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

說起宋朝，這是一個非常富有爭議的朝代，我們習慣為宋朝貼上許多標籤，一方面為宋朝的受內虛外，積貧積弱而頓首痛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為宋代的經濟富強，文化繁榮所深深折服。

宋朝建立後，宋太祖，太宗和他們的後人們吸取晚唐五代十國藩鎮割據 、權臣武將篡位的教訓，於是高度重視文治，宋太祖直接提出：“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於是一個文化繁榮的王朝，一個繼盛唐之後的又一文人盛世便誕生了，直到今天，甚至於還有一種說法是宋代是讀書人最為嚮往的朝代，今天觀點君和大家聊一聊支撐其文化繁榮背後的文教政策。

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

自從隋文帝創科舉以來，門閥大族對人才選拔權的壟斷開始被打破，但是在隋唐時期真正能夠通過科舉入仕的普通人並不多。直到唐代，科舉還只是寒門子弟取得做官資格的一種奢望。唐代科舉不僅錄取規模小，而且考中後還要通過吏部嚴格考核才能做官，也就是說即便最終第，也並不意味著就有官做。

《文獻通考·選舉考》記載：“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錄者。”

到宋代，科舉及第的進士不僅立即就可以做官，而且升官速度之快，絕對讓唐代進士羨慕不已。尤其是那些位列一甲的人。

據統計，宋仁宗朝一共組織過13屆科舉考試，考中一甲者39人，後來位列公卿的，高達34人。其中嘉佑二年的科舉考試堪稱科舉歷史上的最高峰，這一屆的進士榜可謂群星閃耀，《宋史》中留有傳記的共計有24人，並且這些進士中有九人後來官至宰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學領域，都有引領時代的人物出現。這一批進士中，除了有我們熟知的蘇軾，蘇澈兄弟外，還有程顥，張載這樣的理學大家，以及呂惠卿，章惇這些後來的政壇新秀。

宋代科舉考試圖

而這些人得以湧現的因素，除了其自身優秀之外，還與宋代科舉地位提高，科舉取士受到統治者的更大程度重視有關。如此一來，科舉就成為入仕做官的主要途徑之一（宋代還有一重要取士途徑——恩蔭），甚至於之前對科舉非常不屑的官僚貴族子弟，也開始熱衷於科舉試。“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被讀書人奉為圭皋，整個社會颳起尚學讀書風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另一方面是科舉取士規模的顯著擴大和考試內容的革新。起初，在宋太祖時期每屆錄取進士人數與唐代基本持平，一屆不過二三十人。到了太宗時代開始明顯增加錄取名額。

此外，鑑於唐代科舉考查的帖經、墨義完全是鼓勵死記硬背儒經，而詩賦考試又與治國沒有太多實際聯繫，於是到王安石變法時，科舉考試廢除帖經、墨義、詩賦等傳統科目，改考經義。所謂經義是指論述儒經某一內容的小論文，能夠綜合考察考生的文筆水平和對儒家經典的理解。

興辦官學

中央官學：

宋代的中央官學是在國子監下面設置的國子學、太學，傳授各種知識技藝的律學、醫學、算學、書學、畫學。太學為了培養出宋代社會所需要的經濟政治文化類人才，其教學組織形式也在不斷髮展。

國子監圖

宋皇佑、嘉佑年間（即仁宗時期），太學中推行胡瑗的“分齋教學”法，強調理論知識與實幹能力同等重要，因材施教與互相交流結合。到了神宗時期，官學裡又採用王安石提出的“三舍法”，在太學裡分置三舍（即外舍，內舍與上舍，這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等級教育，後面提到的升舍考試即升學考試），建立起一套成績與德行兼顧、平時考察與升舍考試並重的人才培養制度，將人才選拔與培養融入一體。

地方官學：

為了培養更多文治型人才，宋朝除了設有中央官學之外，還沿襲前朝舊制在地方建立學校。當時宋的地方行政體系分為路、州，縣三級，朝廷在州以下設置講授儒家經典的學校。

地方教育發展到宋朝也出現了許多新變化，使得地方官學呈現欣欣向榮的狀態：

任命專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員。王安石變法時，朝廷設置諸路學官，之後又在諸路成立提舉學事司。這樣地方教育就有了專門依附的行政系統。

國家規劃出學田作為地方官學的辦學經費。宋天聖元年朝廷賜給兗州學田，之後又令諸州“給田十頃贍士”，凡是地方官學均可得到相應數量的學田，田租收支歸由地方學校自己處理。

建立一套成熟的管理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建立起了地方各級各類學校的建制與廩養制度、教學、考試、獎懲制度，以及向中央國子監輸送監生的貢士制度等，並且成為明清效仿的對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學系統中曾設置有小學，承擔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任務。但官立小學，興廢無常，私立學塾成為承擔兒童啟蒙的教育組織，私塾發展到明清時期已經遍佈城鄉，並且衍生出坐館，私塾，義塾等多種形式，成為教育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私人學堂圖

相比於明清時期封建教育走向僵化，學校成為熱衷於科舉取士，而忽視人才培養的地方，國子監淪為生員取得參加科舉考試的一種工具。又或者較之於兩漢魏晉乃至隋唐，讀書和入仕的權利基本掌握在門閥貴族手中，宋代建立起的一套中央地方官學體系，最大程度上為普通人提供了受教育和入仕的機會，同時也擴大了人才選拔人群和數量，從而為整個社會選拔更多人才。

尊孔崇儒

說起古代讀書人的事，就不得不提起為歷朝歷代君王所推崇的儒家思想。

事實上，尊孔崇儒正是宋代文教政策的核心之一。宋代統治者認為：儒學是“人倫之大綱” ，只有提升孔子地位，尊崇儒家思想，才能維護王朝的長治久安。

孔廟圖

宋朝建國之初，宋太祖便恢復被戰亂毀壞的各地文宣王廟。宋代統治者加封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又封孔子以下十哲為公，七十二弟子為侯，賜予孔子後裔爵位，並給予賜官、賞田、免賦稅等特殊待遇。君臣祭祀孔廟，將孔廟釋奠禮上升為帝王之禮。

（宋太祖）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並“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幸焉。”……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乙亥,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同進士出身,褒無聖之後也……三年十月庚申,召見孔子第四十四代孫孔宜,問以孔氏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同月辛酉,又詔免襲封文宣公租稅（《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代尊孔崇儒的政策，除了直接表現為對孔子地位的抬升之外，還間接表現在科舉考試中不斷強化經學的地位。唐代科舉側重於詩賦取士，譬如詩佛王維能夠考中狀元，和他寫得一手好詩是密不可分的。宋初沿襲唐制，但從宋太宗開始，強調科舉取士“須通經義，遵周孔之禮”，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對儒家經典《孟子》加以詮釋，並且將其與《大學》、《中庸》、《論語》共同列為“四書”，與“五經”共同作為讀書人的必學教材。

鵝湖之會，朱熹和陸九淵理學之爭

儒學教育的加強，使得崇儒重教之風更加深刻地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讀書科舉入仕進一步成為宋代社會最為普遍價值追求。

結束語

宋代文教政策通過對科舉考試的進一步發展，興辦官學，提升儒學地位，使更多人選擇讀書，為宋代社會培養了大批文治型人才。最終在整個社會尚學風氣之下，宋朝出現了文人盛世，被譽為讀書人的天堂，在世界文明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因此，才有了“華夏民族文明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讚譽。

但是，宋代文教政策也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譬如盲目擴大科舉取士規模，造成官僚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每年需要耗費大量財政支出來支撐龐大的官僚隊伍，成為北宋多年收不抵支的重要因素。宋代社會盛行以文為貴、以武為輕的思想，武將地位低下，並且受到文官制約，畸形文官政治為北宋滅亡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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