產投資佔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高達20%，造成房地產價格暴跌後日本企業資產嚴重受損。
在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國際投資環境日趨複雜的形勢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投資風險更為嚴峻，如全球政治格局變化、經濟增長減速、國家或地區安全不穩定、貿易保護主義等。近年來，發達經濟體以國家安全保障為由強化海外企業併購壁壘，項目審批更加嚴格，加之中國國際地位提升，針對中國企業的跨國投資限制更加嚴苛。對此，到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應強化風險意識，運用合適的風險管控工具，選擇與實體經濟相關的投資項目，做好風險收益評估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海外投資風險，提高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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