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研究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ＣＨＮＳ）研究我國男性工資婚姻溢價及其產生的原因。
本文發現在控制相關特徵變量之後，在婚男性工資比非在婚男性工資顯著高出6.8％。究其原因，本文發現我國的男性婚姻溢價無法使用婚後家庭內部專業化分工、男性婚後責任感增強以及女性選擇優秀的男性作為配偶來解釋，但是可以由妻子的“相夫”特徵所解釋。這一發現傳遞出正能量，同等條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為好男人都結婚了，而是因為結婚了，他才成為好男人。
“好男人都結婚了”是網絡上的一個熱門話題，勞動經濟學對男性工資的經驗研究為這個說法提供了豐富的證據：在控制相關特徵變量之後，已婚男性的工資顯著地高於單身男性，這一現象被稱為男性婚姻溢價。據Ｓｃｈｏｅｎｉ（１９９０）對多個國家婚姻溢價現象的研究，各國男性婚姻溢價一般介於３％—３１％。
對於男性婚姻溢價產生的原因，文獻給出了兩種解釋：其一，婚姻是因，婚姻溢價是果，即婚姻提高男性生產力；其二，男性的某種不可觀測的生產力是因，婚姻和婚姻溢價是果，即某些男性具備不可觀測的生產力導致他們更容易結婚並獲得更高的工資。經濟學家將第一種解釋稱為婚姻的生產力假說，具體影響機制是已婚男性可以從家庭性別分工中獲得間接收入。經濟學家將第二種解釋稱為婚姻的選擇性假說，該假說認為並非是婚姻導致男性婚姻溢價，而是已婚男性原本就具有較高的不可觀測的生產力，只是女性選擇了擁有這種不可觀測生產力的男性作為結婚對象，從而表現出婚姻溢價，文獻稱之為婚姻的“選擇效應”。
研究人員認為，已有研究可能存在兩個不足：一是識別方法上的不足；二是對中國的情況研究不足。對於後者，我們無須贅述，前期文獻使用的樣本多是來自西方國家，對婚姻溢價形成機制分析僅圍繞“家庭分工理論”和“婚姻選擇效應”展開，而對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妻子“相夫教子”和男性婚後“責任感”對婚姻溢價的影響並沒有關注。
從內容上看，本文將研究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中國的男性是否同西方國家一樣也存在婚姻工資溢價。其次，中國的男性婚姻溢價是否會由於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導致婚姻溢價的形成機制與西方國家不同。對此，我們將檢驗以下幾個具體問題：（１）由於中國文化的家庭本位觀念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個人本位觀念，因此，如果中國男性存在婚姻溢價的話，那麼，邏輯上，中國文化中的家庭觀念和妻子的“相夫教子”傳統可能會通過“相夫效應”來影響男性婚姻溢價；（２）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家庭少子化和中國工薪階層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顯著高於國外等原因是否會制約家庭分工理論對男性生產率的解釋能力；（３）婚姻提高男性的生產率是否因為男性在結婚以後的家庭責任感增強，從而導致其婚姻的工資溢價；（４）控制可觀察因素之後，女性是否觀察到男性不可觀測的生產力，選擇其中優秀的男性作為配偶，從而導致男性婚姻溢價。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男性存在婚姻溢價。在控制了相關特徵變量之後，我國男性工資婚姻溢價約為6.8％。究其原因，本文發現我國男性的婚姻溢價可用與妻子的“相夫效應”有關的特徵變量來解釋，但無法用男性家務勞動時間、男性婚後的“責任感”和妻子的“選擇效應”來解釋，因此，
本文提供的證據表明中國男性婚姻溢價的形成機制是妻子的“相夫效應”。總而言之，該研究結論非常勵志———在同等條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為好男人都結婚了，而是因為結婚了，有了妻子的“相夫”，他才成為能夠賺取高工資的好男人。這也印證了一句非常流行的話“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位成功的女人”。
參考消息：
DOI：10.13821/j.cnki.ceq.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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