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ＣＨＮＳ）研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及其产生的原因。
本文发现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在婚男性工资比非在婚男性工资显著高出6.8％。究其原因，本文发现我国的男性婚姻溢价无法使用婚后家庭内部专业化分工、男性婚后责任感增强以及女性选择优秀的男性作为配偶来解释，但是可以由妻子的“相夫”特征所解释。这一发现传递出正能量，同等条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因为结婚了，他才成为好男人。
“好男人都结婚了”是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劳动经济学对男性工资的经验研究为这个说法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已婚男性的工资显著地高于单身男性，这一现象被称为男性婚姻溢价。据Ｓｃｈｏｅｎｉ（１９９０）对多个国家婚姻溢价现象的研究，各国男性婚姻溢价一般介于３％—３１％。
对于男性婚姻溢价产生的原因，文献给出了两种解释：其一，婚姻是因，婚姻溢价是果，即婚姻提高男性生产力；其二，男性的某种不可观测的生产力是因，婚姻和婚姻溢价是果，即某些男性具备不可观测的生产力导致他们更容易结婚并获得更高的工资。经济学家将第一种解释称为婚姻的生产力假说，具体影响机制是已婚男性可以从家庭性别分工中获得间接收入。经济学家将第二种解释称为婚姻的选择性假说，该假说认为并非是婚姻导致男性婚姻溢价，而是已婚男性原本就具有较高的不可观测的生产力，只是女性选择了拥有这种不可观测生产力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从而表现出婚姻溢价，文献称之为婚姻的“选择效应”。
研究人员认为，已有研究可能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识别方法上的不足；二是对中国的情况研究不足。对于后者，我们无须赘述，前期文献使用的样本多是来自西方国家，对婚姻溢价形成机制分析仅围绕“家庭分工理论”和“婚姻选择效应”展开，而对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妻子“相夫教子”和男性婚后“责任感”对婚姻溢价的影响并没有关注。
从内容上看，本文将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的男性是否同西方国家一样也存在婚姻工资溢价。其次，中国的男性婚姻溢价是否会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对此，我们将检验以下几个具体问题：（１）由于中国文化的家庭本位观念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观念，因此，如果中国男性存在婚姻溢价的话，那么，逻辑上，中国文化中的家庭观念和妻子的“相夫教子”传统可能会通过“相夫效应”来影响男性婚姻溢价；（２）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少子化和中国工薪阶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国外等原因是否会制约家庭分工理论对男性生产率的解释能力；（３）婚姻提高男性的生产率是否因为男性在结婚以后的家庭责任感增强，从而导致其婚姻的工资溢价；（４）控制可观察因素之后，女性是否观察到男性不可观测的生产力，选择其中优秀的男性作为配偶，从而导致男性婚姻溢价。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男性存在婚姻溢价。在控制了相关特征变量之后，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约为6.8％。究其原因，本文发现我国男性的婚姻溢价可用与妻子的“相夫效应”有关的特征变量来解释，但无法用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男性婚后的“责任感”和妻子的“选择效应”来解释，因此，
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男性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是妻子的“相夫效应”。总而言之，该研究结论非常励志———在同等条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因为结婚了，有了妻子的“相夫”，他才成为能够赚取高工资的好男人。这也印证了一句非常流行的话“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成功的女人”。
参考消息：
DOI：10.13821/j.cnki.ceq.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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