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2005年提出的“钱学森之问”。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也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现在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不过在这之前，我国曾有过这样一座世界一流的学府，以令人瞩目的教育成果给出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不到10000人数的学生数量，培养出了57位两院院士，各学科带头人远逾100位。为中国各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

这座著名的学府就是被誉为“东方哈佛”的燕京大学。

虽然她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只存续了33年，但对我国近代教育史有所了解的人对燕京大学的历史应该都比较熟悉。毕竟她在那个年代的光芒、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实在太过耀眼。

除却以上所培养的人才，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等方面还开创了中国教育界的诸多第一，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第一个“社会专业”、第一个推行“导师制度”等。

33年间，一批国内知名人士的后代均送到燕大来读书，如曾国藩的17个曾孙辈都是燕大的学生，梁启超家族三代人中，共有18人曾在燕京大学讲学工作或上学。“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就算是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其中就有7名当年的燕京学生。

是什么让这里人才辈出？是什么让燕京大学如此令人神往呢？

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大名鼎鼎的燕京校长司徒雷登先生。1919年刚开始成立时，燕京大学也只是一所普通的教会大学，当时那个年代在中国可有十几所这样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接手校长职务后，他认为，燕大虽诞生于宗教但必须超越宗教，这才能算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为此，司徒雷登与另外两位同事，郭查理（C.H.Corbett）、博晨光一起为燕京大学制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在后来的三十几年历史中，这个校训演化为燕京精神，成为燕京人的一种气质。

同时，司徒雷登为筹集办学经费四处化缘，并为学校选址曾骑着毛驴四处奔波。用传教的虔诚和毅力，终于在北京西郊建起了一座园林一样优美的大学。

当然，再美的校园，没有优秀的教师，也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花瓶而已。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自然深知“大学不仅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的道理，所以，他通过以高工资、稳定工作、学术自由等优厚条件吸引来了当时最著名的中外学者来校任教。短时间内，燕京大学名师云集，群星璀璨。

他们中间有国内的学术大家，钱玄同、陈垣、俞平伯、容庚、郭绍虞、赵紫宸、顾颉刚、冯友兰；也有国外的专家学者，细胞学家及遗传学家博爱理（AliceMiddleton Boring）、心理学家夏仁德（RandolphClothierSailer）、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国际著名的教育家林迈可（MichaelLindsay）、国际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赖朴吾（RalphLapwood）、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和瑞典的汉语大师高本汉（BernhardKarlgnen）等。

单一个燕大历史系，先后就拥有梁启超，陈垣，邓之诚，陈寅恪，李方桂，许地山，洪业，顾颉刚，容庚，翁独建，齐思和，王钟翰，伯希和，费正清，李约瑟等名家硕儒。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这样评价当时的燕京大学：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知教育者，燕京大学也。

正如，蔡元培所评价的那样，崇尚自然、个性的教育，给予各专家学者最大的学术自由就是那时燕大的宗旨。所以当时的燕大不但有洋气的外教，也有老土的本土教授。

说到老土，历史学家邓之诚就是当时燕大的著名代表人物。邓之诚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秋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虽然邓之诚接受新式思想，但是在讲学时，古代那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身边，丝毫没有抛弃。他走上讲台上时，总是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而且他经常头戴着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脚踏大棉鞋，还佩一副古式眼镜。

当时中国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邓之诚却不以为然，依然一直对传统国学情有独钟，为此还和胡适争论过。他生平尊崇文言，最恨白话文，每逢上课都要将胡适骂上一通，附带捎上胡服、胡食、胡语。邓之诚还曾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专门胡说。

邓之诚当时的装扮和教学，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他在治学方面，尤为严谨。古有孔子弟子三千，邓之诚门下弟子号称也有三千人，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等。

据王锺翰亲述，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修读历史时，有幸追随顾颉刚、邓之诚、洪业等名师，而有段日子更在陈寅恪身旁亲侍。不过，当中应以邓、洪两位教益最多，影响最深。他忆述，邓师“自来大力提倡读史，旨在经世致用。尝云：‘靖康之祸，昔人以为其原在於宋人之不读史。’‘诚欲救亡，莫如读史。’……‘昔人志在今古，故重史事，明典章，知沿革。’（以上引文均抄录自王所撰“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一文）

另外，邓之诚不仅在历史方面是一个大家，而且还是一个杂家。据说当时他还曾帮助过周汝昌。当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 《红楼》 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当周汝昌打开这本书时，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

周汝昌、王锺翰幸有邓、洪诸师激发，卓然有成。然而，环顾今天学界，还有多少位前辈名师可为后辈学子指点一条毕生受用不尽的明路？

再者，作为通与杂的历史大家。最能代表他才、学、识的就是他为教学需要，全力撰写了一部《中国通史讲义》。这是他在通读并熟读正史，政书，杂史以后，大刀阔斧的砍斫出传统史学视野中的经典之作。也是让当年燕大和北大诸多学习历史的青年学子受益无穷的必读之书。此书被日本国会图书管称为“中国通史权威”。

邓之诚曾说：“读史修史，皆贵有识”。作为爱国的进步史家，邓之诚治史的目的是揭示中华民族治乱兴衰的原因，高扬群策群力缔造民族业绩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

同时，在史学界就有这么几位泰斗级的史学大家与他一样旗帜鲜明的主张，“国人缺乏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观点”，学史就是要经世致用。

第一位即是大名鼎鼎，二十四史读了三遍半的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他的特点是贯通古今、征引繁富。钱穆、严耕望、黄仁宇、易中天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第二位是孟森，明清史顶级专家，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言必称孟森。

最后一位是蒋廷黻。蒋廷黻是清华大学的史学奠基人。他的《中国近代史》是这个领域的顶尖存在。何炳棣盛赞：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份量。

这几个人加上邓之诚在当时可以说是撑起了中国近代史学教育和研究的半边天。他们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点和教育方式可以说是直接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教育和发展方向。

而他们的史学探索研究又专注于不同的领域，纵贯中国先秦到近现代的大历史，更涵盖了大师们的“辨史”角度和方法，可谓是现代史学的至高水平。

如果你对史学有兴趣，或是想从史学角度来探究知识应该经世致用的道理，那朗读君推荐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套融入四位史学大家经典著作精华的《中国大历史》。

现在下单 专享价138元

▼

本套《中国大历史》是由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的断代四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大历史学教授邓之诚的

吕思勉的贯通古今、征引繁富；

邓之诚的闻博洽见、提纲挈领，

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断狱；

蒋廷黻的论述扼要、眼光远大。

每一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学观点，都让人感觉豁然意解、沈疴顿愈。通过这套著作，读者能够 从历史知识的传统教育当中解脱，学习和煅铸自己的史学观点的裨益。

《断代四史》吕思勉

《宋辽金夏元史》邓之诚

在通读并熟读正史，政书，杂史以后，大刀阔斧的砍斫出传统史学视野中的中国通史，晓畅明白，风樯阵马，一语断死，痛快淋漓。

《明清讲义》孟森

领略当年北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一备受包括鲁迅在内，胡适，王国维，陈寅格等大师推崇的历史家。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士大夫经世致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集中体现迥异于王国维，陈寅格的治史之路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以政治家的经纶，研究家的功力，来探讨中国近代史。

这套书，据说是民国时期几所名牌大学的历史课讲义，所以还是很羡慕那时候的大学生，生在那个大师如星空般璀璨的时代，听的课都是通读古今、学贯中西之巨擘所讲，不仅学术，更学风骨。

国人缺乏的不是历史的知识，而是历史观点，而这一群人让中国历史变得如此清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最真实的样子。

▼点击左下方“了解更多”，进入商城购买

閱讀更多 朗讀者 的文章

關鍵字: 容庚 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