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过明孝陵都会发现朱元璋墓前立着一个石碑，石碑上面写着：治隆唐宋，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他每次路过南京都要在明孝陵对朱元璋行三跪九叩之礼。治隆唐宋意思是朱元璋对国家的治理要超过唐宋。唐宋所创造的盛世景象，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而朱元璋在整顿官吏，反贪打虎上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特别是对于规章制度的建设上，一直影响到清朝。
当然由明太祖颁布的刑典数量繁多，其中《大诰》就有两百多条。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尤其重视吏治，针对大明王朝初期的官员怠政，贪污腐败等情况，他于洪武十八年亲自编定了《大诰》，并且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朱元璋通过一段时间案件审理，并以《大诰》告诫军民不要重蹈覆辙。
可以想象，《大诰》在明朝洪武年间是具有的法律效应，甚至比当时的《大明律》法律效应还要强，官员量刑的时候首先参考的是《大诰》，其次才是《大明律》。
但是《大诰》个人色彩太过于浓烈，一些语言以及量刑上有失偏颇，所以在朱元璋去世之后，便被遗弃了。但是朱元璋通过《大诰》所传递出来的严刑峻法的精神，却在明朝传递下来，甚至影响到后来的清朝。
为何颁布《大诰》
《大诰》不是一篇简简单单的文诰，而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分别在洪武十八年，为《大诰》作序并且颁布了最初的79条，次年为《大诰》续编了87条，同年十二月份再次编写了《大诰》43条，前前后后一共颁布四次《大诰》。
明朝初年，经过长期的战乱，民生凋敝，蒙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不良风气大行其道，比如官员开始强占土地，百姓开始逃避兵役以及税收等行为，极大影响了当时社会稳定，而且买官卖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朱元璋意识到必须整顿吏治，特别是修正官员的风气，他认为元朝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吏治不严所导致的“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因此他颁布了《大诰》，《大诰》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要比《大明律》量刑要重。
朱元璋在《大诰》序中写道，之所以要推行《大诰》，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大案，比如洪武九年的“空印案”，官员在没有行文的告书上先行盖上印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作为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洪武十八年“郭桓贪污案”，这些案件株连上万人的性命。
朱元璋认为“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元朝时期的政策太宽松了，给明朝留下了太多的弊端，以至于到了洪武年间的时候，这些犯罪现象屡禁不止，所杀之人尸体都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新的罪犯又来了，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风气所导致的。所以朱元璋一改前朝时期的宽松政策，要例行峻法，要用《大诰》来继续巩固其执政纲领的实施。
大诰源自于《尚书》当中周公姬旦的故事，周公在征讨殷商的时候，对民众下的训诫名为《书·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后来孔子评价：“陈大道以诰天下”，所以成了名篇。
朱元璋通过严格的律法约束自己的臣民，以此达到整顿朝纲的目的。但是朱元璋并不是野史当中记载的暴君，在徐祯卿编撰的《翦胜野闻》以及祝允明的《野记》都把朱元璋形容为暴君，其实朱元璋的严苛主要体现在吏治上，对于经济领域，朱元璋主要还是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农业上采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抑制豪强等积极的经济政策。
《大诰》所表现出的种种严刑峻法，和朱元璋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出生于元末动乱年代，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不断的天灾，农业生产凋敝，百姓困苦不堪，各地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华夏大地。
在朱元璋17岁的时候，他家因为遭遇淮北大旱，紧接着是饿死之人，无人掩埋，造成了大面积的瘟疫，饿殍遍野，他父母长兄都在这场灾难当中都被饿死，朱元璋只能被迫进入皇觉寺做和尚，以此来养活自己。可是后来寺庙内也没有余粮养活他，于是在寺庙呆了8年的朱元璋，投奔了当时的一支起义军郭子兴。
在投奔郭子兴之后，凭借自身的才干，朱元璋逐步得到郭子兴的重用，并且成为郭子兴的女婿。1353年，朱元璋向郭子兴请求去家乡凤翔募兵，从而有了自己的亲兵部队，并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到了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便掌握了这支队伍的实际控制权。经过艰苦打拼，在他的人生不惑之年，自立为帝，创建了明朝，实现了从草莽到天子的人生角色转换。
所以朱元璋对于贪污渎职的行为恨之入骨，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诰》的量刑要比《大明律》要严峻很多。量刑的轻重对民众的震慑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对严令禁止的行为施以重刑，是减少犯罪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
《大诰》的不足之处
《大诰》作为一部刑法典章，量刑是非常严苛的，而且还有很强的随意性，比如量刑当中经常会用斩首、凌迟、灭族等刑罚，据统计被《大诰》处以极刑的案件不低于万件。
同时量刑的随意性，也给另有企图之人，拿着《大诰》得以进行私刑。比如陈寿六案件，陈寿六原本一农民，因为被县吏欺负，于是把县吏五花大绑送到南京，此事得到朱元璋的褒奖，并且免除了陈寿六的赋税，而且规定“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不得对陈寿六进行诬陷，否则诛九族，如果他人都效仿，给正常的司法带来很大麻烦。
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官员受贿枉法者赃1贯以下杖刑70，每5贯加1等，至18贯处以绞刑；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1贯以下杖80，至40贯者斩首；管理贪污至60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经常把各地寺庙作为剥皮场所，用人皮实草，警告百姓，让人触目惊心。
《大诰》不是明朝初期就有的，而是朱元璋统治二十多年之后才实施的重刑，其实在《大诰》之前，朱元璋已经开始他酷刑的政策，但是效果不佳，而且还遭到臣民的反对。朱元璋认为之所以没有起到应有效果，是因为刑法不够重，因此他不断加重刑法，以达到效果。
在《大诰》中还充斥着大段的说教之词，比如朱元璋表示推出这些刑典也是迫于无奈，“粮长之设……定殷实之家。当关勘合之际，面听朕言，朕乃竭气语谕之再三日‘毋害吾良民’。更兼前大诰内，戒敕分明。岂其所在粮长不遵大诰，仍前为非，虐吾民者多矣”。
但是总体来说，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并没有起到廉政的效果，在《大诰》颁布之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官员，居然出现了没有一个是任职期满的情况，都是因为贪腐问题下台的。
同时朱元璋利用严刑峻法，加强中央集权控制，逐步缩小司法和执法部门的权力。比如鞭笞五十以上的刑罚要县一级的官员决定，杖刑八十要由州一级的官员决定，如果是重刑，都要经过他这里。如果像朱元璋、朱棣这种勤政的皇帝还能够执行，如果是隆庆、万历这种怠政的皇帝，整个刑法都会混乱。
结束语
《大诰》当中不但有刑法典章，而且还有各阶层人们的行为规范，甚至涉及到家庭教育等方面。比如《大诰》中“：“且孝，冬温、夏清、晨省、昏定；饮膳洁净，节之……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战陈勇敢；不犯国法”，这些类似于《朱子家训》训诫，希望百姓能够各安其分，遵守自己的伦理道德。甚至还对百姓使用的器物、服饰的花色、饰物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甚至规定百姓房子不允许雕花，否则都要处以重罪。
朱元璋一生活了71岁，在位时间达到31年，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借鉴前朝的经验与教训，去设计国家制度，以及刑法典章等。明朝的国家制度既是前朝的延续，同时朱元璋在自己实践经验当中不断总结，发展出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明太祖实录》《明史》张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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