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被公認是唐王朝興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被平定後，河朔三鎮得以長期自立於唐廷之外，形成長安與河北之間的政治對立，也使得大唐疆土上藩鎮林立，唐廷的財政力量和對全國的掌控力大為減弱。為了改變這一困境，公元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李適採納宰相楊炎所創之稅法。由徵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為主，一年兩次徵稅，是為兩稅法。唐憲宗即位後，實行兩稅法取得明顯成效，中央財政狀況有所好轉。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唐憲宗決心“以法度裁製藩鎮”。一方面擴大中央神策軍的力量，另一方面改變削藩策略，先弱後強，各個擊破，最終形成了“元和中興”的鼎盛局面，唐憲宗也成為唐朝歷史僅次於唐太宗和唐玄宗的有為皇帝。但是，“成也蕭何敗蕭何”，隨著唐憲宗在元和十五年正月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謀殺，“元和中興”戛然而止。本文打算從財政視角分析唐憲宗“元和中興”形成的根基，對支撐“元和中興”得以實現並最終夭折的財政因素進行分析。

一、“元和中興”形成的財政根基

（一）唐憲宗之前的唐廷財政改革情況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被平定後，位於中原地帶和河朔的藩鎮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再加上長安西北地區又受到吐蕃回紇等民族侵襲，唐朝君臣沒有精力整頓財政體制，除了位於西南和東南部藩鎮的財政收入可以被朝廷掌控外，其餘藩鎮的財政大權均被節度使們掌握，史稱“率稅多少，皆在牧守”。這就使得朝廷國庫連年虧空，史料記載，唐肅宗時錢貨皆空，“用度不足” ，乾元三年（760年）四月敕雲：“逃戶租庸，據帳徵納，或貨賣田宅，或攤出鄰人，展轉誅求，為弊亦甚”。唐代宗時，“賦稅不足供費”。

為此，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和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劉晏、楊炎先後推行財政改革，從改革漕運、改革食鹽專賣制度、改革常平法和和糴法，評議市場物價以及廢除租庸制，制定兩稅三分法等方面整頓財政體制。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一度陷入財政危機的唐朝朝廷財政狀況得到很大好轉。經濟開始有所恢復，《通典》卷6《賦稅下》雲，建中時“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史料評價建中年間“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經濟狀況的改善，為後來唐憲宗出兵討伐淮西，削弱藩鎮勢力提供了物質條件。

【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徵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數為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舊唐書·食貨志上》】

在唐德宗之後即位的唐順宗李誦身體中風不能視事，在位時間僅八個月，但在這有限的時間內在柳宗元、劉禹錫等大臣的支持下從事改革德宗以來的弊政，貶斥貪官，廢除宮市，停止鹽鐵進錢和地方進奉，並試圖收回宦官兵權。“罷宮市。..乙丑，罷鹽鐵使月進。三月庚午，放後宮三百人。癸酉，放後宮及教坊女妓六百人。..乙未，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新唐書·本紀七》），這就觸及了宦官和部分藩鎮官僚的切身利益，因此，唐順宗被宦官俱文珍等人逼迫退位讓於太子李純。“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

（二）唐憲宗時期財政整頓的舉措

此時的唐朝皇權交付到了唐憲宗李純手中，唐憲宗即位後，“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他把“太宗之創業”、“玄宗之致理”，都當作效法的榜樣。並採納宰相杜黃裳的建議，決心“以法度裁製藩鎮”，為此，唐憲宗首先要做的是進一步充實財政實力，進一步充實神策軍實力，派遣官吏整頓江淮財賦。

唐憲宗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1.裁撤合併州縣，整頓地方稅徵收方式。元和六年，唐憲宗任用裴垍採取措施，對地方稅種的送使和留州部分徵收方式進行改革，責令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部分徵收所屬州的稅，減輕了江淮人民的賦稅負擔。

2.在北部邊疆屯田養兵，減輕財政開支。元和七年，憲宗朝宰相李絳奏請在振武、天德藩鎮附近有良田萬頃以上，請求朝廷派遣精幹能吏前去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准奏。李絳命度支使盧坦經略，四年時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谷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3.任用善於理財的能臣，廣開財源。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憲宗任命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李巽充使一年徵課所入達到劉晏徵收最高年份（六百多萬緡），第二年又有所增加，第三年又增加了一百八十萬緡。在李巽任內，整頓漕運成效明顯，以往每年可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陽，“久不盈此數”，唯獨李巽三年就超過了此數。元和四年，李巽奏請舉薦曾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官的彬州司馬程異，稱其“吏才明辨”，請求由其擔任揚子留後，唐憲宗准許了這一請求。後來，程異又擔任揚子留後、淮南等五道兩稅使，“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

正是在歷經唐代宗、唐德宗、唐順宗和唐憲宗四代帝王的持續改革籌劃之下，到了唐憲宗時期，國家財政狀況與唐代宗時期大為紓解，也為唐憲宗裁製藩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二、“元和中興”演變過程中的財政因素分析

（一）元和初期平定西川和浙西之亂

“元和中興”始於唐憲宗即位之初平定西川節度使劉闢和浙西鎮海節度使劉錡之亂，這兩次平叛成功，抑制了唐德宗晚年以來藩鎮節帥私相授受之風在內地的蔓延。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時任西川節度使劉闢不滿足於現有的權勢，上書要求兼領三川之地，唐憲宗沒有答應。劉闢就發動叛亂攻取東川。宰相杜黃裳力排眾議，推薦神策軍使高崇文領兵出征，希望“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唐憲宗同意了這一請求，“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戰爭進行了九個月，對財政支出壓力不大，原來預計要花費軍費一百四十餘萬，結果只用了不到一半就消滅了劉闢。

大唐氣象

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反，朝廷“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並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不過這場叛亂因鎮海軍內部發生內訌，在一個月內就被平定，因此，所花的開銷應該比討伐西川劉闢時更低。

（二）討伐成德、淮西、淄青等藩鎮階段

在取得了對西川和浙西藩鎮的軍事勝利後，唐憲宗加快了對河北藩鎮的削藩步伐。在第一階段，元和四年（公元609年），趁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和幽州節度使劉濟病重之際，唐憲宗打算阻止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承襲節度使之位，一舉控制成德。而王承宗為了獲得朝廷的認可，自行請求獻德、棣二州以輸誠款，但是被魏博田季安所阻止，於是，當年十月下詔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主將率四方大軍二十萬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費錢七百萬餘萬緡，但是戰爭沒有取得重大進展，白居易、權德輿等人向唐憲宗多次上書，陳述國家財力益屈，請求罷兵，赦免王承宗。元和五年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不得已為王承宗昭雪，任命其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該階段耗費軍費約700萬緡。

在第二階段，用重金寬慰主動歸附的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病死，田興繼任節度使，田興宣佈主動歸附朝廷，“乃奏管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內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官，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注擬”。面對河朔第一強鎮釋放的善意，唐廷意識到必須抓住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宰相李絳明確提出：“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 立即授田興節度使一職，賜名田弘正，並“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這種贖買政策耗費大量賦稅，卻也暫時達到了“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的效果，藉此邀買人心。

在第三階段，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因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久不服唐廷管轄，唐憲宗下令進討吳元濟，第二年正月又下令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但久戰無功。因此，元和十二年四月，唐憲宗任命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負責統帥討伐淮西的九萬大軍。元和十二年十月，名將李愬雪夜突襲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淮西；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懾於朝廷威嚴，主動上表願意服從朝廷，並獻出德、棣二州，幽州劉總也上表歸順。元和十三年和十四年，唐廷進討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李師道戰敗被部將劉悟殺死，淄青也得到平定，收復淄青十二州。看到這一情形，成德王承宗和盧龍劉總相繼自請離鎮入朝。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成德鎮王承宗病死後，其弟王承元上表歸降。結束自唐代宗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的局面。“元和中興”就此達到巔峰。

元和中興藩鎮平定示意圖

唐憲宗君臣

在這一階段，按照推算，討伐淮西吳元濟耗費軍費約1200萬緡，討伐成德王承宗耗費軍費約624萬緡，討伐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耗費軍費1030萬緡，再加上在支付軍費的同時，朝廷還要對有功將士論功行賞，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總的來看，在元和年間對各藩鎮開戰的軍事開始要在4000萬緡以上，相當於國庫將近三年的收入，考慮到唐德宗之後朝廷實行兩稅法，只有約600萬左右的鹽利和其他收入可用於軍費開支，可謂是代價巨大，堪稱真金白銀堆砌出來的中興盛世。

三、“元和中興”迅速夭折背後的財政危機

在相繼平定淮西、成德、淄青等跋扈藩鎮後，唐憲宗的中興事業達到巔峰，被認為 “自古中興之主無人及之”。但是，唐憲宗此舉耗費了大量財政收入，使得朝廷財政捉襟見肘，不但無力繼續採取贖買政策安撫河朔三鎮，反而因財政問題引發宦官集團的反彈。元和十五年正月，王守澄、陳弘志等宦官為了立李恆為帝，潛入寢宮謀殺唐憲宗李純，然後守住宮門，不準朝臣入內，偽稱李純“誤服丹石，毒發暴崩”，並假傳遺詔，命太子李恆繼位，是為唐穆宗。“元和中興”在唐穆宗上臺後開始迅速崩壞。

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命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移鎮成德，為安撫成德將士，“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因為朝廷答應的一百萬緡賞錢沒有及時轉運到位，成德軍藉機發難，部將王廷湊殺死了到任僅半年多的田弘正，“家屬、參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成德鎮反。同年，盧龍鎮也趁機反叛。

為了穩住早已歸順的魏博鎮，唐廷任命田弘正之子田布為魏博節度使，進討成德。但是，即使有田氏鎮守魏博的威望在身，田布也難以有效駕馭具有鮮明自利傾向，打算恢復河朔故事的魏博牙軍。天人交戰之下，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田布被迫自盡，牙軍擁立史憲誠為節度使，河朔三鎮重歸故轍，元和中興大業瞬間土崩瓦解。

雖然唐憲宗在削弱藩鎮勢力方面成績斐然，但是沒有根除藩鎮為亂的根基，藩鎮為亂根基在於中下層的官兵謀求個人利益，簡單地除掉節度使治標不治本。為消除反叛，唐憲宗主要是用官爵、金錢等方式進行贖買，歸順的將領可以得到高官厚祿，士兵可以得到賞錢，當地百姓可以免除賦稅，正如唐憲宗在歸順的魏博鎮所做的那樣。但是，依靠金錢和官爵來拉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這些藩鎮慾壑難填，而朝廷的財政卻是難以維繫。元和十四年庫部員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餘戶，懿縣本有三千戶，今才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

因此，唐憲宗所取得的平定藩鎮動亂，暫時一統的成就沒有解決藩鎮問題的癥結，元和中興不過是砂礫上堆砌起來的城堡，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唐憲宗駕崩後，河朔藩鎮跋扈將帥的經濟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重演河朔故事的衝動再現，河朔三鎮再度自立於河北之地，直到唐朝滅亡，藩鎮問題都成為大唐肌體上的毒瘤不可自拔。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通典》、《長安與河北之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