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個朝代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這屬於宏觀歷史範疇，也就是所謂的“大歷史”。評價明朝，我們需要把明朝放入大歷史背景中進行研究。
本文從政治、疆域、科技、文化幾個方面簡述一下明朝。
政治上：進入了極端皇權專制時代，最終異化為皇權外包
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職位，六部等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直接向皇帝彙報，由皇帝親自運籌帷幄，居中協調管理。延續了幾千年的宰相制度壽終正寢。
皇帝總攬朝政的好處是：所有權力都在皇帝手裡，皇帝處在核心中樞位置上控制一切。
但這個制度也有一個明顯的壞處：並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像朱元璋、朱棣那樣精力旺盛、能力強大，如果皇帝本身能力不足，或者心不在焉，那就會導致國家政治運轉不靈。
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呢？有辦法，把權力進行外包。這種外包，當然不能包給外臣，皇帝本身就要防止外臣權力過大；要包就包給皇帝信任的內臣--宦官，或者秘書（即大學士）。所以，明朝盛產權宦和權臣，其根源就在於無法始終保證皇帝的能力和精力足夠。當皇帝本人無法履行核心中樞、最後決策人的職能時，只好委權給宦官或秘書。
這個制度還產生了另一個連帶後果：國家政治制度這個體制對皇帝個人的要求很高，國家大事情多，因此，皇帝個人的權利空間在理論上就被大大壓縮了。
這就好比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有一個人兼任，因此他大事小事都得管。如果公司小的話，那情況還好，事情不多，董事長兼總經理還能有個人的時間和興趣愛好。如果公司大了，或者公司遇到了業務面臨劇烈競爭等情況，那公司的事情規模就大大增加，很可能件件都是急事、要事，都需要董事長兼總經理及時決定。那麼，這就把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個人時間壓縮了，甚至加班加點也忙不完了，個人時間徹底消失了。
大明皇帝就面臨這種局面，制度上要求皇帝事事要管，但是皇帝自己想發展點個人的興趣愛好，比如木工活、當個商人、扮演個將軍之類的，就沒時間了。沒時間怎麼辦，那就壓縮辦公時間。因此，我們看到明朝有不少皇帝，搞點個人愛好，結果被大臣上疏批評。因為大臣們認為，皇帝在盡到制度要求的管理國家責任之前，是不能用個人愛好來影響國家大政的。皇帝也不幹啊，既然你批評我，那我乾脆不上朝了。
明朝的奇葩政治現象，其根源就在於此。
疆域觀念上，從明朝開始，“中國”的疆域範圍被擴大了
傳統觀念認為，中原漢地才叫中國。而從明朝開始，這個觀念被改了。
明朝在承認元朝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向北元和周邊各原來的朝貢國宣佈：只要是原來元朝統治的區域，都是中國舊疆。這就把“中國”的疆域在觀念上擴大了，明確地認同了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都是中國疆域的概念。
朱元璋在祭奠常遇春的祭文中說：“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洪武三年，朱元璋賜書北元統治者稱“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
明朝在派遣使者宣告周邊各國時，也是到處宣稱恢復中國舊疆的。在賜高麗的璽書中，朱元璋說：“朕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之”。接著使者四出，“遣使外夷播告”明朝建立，這道璽書連續被賜於琉球國等海外諸國，強調明朝“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
觀念上改變了，明朝在行動上也是這麼幹的。在平定雲南的過程中，明朝始終認為雲南是中國舊疆，必須劃入大明治下，因此派大軍消滅了蒙元遺留的梁王，接著又消滅了當地想要自立對明稱臣的少數民族反叛力量，最終雲南被收復。今天雲南的疆界就是那時底定的。
朱元璋始終強調“朕全有中國”，明確了明朝承襲了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並非傳統狹隘的“中原”。這個觀念的突破是從明朝開始的。
科技上：進步很少，開始落後於西方
這裡我們通過耶穌會士的眼光來看一下明朝科技的一個方面：天文。
1565年，8名葡萄牙耶穌會士申請進入明朝傳教，被明朝拒絕了。後來直到1580年代才真正進入中國。他們帶來了當時西歐最新的科學知識和觀念。到明末時，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一定影響力，尤其是徐光啟入教後，天主教在中國精英分子中傳播迅速。
耶穌會士以其天文知識被邀請進入明朝欽天監，幫助明朝重新編訂曆書。他們的工作成果是：在徐光啟主導下，編成了一本《崇禎曆書》。可惜書成之後沒幾年明朝就亡了。
耶穌會士分別在南京和北京看到了明朝欽天監所使用的儀器，他們對中國天文儀器的製作精良誇讚不已。但是，他們也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起碼落後西方200年了。沒錯，明朝製作的天文儀器和應用理論都來自元初郭守敬，已經有300多年沒有改進了。大明的歷書與實際的天時天象偏差越來越大，所以才有修訂曆書的迫切需要。
上面這個例子是一個縮影。
當西方忙於冒險並促進了科技迅速發展時，明朝依然保守，在科技上沒有什麼發展進步。比如火器方面，葡萄牙人帶來的紅夷大炮就是比明朝的先進，射程更遠，打的更準。
落後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後了還故步自封，不願意正視落後，不願意虛心學習。
文化上：只以朱熹儒學為正統，以八股取士，極大地限制了思想
文化方面與政治制度關係密切。
朱元璋為了控制民眾的思想，就把科舉考試範圍侷限在朱熹儒學裡。後來竟然進一步發展成八股文，只要按照固定格式答題就行，不許學生髮揮。這樣民間的思想創造力就基本被遏制了，甚至說被扼殺了。
明朝限定朱熹儒學、以八股取士，導致了中國社會思想的“結晶化”。
物質在氣體或液體狀態時，其形狀、性狀是很有彈性很活潑的，而一旦結晶，就被固化了。固化之後，形狀難改、性狀更加難改，沒有高溫高壓的條件，很難改變固體的形狀和性狀。
中國文化到明朝時就經過了這樣的結晶過程。原來漢唐氣象萬千、海納百川，宋朝不說有多宏大，但思想自由還是有的，但到了明朝，一下就把中國文化思想固化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一下子被限制住。政策導向遏制了絕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能力發揮，剩下的極少數人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中國接下來的四五百年，就被限制在這固化的氛圍裡了。怎能不落後呢。
結語：明朝形成這種局面是有前因的，需要客觀看待
明朝的諸多變化，是從唐朝到宋朝劇變趨勢的延續。宋朝開始重文抑武、加強皇權，到了元朝則進一步增加了嚴厲的等級制，因此，明朝形成這些制度和變化都是有原因的、有其歷史傳承的，不能孤立地就說明朝導致了中國落後。後來的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制度後，更加緊了一些，這也不能說全是它自身的原因。
明朝，是中國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的一種極大概率事件。本文沒有涉及經濟，其實明朝立國時因為缺乏白銀，也就是貨幣，因此不得不搞了類似計劃經濟的限定民籍制度。這些都是促成明朝制定制度的歷史約束。明朝作為一個承前啟後的朝代，它的特性不是憑空形成的。
研究歷史，與我們研究任何事物都一樣，需要我們把它放到一個背景環境中去看待，這樣我們的觀點才不會偏離真相太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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