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一疊剪報被張阿姨從裡屋抱了出來，這些年來，只要是關於養老院的新聞，她都保留了下來。“存了一大摞，沒有一個能進的，好的養老院大家都擠破頭皮在排隊。”
張阿姨今年77歲，老家在天津，退休前是一家公司副總經理，她和愛人退休後來杭州養老，住在城西一個高檔老小區裡。他們有個女兒現在在北京，女兒像多數年輕人一樣，上有老下有小，平日裡還要幫老公打理公司，每年飛回杭州兩次。如今，像張阿姨這種與子女異地且年事已高的老年人不在少數，而“養老難題”始終橫亙在這些老人面前。
更為嚴峻的是，隨著老齡化的深入與加速，越來越多的省份正在跨過老齡化標準線。《2018年四川省人口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四川省65歲及以上的人口首次超過14%，達到14.17%。與此同時，全國有6個省份在2018年跨過14%線，進入深度老齡化。
“老”有難言
儘管自身就在養老機構就職，但在張媛的未來計劃裡依然沒有“將父母送進養老院贍養”這一選項，“總覺得把父母送到養老院不太好，可能我也像大家一樣，擔心會被親戚朋友說不孝順什麼的吧。”
實際上，這也是多數中國子女的普遍心態。即便社會進步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否送父母去養老院”依然時常成為點燃家庭矛盾的導火索。即使家中衛生條件及設施達不到養老要求，人們還是更願意在家中贍養老人，而老人也更習慣於在子女的陪伴下安度晚年。
為鼓勵“親情陪伴”，武漢一家養老院設置了一條“每天來陪伴父母1小時，當月的費用可減免200元”的特殊規定，半年來陸續有17位老人入住，然而沒有一位家屬天天來看望父母。武昌區糧道街樂頤軒頤養中心院長曹立新說，2003年他開辦了第一家養老院，那時候家屬都是來養老院交費，交費的同時會看望父母。自從有了網絡支付，很多家屬都選擇網上交費，看望父母的次數也變少了。“有的家屬一次交3個月的費用，交了錢也不來養老院。”
北京林業大學心理系教師楊智輝曾在課堂上闡釋中國現代“孝”心理的變化，他認為，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孝是“父母在，不遠遊”，為人子女要親自盡贍養的義務而不能假手他人，否則就會被認為不孝，這樣的觀點在中國根深蒂固。
於是，“獲客”成為養老行業的共同難題。由於缺乏對養老服務的理解和認同，很多人儘管有潛在需求，卻難掩對養老產品的排斥情緒。
一家主打中低端養老服務的養老機構管理者向記者舉例，曾有一位養老產品推介的業務員上門向老人介紹他們的養老院，結果老人聽到“養老院”三個字，直接就拿起電話將自己的子女痛罵一頓，隨後毫不客氣地將業務員趕出了家門。“在一些老人的觀念裡，送他去養老院就是要趕他走，這背後是對養老行業的不理解、不信任，也是對自身養老的一種惶恐。”
相對於養老院，老人們更願意在家或社區這個熟悉的環境裡，對養老院條件反射般的排斥，成為早年間養老行業規模擴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統計，北京連續數年來養老院入住率均在50%左右，多數養老機構的投資人在政策的鼓勵下建店試水，但在首家門店市場表現不佳之後，就逐漸放緩了後續投入。
然而隨著老齡化的深入與加速，老年人數量的激增不僅引發了大眾對“人口紅利”呈消減趨勢問題的擔憂，更激起了社會群體對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熱議。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末，全國60週歲以上人口有2.49億，佔總人口的比例是17.9%，其中65週歲以上的人口有1.67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是11.9%。
近日有研究機構發表報告稱，2035年養老保險金將要用光。基於此，人社部養老保險司司長聶明雋表示，“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養老保險的撫養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上世紀90年代，大概是5個人養1個人，到2018年底已經下降到2.66人養1個人。撫養比下降意味著繳錢的人少了，領錢的人多了，如果持續下去，不採取積極應對措施，會對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壓力和挑戰。”
雖然中央回應完全能夠保證養老金的長期按時足額髮放與制度的健康平穩運行，但是深度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讓“不再年輕”的年輕人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父母輩的“養老問題”不得不“提上日程”了。“張阿姨們”能否安度晚年關係著每一個家庭的幸福與否，更關係到社會的穩定程度。
養老機構“入住難”
去年張阿姨生病住院了四次，即便在醫院裡，依然放心不下獨自在家的老伴，“住院的時候，每天要往家裡打兩三個電話，直到他躺下睡覺了，我才安心，就怕他一個人在家摔倒了沒人知道……”
考慮到自己的年齡與身體狀況，張阿姨早在三四年前老兩口就想住進養老院了。然而打聽了一圈，無功而返。“哪裡是我們選養老院，是養老院選我們，就像去家政中心找阿姨（保姆）一樣，得儘量打扮得年輕一點，看你七老八十的，人家不來啊……”今年他們去了轄區一家養老中心，沒去之前就聽人說是要排隊，去了一問，已經排到600多號了，“我們不知道還等不等得到……”
對張阿姨兩口子來講，錢不是大問題，他倆退休金加起來一年有13萬，女兒房子就在樓上，租出去了，一個月5000塊錢的租金女兒都給了他們，這樣一來，老兩口年收入將近20萬。
不少養老院要求老人在本地一定要有個監護人，有突發狀況可以隨叫隨到。養老院表示：“我們不一定非得是本地戶籍，但一定要在本地有監護人，長期在本地，發生突發情況，能隨時聯繫上並且能及時趕到養老院。”張阿姨思來想去，親戚裡就只有一個侄子的兒子在杭州，剛參加工作，“大城市生活不容易，肯定每天忙，哪好意思去麻煩人家……”
平時老倆口出門少，蔬菜都是網上訂，半小時送到家門口，一次訂兩三天，張阿姨說著打開了iPad上的支付寶，找到外賣平臺，點進去卻犯了迷糊，她動作遲緩，每次上網買菜、點外賣都要研究半天，嘴裡直犯嘀咕：“你別看我現在能上網，慢慢我也糊塗了……”像張阿姨這樣與子女異地，將
養老院作為自己晚年寄託的老年人不在少數，而養老機構“入住難”問題卻是養老服務的基礎性“障礙”。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49億人，而養老服務機構床位總數僅746.3萬張。以此計算，僅有3%的高齡人口能夠獲得與之匹配的配套養老機構服務。每千名老年人僅擁有養老服務床位數30.9張，遠低於發達國家50張到70張的平均水平。能夠入住養老院(老年公寓、託老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老年人，多數地方養老院都是“一床難求”。
“留不住”的養老護理員
“稀缺物。”張麗這樣形容90後的自己在養老院的存在。
兩年前，張麗從湖南長沙一所職業院校的老年服務與管理專業畢業並進入長沙一家養老機構。兩年後，他們專業22名同學裡只剩下3人還留在養老服務行業，其餘的都奔向了銷售、服裝加工等崗位。
張麗所在的養老機構有三十幾名護理員，只有她一名90後，“基本都是40多歲的阿姨，最年輕的都30多了。”
早上6點起床，幫老人擦身穿衣，7點開始喂早餐，8點多抱老人坐輪椅做康復理療或散步。同樣的動作，一早上需要在七八個老人身上重複。之後每兩個小時巡房一次、翻身，定時換尿袋……兩班倒，工資不到3000元。這是張麗的工作日常。
“從政策到市場，大家都在說養老產業是朝陽產業。可我們護理員作為養老機構運行的核心部分，每月不到3000元的工資依舊不見漲，年輕人依舊沒見進入。”張麗說。
據統計，在養老護理人員中，40歲以上的從業者佔比79.1%，18～29歲的從業者僅佔6.5%；投身養老產業的畢業生第一年流失率為40%～50%，第二年為60%～70%，第三年為80%～90%以上；護理人員受教育程度亦普遍偏低，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僅為6.8%。
辛勞瑣碎的工作內容與捉襟見肘的薪資待遇令多數年輕人望而卻步。也令很多養老機構在穩步發展的同時，不得不面對養老護理員短缺的“窘境”。
早在2015年，中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4000萬人。按國際公認標準，中國養老護理人員需求量超千萬。
北京市西城區的一家老年公寓裡入住了200多名老人，平均年紀在80歲左右，主要以失能半失能老人為主，而老年公寓中的一線養老護理員只有40多名，一名護理員要照顧5到6位老人，這與“3位失能老人配備1名護理員”這一國際公認標準存在不小差距。公寓院長在採訪中說道：“當下想要達到1：3的理想標準，對養老機構來說不現實。養老機構普遍面臨著人員招聘、成本上升等系列難題。”
此前公寓與陝西一職業學院有合作，但發現學生的工作時長都很短，不到一年便離開，後來合作也就不了了之。院長表示：“人員工資支出在總體費用支出中佔大頭，當前護理員的薪酬基本在3800~5000元/月。為緩解護理員的壓力，我們希望能增加十名左右護理員。但如果要達到1：3的比例，護理員人數將要翻倍，這也意味著工資支出將翻倍，機構就可能會面臨虧損的局面。”
除了養老機構自身的原因，“招生難”亦困擾著各開設養老護理相關專業的職業院校。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老年福祉學院院長楊根來表示，當前全國各個院校，養老護理相關專業招生的規模還比較小，整個行業裡辦的最好的五六個院校，招生規模也沒有超過五個班級。即使是全國首批職業院校養老服務類示範專業點，歷史最高記錄也只招了四個班，共170餘人。近幾年招生情況更不樂觀，開設三個班級也常常難以招滿。
據統計，2013年，全國開設養老護理相關專業的高職院校只有30餘所，2014年發展至65所，2019年上升至217所。但在養老護理相關專業異軍突起的背後，全國民政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工作三年後，會有近90%的畢業生選擇離開養老行業。
很多人依然認為，養老護理就是“伺候人的活”，這樣的思想不斷消磨著學生的職業認同感；而與同等院校醫療護理等專業的畢業生薪酬相比，養老護理專業的薪酬則驅退了多數年輕人的工作激情。
楊根來希望在未來，各省市能出臺更多養老服務專業學生的教育補貼等激勵性政策。“只有通過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來吸引年輕人從事這個行業，行業才會有希望。”
“公益”與“營利”的博弈
氣派的大門、高大的前廳，前臺不時有人辦理入住手續，乍一看像個賓館，這是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家老年公寓。牆上懸掛的證照中顯示，這家老年公寓是民政部門登記的民辦非企業單位。
據瞭解，我國絕大多數養老機構都會選擇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這樣可以享受國家的經濟補助和土地、稅收上的優惠。北京市一家民營養老院的院長趙先生在採訪時說道，“根據國家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養老產業的政策，我的養老院在創立初期，每一張床位都獲得了市、區兩級財政的補貼5萬元。”
擁有巨大的升值空間。趙先生說：“民辦養老院的收費包括:床位費，每人每月1100元上下；餐費每人每月700元左右；護理費根據服務對象的不同，幾百至上千元不等。一般來說，每人每月需交納的費用則在2500元至3500元左右。以500張床位計算，一個月則是120萬元至170萬元左右的進賬，全年則是近2000萬元的進賬。而支出主要包括房屋使用費、人工成本、水電支出和裝修改造費用四大方面，這些支出一般不會到1000萬元。如果老人的入住率達到70%以上，民辦養老院是可以實現盈利的。
然而在實踐中，很多養老機構將機構養老服務等同於市場化養老，將市場化養老等同於養老院高端化。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家老年公寓是由酒店改造而成，擁有100多張床位。目前在公寓養老的人，大多在70歲以上。公寓有24小時監護的醫生，提供基礎治療，有負責日常護理的職業化護理團隊，每星期還會舉行豐富的文娛活動。公寓負責人介紹稱，“公寓單人房間有20平方米和40平方米兩種，前者價格每月在1.5萬元左右；後者則每月在2.5萬元左右。此外，還會根據老人的身體狀況評估後進行分級收費，價格在每月1萬至4萬元不等，主要包含房租、護理費和餐飲費等等”。
一家高端養老院的負責人說：“看似賺錢，但高端養老院的實際盈利情況卻並不樂觀。除了涉及拿地、開發、建設等高昂的前期投入，養老院內還有50%的空間要拿來做餐廳、健身房、閱覽室等公共空間，這種只有附加價值的投入很難直接獲益。”
即便如此，地產等大型資本企業在投資養老機構時，基本都會將主要消費人群鎖定中高端。就連一些原本做“平價”養老機構起家的企業，後來也開始向高端化的路線轉型。
除了價格偏高，亦有不少養老院將目光鎖定在收取高額的養老院押金上。早在2013年7月，尚佰易頤養苑開張。2016年2月，養老院告知老人們:凡一次性交納押金20萬元的老人，均可享受免費食宿日常護理等養老服務。隨後，有50多位老人交了800多萬元押金，並簽訂了《入住協議》。然而，經營到2016年7月，養老院先是停水停電，接著院長和員工也都消失無蹤了。無奈之下，老人們將尚佰易頤養苑告上法庭。2018年年初，老人拿到了法院的民事判決書，但至今仍未收到養老院應該返還的押金。
更有業內人士在採訪時稱，民辦養老院收取押金的多少，全憑經營者自己定。用老人們交納的押金投資並賺取利潤，甚至已經成為行業潛規則。有的老人攢了一輩子養老錢，本想安度晚年，結果資金鍊斷裂，老闆跑路，最後血本無歸，這樣的案例在各地頻頻上演。
針對任意收取保證金的亂象，有一些地方立法機構開始出臺相關規定。2017年11月30日，重慶市通過了《重慶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條例規定，養老機構因支付老年人入住期間的醫療等應急費用，需要收取保證金或者押金等費用的，金額不得超過該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月服務費的6倍。遊走在法律邊緣的養老院保證金，一旦無法退還，就可能被定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或是非法集資罪。
有專家認為，目前養老機構最為短缺的是滿足四類高風險老年人的長期護理型機構，養老項目過度高價化，偏離普惠方向，都是養老市場出現錯位的表現。但養老機構的項目營建和運營，對企業的資金能力要求都很高，而且後續經營資金回收又比較慢，很難吸引社會資本大規模進入養老產業。對於前期投入巨大的養老企業而言，除了收取押金的“會員卡模式”以外，幾乎很難再找到快速回籠資金的方法。
閱讀更多 康養產業研習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