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駐滬辦事處

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前線,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成為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中堅力量。上海人民踴躍募捐,竭誠支援子弟兵,而當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駐滬辦事處,則在申城與抗日根據地之間架起了“特殊的橋樑”。

公開活動的“八辦”

1936 年10 月,潘漢年從陝北抵滬,擔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他剛到任,就去上海莫利哀路29 號宋慶齡寓所(今香山路7 號孫中山故居)拜訪,呈交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在函中提及:“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宋慶齡把中共領袖的囑託作為義不容辭的任務,她熱忱幫助聯絡各界著名人士,給予潘漢年全力支持。

隨後,李克農也來到黃浦江畔,在上海福煦路多福裡21 號(今延安中路504 弄21 號)設紅軍駐滬辦事處,對外稱為“李公館”,秘密開展工作。

1937 年8 月, 中國共產黨根據抗戰的新形勢,在中共上海辦事處、紅軍駐滬辦事處的基礎上,建立了公開的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開展的主要工作是:聯合各階層人士,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與許多抗日團體緊密合作,同宋慶齡和救國會“七君子”等也保持聯繫;出版《內地通訊》《民族公論》《文獻》等刊物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並促成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名義出版《救亡日報》(推薦郭沫若為社長);營救被捕同志,安置出獄同志;聯絡江南抗日武裝,如曾派何克希等到江陰梅光迪部隊開展工作,這支部隊後融入江南抗日義勇軍;採辦八路軍和新四軍急需物資等。另外,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還收集了不少重要情報,如有同志曾利用多層關係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滿鐵上海事務所、汪偽政權財經和特務機關、汪偽上海黨部等機構,獲得日本天皇御前會議記錄、日本大本營會議決議案等情報。

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延安中路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舊址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浦江縱橫》

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第一任主任是李克農,他不久離開上海,由潘漢年接任;劉少文擔任秘書長(後擔任主任),成員先後有趙瑛、向楓、孟進、王少春、張紀恩、朱志良、徐漢光等。其機關即原紅軍駐滬辦事處,這是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屋,底層東廂房作會客室,樓梯拐角處的牆上掛著一架電話機;二樓東廂房由李克農、趙瑛夫婦居住,他們離開時,劉少文搬入;後樓是工作人員宿舍,由參與報務、譯電的朱志良居住;樓梯轉角處的牆上,掛著一部電話機。另外,為了便於向中共中央請示彙報,在上海同孚路(今石門一路)同孚裡設秘密電臺;又因編印宣傳刊物的需要,在上海望志路(今興業路)辦起一個印刷所。

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出版的《文獻》

潘漢年不僅通過進步人士為根據地募集各種物資,並把工作做到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那兒。1937 年10 月,他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身份致函杜月笙,說明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迭予日寇重創”,現“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杜月笙因擔任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遂召集會議討論,議決把剛從荷蘭進口的1000 副防毒面具捐贈給八路軍。還有,他抽空撰寫了20 多篇政論,其中發表於第131 期《良友畫報》的《對日抗戰中的第八路軍》,是上海最早全面宣傳八路軍的文章。

在“孤島”首次出版《西行漫記》

1937 年11 月12 日,申城淪陷。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成為“孤島”,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轉入半公開和地下活動,並遷址上海薩坡賽路264 號(今淡水路192號)。這是沿街的三層房屋,劉少文、孟進夫婦居住於此,朱志良以學生身份住在三樓亭子間。

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出版的《內地通訊》

此時,秘密電臺也移至上海貝勒路(今黃陂南路)148 號,這是一幢沿街的三層房屋(原建築現已不存),報務員是從延安調來的李白,即大家所熟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主人公李俠的原型,他為了隱蔽,把收發報機裝在兩隻皮箱裡,白天同房主家的皮箱混在一起,到深夜再拎上三樓,關緊門窗,拉上雙層厚窗簾,開始收發報。交通員王少春作為朱志良的“家庭教師”,負責聯繫機關和電臺之間的聯繫。據朱志良回憶,當年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曾通過秘密電臺向中共中央彙報過許多重要情況,如侵滬日軍的番號、兵力、武器裝備、登陸地點和軍事部署,國民黨軍隊的防禦,美國聲稱支持抗戰而又向日本提供軍用物資,上海的金融、棉紗、股票市場變化,上海各界著名愛國人士強烈的抗日呼聲等。

1937 年12 月9 日, 中共江蘇省委為了宣傳抗日救亡,突破日偽新聞封鎖,在滬創辦《譯報》(後更名《每日譯報》)。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給予多種協助,使該報不斷擴大影響,成為抗日的戰鬥號角。

1938 年初,劉少文帶著英文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去見胡愈之,請他設法把這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生動介紹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真實情況的作品譯成中文並印行;不久,上海復社出版它的中譯本,為了防備租界當局查禁,將書名譯作《西行漫記》,初版2000 冊很快售罄,隨後多次加印。同年夏,劉少文又把英文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交給梅益,說蘇聯作家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這本書對我國讀者具有教育意義,希望譯成中文並出版;梅益認真進行翻譯,最終使該書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在險惡環境中,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努力工作,一直堅持到1939 年冬。

秘密工作的“新辦”

1941 年1 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襲擊新四軍的“皖南事變”。中共中央東南局(不久合併於中原局,組成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為了便於從上海輸送人員到抗日根據地,在同年3 月秘密建立新四軍駐滬辦事處(簡稱“新辦”)。

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嘉善路新四軍駐滬辦事處舊址

新四軍駐滬辦事處由楊斌擔任主任,馮銘銓擔任副主任,成員先後有榮健生、張達平、徐盼秋、王建中、魯平、羅揚、李子明、蔡平等30 多人。其機關前期設於上海巨籟達路(今鉅鹿路)251 號張達平租用的亭子間(原建築現已不存),這是沿街的三層房屋,後門弄堂稱聖達裡,通向聖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後期遷至上海甘世東路興順裡15 號(今嘉善路140 弄15 號)二樓李子明家中,這是石庫門房屋,所在弄堂為同雷米路(今永康路)興順裡相區別,也稱興順東里。另外,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龍門戲院隔壁、呂班路(今重慶南路)震旦大學附近開了煙雜店作為聯絡點,併為方便向根據地運送物資還辦起一個報關行。

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幫助下,新四軍駐滬辦事處開闢了去蘇北、淮南的地下交通線。從1941 年春至翌年秋,交通員陸續安全護送近1700 人,其中有從皖南突圍的曾山、李一氓、餘立金、錢俊瑞、薛暮橋等,從大後方轉移的孫冶方、賀綠汀、鄒韜奮、範長江等,國際友人奧地利醫生羅生特、波蘭作家希伯與夫人,以及大批奔赴根據地的醫務人員、技術骨幹等。另外,曾掩護蘇中區黨委書記陳丕顯和新四軍幹部劉炎、鄧六金、湯光恢、李堅貞、曾子平等來滬治病,還為根據地購置了電臺設備、教學用具、無縫鋼管、醫療器械、藥品和許多書刊等。

楊斌患有較嚴重的肺結核,但他帶病堅守崗位,率領大家努力開展工作。楊斌屢遇險境,都機智地擺脫。如新四軍駐滬辦事處的報關行遭破壞時,楊斌不知道出事,走進門便被扣住盤問,他鎮定地自稱是來申城治病的南洋華僑,想到此處託購西藥,日本特務沒發現破綻只好放人。

1942 年底,因新四軍駐滬辦事處已完成使命,加之環境日益險惡,黨組織決定撤銷該機構。一些同志成為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留守人員,利用原來的基礎繼續堅持戰鬥。

艱難歲月裡,八路軍和新四軍駐滬辦事處在黨組織領導下,經上海進步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密切配合,不斷為抗日根據地“雪中送炭”,這對於抗戰贏得最後勝利具有重要意義。如今,延安中路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舊址、嘉善路新四軍駐滬辦事處舊址都得到保護,基本保持原貌,它們對於傳承紅色基因有著重要作用。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