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仲蘭(1907-1928)
曹仲蘭，又名雪芹、雪病，浙江上虞外梁湖村人，1907年2月20日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大家庭。父親經商，從事過運輸業、窯業。1920年秋，曹仲蘭在上虞縣立一小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入學後，他勤奮好學，富有正義感，很快贏得了同學們的信賴。他性格內向，剛毅正直，嫉惡如仇；討論問題時常是觀點明朗，以理服人。
當時，杭州各中學以省立一中為總會，成立了青年養正會，旨在教育青年樹立正氣，驅逐邪惡。曹仲蘭積極參與，被同學們選為副總會長。他擅長文學，兼任《養正》校刊編輯後，更是熱心於公眾事業，以《養正》為陣地，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提倡科學、提倡革新。“雪病”這個名字，就是自那以後改的，意即要為病人著想、驅逐痛苦。
1924年4月，浙江省立第一中學在共產黨員、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的指導幫助下，建立了共青團支部，曹仲蘭被吸收為首批團員。當時，省立一中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曹仲蘭擔任副總會長。在反帝愛國學生運動中，他經常帶領進步同學，從城站到拱宸橋，從湖濱到筧橋，在全市各區的洋貨店檢查日貨，一面勸導店主要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一面又將查出的日貨當即封存，由全市中等以上學校聯合統一將日貨搬到湖濱公眾運動場堆積起來，當眾燒燬。
杭州商界在湖濱開設五卅國貨社
1924年下半年，曹仲蘭畢業後返回老家，當了一年教師。次年，好學上進的曹仲蘭又考入浙江醫藥專科學校（現浙江大學醫學院前身）。
時值五卅慘案發生不久，杭城各中等以上學校都成立了“五卅慘案後援會”，紛紛舉行規模空前的反帝大遊行；成立宣傳小分隊，上街演講；深入附近工廠、農村進行宣傳。為聲援上海工人運動，時任浙江醫藥專科學校學生自治會會長的曹仲蘭啟發並組織醫專學生，約同其他各校學生一起組成兩支示威遊行隊伍。浙江醫藥專科學校的隊伍由曹仲蘭、潘靜波等人帶領，左臂佩戴紅布圈，手執標語旗從教育會出發，經清河坊向城站行進。當隊伍行至河坊街口時，即被布守在各大街要道口的反動軍警阻攔，鳴槍警告以強行解散隊伍。
面對此情況，曹仲蘭當機立斷，指揮隊伍進入附近小巷，繞行至湖濱，與在湖濱遊行的各校同學會合。不料剛到湖濱，只見各校同學已被軍警包圍在湖濱公園裡。見此情況，曹仲蘭毫不遲疑地挺身而出，走到反動軍警面前責問：“你們是擁護帝國主義，還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軍警無言可答。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校學生越聚越多，這場較量終使反動軍警改變了態度，鬥爭初獲勝利。
1925年冬，中共浙江省醫藥專門學校支部建立後，組織學生開展讀書活動。曹仲蘭不但自己如飢似渴地閱讀《嚮導》週報、《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從中汲取新文化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還帶領進步同學，經常出入杭州一家較為進步的“開明書店”，推薦同學們閱覽《創造月刊》《語絲》《幼州》等進步書刊，並將郭沫若、郁達夫的著作及自己保存的進步書籍包上《馬太福音》封面，借給同學們，以此團結、教育周圍的同學。
學習之餘，凡是黨支部組織的各種活動，他都積極參加。那時，浙醫專校址在杭州刀茅巷底，周圍有許多小型木機織綢作坊，做工的都是些貧苦的青年女工。為了能更好地團結、教育工人，學校黨支部決定利用浙醫專的教室，開辦平民識字班，組織工人上夜校。曹仲蘭接受任務後，立即和潘靜波一起，深入工人中鼓勵他們到工人夜校學習文化。他還親自擔任義務教員，講述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創造一切的道理。
在講課中，他針對紡織女工多數不識字，認為自己做苦工是命中註定，不能反抗等現狀，經常舉一些工人受苦受壓迫的例子，剖析工人貧困的根源，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掠奪和封建剝削的罪行。啟發工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才能翻身，獲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從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增強了向反動勢力開展鬥爭的信心。
1926年，這是曹仲蘭人生新的起點。這年，浙醫專成立了共青團支部，他是創始人之一。1926年冬，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曹仲蘭的生命與黨的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7年3月，北伐軍挺進杭州後，浙醫專黨支部成立了接管教會醫院小組，曹仲蘭也被派去參加接管英在杭的廣濟醫院和附設學校。當時，這些醫院、學校名義上掛著慈善機構的牌子，實際上由英國傳教士梅屯根把持。不但侵佔土地，而且還串通杭城反動官僚和軍閥，干涉地方政務，侵犯中國主權，實行經濟、文化侵略。當接管人員向院方宣佈接管決定後，英傳教士和洋奴桑某十分蠻橫地指責接管“侵犯了外人利益，是‘非法’行為”。
這時，平時沉默寡言的曹仲蘭理直氣壯地走上前去，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與傳教士進行了激烈的辯駁，揭露洋奴的賣國行徑，迫使洋奴桑某當即隻身竄逃。不久，梅屯根也被迫逃往上海。廣濟醫院及附屬學校由浙醫專接管後，醫院門診照常，學生繼續上課，這一愛國行動，曾轟動了整個杭城，受到杭州市民的普遍讚譽。曹仲蘭的政治生命也在鬥爭中日趨成熟。
1927年3月底，杭州全城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些革命團體的駐地不斷被搗毀。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杭城，許多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和部分學生運動領袖相繼被捕、被殺，革命處於低潮，黨、團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活動極其困難。
在這嚴峻的形勢下，曹仲蘭臨危不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多方聯繫尋找黨組織，並勇敢地肩負起浙醫專黨支部書記的重任，繼續發動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堅持鬥爭，經常帶著他們於深夜到大街小巷、車站碼頭散發“倒蔣”傳單，張貼標語。還到城站，在車站站臺上、火車車廂外，在湖濱到筧橋沿路牆上、電線杆上張貼、書寫“打倒蔣介石”“打倒軍閥”“中國共產黨萬歲”等標語。他經常鼓勵同學們說：“雖然這樣做對打擊反動派不見血，但可以使反動派頭髮昏、心發慌。”事實上，反動軍警也的確被學生們搞得暈頭轉向，驚慌失措。
1927年5月，曹仲蘭被校方開除後轉入地下活動。6月，共青團中央決定，以團杭州地委為基礎，擴建成共青團浙江省委，並新建共青團杭州中心區委，由曹仲蘭任書記，負責城區團的工作。1927年7月，組織撤銷。8月，又根據團省委決定，在杭建立兩個團區委，曹仲蘭任共青團杭州第二區委書記。
杭州桐廬分水第一支部紀念廣場
1927年8月，黨組織派時任團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曹仲蘭去浙西分水地區（現桐廬縣）指導工作，協助建立中共分水支部，這是桐廬縣建立的第一個黨組織。成立大會在分水城北東梓塢濮立人家中舉行，曹仲蘭親自參加並主持了會議，7名黨員出席。當晚，曹仲蘭即指定濮巖為中共分水支部書記。然後，他幫助分水支部發動群眾，實行“二五減租”，組織農民協會，創辦農民夜校，對周圍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曹仲蘭也在與貧苦農民的交往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27年11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機關突然遭搜查，一份地下黨機關通訊地址連同其他材料被抄走，裡面還有團省委的辦公地址。在一份暴動計劃的油印品上，醒目地印有團省委秘書長曹仲蘭的名字。反動軍警如獲至寶，立刻“按圖索驥”，趕到撫寧巷9號團省委機關。
面對突如其來的持槍者，房內正在緊張油印傳單的曹仲蘭、徐瑋等人清醒地感到情況不妙，但已經來不及了，敵人搜出了油印機和印刷品。面對此景，曹仲蘭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掩護其他同志。還沒等軍警詳細查問，他就搶先說，自己是這裡的負責人，其餘的人是他僱來抄寫和當勤雜工的。但軍警還是不由分說地把他們四人都押解到杭州柴木巷看守所。
在看守所，國民黨獄警首先提審了曹仲蘭，企圖從他口中得到共產黨的組織狀況及機密情報。在森嚴恐怖的審訊室，任憑酷刑折磨，曹仲蘭硬是咬緊牙關，決不洩露黨的機密。審訊失敗了，敵人只好把他轉到浙江陸軍監獄。
在監獄裡，曹仲蘭又經歷了多次審訊，經受了殘酷的刑罰。見酷刑動搖不了曹仲蘭的革命意志，敵人改用威脅和利誘，但他們的陰謀始終無法得逞。特刑庭長錢西樵假作關心，陰險地對他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年紀輕輕何苦受這份罪？只要你自首，馬上給你自由，交待徹底還有賞。”還沒等錢把話說完，曹仲蘭就義正辭嚴地反擊：“誰要你的臭錢，只有革命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惱羞成怒的錢西樵撕下假面具後，曹仲蘭又一次在酷刑下昏過去。
1928年五一節前夕，這是曹仲蘭經受的最後一次審訊。核心問題就是錢西樵不相信那個和曹仲蘭一起被捕，自稱是剛從嘉興來杭找工作的胡公達（即徐瑋）真的是曹仲蘭僱來的勤雜工，懷疑胡公達可能就是真正的浙江省委負責人。
錢西樵很想從曹仲蘭處打開缺口，撈到“大魚”，再三威逼曹仲蘭交待與胡公達的關係。面對窮兇極惡的劊子手，曹仲蘭並不示弱，仍一口咬定胡公達是他臨時僱來的勤雜工。說完又高聲疾呼：“我是共產黨員，你們要殺就殺！”無奈之下，錢當即宣佈判處曹仲蘭死刑並強行要他在“判決書”上蓋上指印。說時遲那時快，曹仲蘭乘機抓起審訊臺上的錫制筆架狠狠地向錢西樵頭上擲去，嚇得錢西樵龜縮一團，十分狼狽。
1928年5月3日，遍體麟傷的曹仲蘭和徐瑋等人一起被押赴刑場。在“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英勇就義，年僅21歲。
（李金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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