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元
這是一個勤勞的皇帝，甚至沒有之一。
幾乎每天都要起五更、爬半夜，全心全意為大明王朝服務。
這是一個清廉的皇帝。
節衣縮食，穿補丁衣服、吃簡單的飯菜，從來不亂搞女人，也不亂花錢。
這是一個真正與國家共命運的皇帝。
他是亡國之君中，最不像昏君的一個。
清朝人編寫的《明史》對他的評價是：真是亡國之義烈。
李自成說：（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大臣都不是好東西。
沒錯，他就是崇禎皇帝。
1644年4月25日，崇禎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樹上，上吊自殺，年齡只有33歲。
這麼一個勤儉自律、清心寡慾、兢兢業業、勵精圖治的有為君主，為啥會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走上破家亡國的不歸之路呢？
因為按儒家標準，崇禎是一個好皇帝。不貪財不好色，兢兢業業、克己奉公。還因為在崇禎的身邊，幾乎全是正人君子東林黨人，組成的大臣班子，而且對太監的任用也並不過分，所以歷史上的大小儒們，在給崇禎為啥亡國找理由的時候，是滿臉懵。
咋整呢？硬給他安了個罪名，叫剛愎自用。
但崇禎還真沒有這個毛病。對身邊的儒臣，他幾乎是言聽計從。
咱們來看看崇禎剛剛當上皇帝的一些舉措。掃清閹黨後，崇禎組建了一水兒東林黨人的內閣。東林內閣隨向皇帝建議，應該撤銷掉東廠這個特務機構。因為這種監視對東林君子們地一種侮辱。
俺們都是儒家文化的水泡大，道德水準賊老高的君子，能幹壞事嗎？你用不著整一幫人看著。
崇禎對東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相當的信任，覺得就算沒人監視他們，文官也不會貪汙國家的錢，而且會盡心盡力的幹工作，所以欣然批准了這個建議，解散了大明的國家安全局——東廠。
一心要做堯舜之君的崇禎在解散了東廠之後，又詢問他的臣子們，俺還應該乾點啥，咱們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呢？才能實現中興大明呢？東林君子們認為還應該撤銷所有的，以太監為主導的監視機構，比如各省地河道太監、軍中的監軍等等。
嘉靖皇帝就喜歡派太監監視治河。因為當時洪水屢治屢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懷疑，是下面的文官貪汙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無證據，所以乾脆派太監出去監督治水，這種不信任讓文官切齒痛恨，並在隆慶朝成功的把河道太監給廢除掉。
但接下來的皇帝萬曆天子，一點也不像他懦弱的父親，反倒更像他不厚道地祖父嘉靖。
萬曆親政後，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監監督治水，還大大強化，宣佈治水的款項一律要經太監過目。以往發洪水的時候，皇帝拿文官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說花多少錢、咋花的，根本查不出來，只能任由他們貪汙腐敗吃回扣。
其實萬曆拿太監的貪汙腐敗也沒招兒，所以規定一旦出現洪水，那他就會不問青紅皂白的處死監督太監。
這可能是皇帝們喜歡用太監幹活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罪名的情況下，文官就像一堆臭狗屎。你明知道他們不是玩意，但打不得、碰不得，否則你就是桀紂之君，是昏君王八蛋，在史書中是要遺臭萬年的。
但太監不一樣。
太監是家奴，而且是天生的壞蛋。太監不好好幹活，皇帝想殺就殺，還可能得到為民除害的好名聲。
萬曆幹不好就殺的做法雖然蠻不講理，但卻極大的激發了河道太監的工作熱情。萬曆朝當春汛秋洪到來時，不少河道監地主管太監甚至會搬到河堤上去住，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太監死於萬曆的這條野蠻法律之下。太監在死亡的威脅下，只能少貪甚至不貪，大大影響了文官系統，在治河款項上的貪腐力度。所以文官們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萬曆皇帝地這條惡法。
天啟朝東林黨掌權後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監，從天啟元年到天啟六年魏忠賢掌權以前，東林君子在全國範圍內沒有修過一次河道。這次天子既然垂詢，東林內閣立刻就把河道監當作魏忠賢地惡政舉了出來。
既然這條法律是在魏忠賢構陷東林君子之後頒佈的，文官們又大力反對，崇禎就覺得肯定是一條邪惡規則，他相信侮辱東林君子地德行，就是在破壞君臣之間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國地河道監督太監，讓文官系統再次把控了治河工作。
自從崇禎收回河道監督太監以後，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個大明在十七年內就再也沒有修過一次河、治過一次水，無論是黃河還是長江、無論是山東還是浙江。在這十七年裡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氾濫，每次東林君子都藉口“節約”，把修河治水款吃回扣了。
所有的東林黨人為天子的英明決定而高呼萬歲，隨後內閣就又提出了減稅地一攬子計劃，他們認為天災主要是由萬曆胡亂收稅招來的，現在正是撥亂反正地時候，所以他們向天子建議進行一次普遍地減稅，以讓上蒼愉悅，從而保佑大明境內風調雨順。
在崇禎同意了之後，東林君子第一個提出的是茶稅。以往萬曆皇帝還有天啟皇帝都信不過文臣，就派監督太監去檢查各省地茶園，這當然是大大地惡政。東林君子們絕不會貪墨國家稅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監督地太監。當然，自此以後各省的茶稅收入就急劇下降，文官連年報災，茶葉歲歲歉收，到崇禎十年，僅浙江一省茶稅就從萬曆、天啟年間地二十萬兩白銀降低到每年十二兩白銀！
接著就是海稅，明朝文官和的方的海商本來就有千絲萬縷地聯繫，他們向皇帝提出應該恢復“禁海”。他們認為，萬曆、天啟開海禁派太監收稅是嚴重違反祖制，是一個極大地惡政，而且隨後連綿地天災也證明了收海稅地極端非正義性，崇禎再次認可了東林內閣地判斷，下令各海關地太監回宮。
從萬曆天子興海貿以來，海關稅一直是大明財政一大支柱，也是內幣地重要來源，到了萬曆四十年地時候，萬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萬兩白銀地海稅。從崇禎元年以恢復禁海令地名義停收海關稅後，內庫就再也不能從日益繁榮地國家海貿中得到一兩銀子了。
然後是絲絹稅，萬曆認為如果商人販絲織綢一定能賺錢，所以他收工商稅，東林君子認為這叫“天子與小民爭利”，是招來天災地原因之一，這次地免稅計劃自然也要把它廢除，崇禎對此表示贊同。
還有布稅，如同唐宋時期一樣，明朝本來也規定了百姓和各級官員可以使用地衣服色彩，比如明黃本來就是皇帝地顏色，大紅則是高官能穿戴地衣服。等要錢不要臉地萬曆天子親政後，他為了多收稅就放開了對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內就出現了小民同官員在衣服上爭奇鬥豔的現象。
當時感到斯文掃地的官員，向萬曆提出嚴正抗議，並質問皇帝如果他現在不顧官員的體統亂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黃色的衣服咋整呢？萬曆回答說，只要織布地商人肯交稅，那賣黃布也不是不可以……
大明地群臣就這樣再一次被皇帝地無賴打敗了。
天啟皇帝后期，魏忠賢的做法和萬曆差不多，也派太監去收稅，影響了文官系統的收入，是大大的惡政。
根據文臣地要求廢除了各種“與民爭利”，並且違反祖制地稅收後，崇禎享受到了他祖父、父親和兄長，從來不曾享受過地高度讚譽，朝野地東林君子們稱讚崇禎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當之無愧地中興之主，是堯舜之君。並向他保證，根據天人感應地道理，大明很快就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這樣的崇禎皇帝，不僅沒有剛愎自用，反而是從諫如流。
崇禎的從諫如流還沒有完。
因為聽了東林黨人的建議，取消了所有工商方面的稅收（東林黨人的理由是農本商末，收工商稅就等於承認了工商的重要性；再有收工商稅是“與民爭利”，不符合儒家文化的要求。實際原因是東林黨人是東南地區工商利益階層的代言人。這也是東林黨人與張居正、萬曆皇帝、魏忠賢等人進行堅決鬥爭的真正原因。），結果朝廷沒錢了。
當時天下亂得不得了，東北有女真人、陝西等地有流匪，戰爭不斷，沒錢不行。這把崇禎給愁的啊，二十來歲的小夥整跟小老頭似的。
咋辦呢？東林黨組成的大臣群體再次建議，加農民稅賦。各地無論是否有災，賦稅照舊，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稅，還要補交。然後增加收費項目，用收來的錢練多多的兵，兵多了，不就能把把女真人和流賊都給滅了嗎？
陝西，李自成起義的大根據地，魏忠賢的閹黨掌權時，賦稅每畝地2錢白銀，東林再次掌權後，賦稅為每畝2兩。這也是崇禎一朝，農民起義不斷的真正原因。
崇禎關心百姓啊，就問了,這不成了亂收費了嗎？這不是增加了農民負擔了嗎？稅費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會不會出什麼問題呢？
楊嗣昌是當時的兵部尚書，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他辦事認真，聰明幹練，替皇上做了一番階級分析。
楊嗣昌說：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這筆錢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裡。楊嗣昌以上次加徵的剿餉為例，100畝地徵三四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增加點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併。這種分析聽起來頗有道理。
皇上又徵求了另外兩位內閣大學士的意見。這二位也贊成加稅。於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徵練餉、遼餉，後來又擴大練餉、遼餉的絕對數量。
在崇禎死前二十多天前，內閣大學士（類似現在的副總理或政治局委員）蔣德璟和他吵了一架，崇禎才明白，他被他的大臣們，被帝國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給忽悠了。
蔣德璟和崇禎吵架的原因，是一位叫光時亨的上了份奏疏，他認為，加徵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
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後定奪。於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徵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徵收的，蔣德璟卻說什麼“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面問道：聚斂小人指的是誰？
蔣德璟心裡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死在工作崗位上，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裡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於是蔣德璟就拉出一隻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財政部長。皇上不信，為自己辯護道：朕不是聚斂，只想練兵。
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他點出了一連串徵稅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感到這是搜刮百姓；同時他還點出了一連串兵馬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明白練兵毫無成績。搜刮了巨量的銀子，卻沒有練出兵來．這究竟應該算聚斂還應該算練兵，已經不言自明瞭。
後邊的話還長。總之是蔣德璟頂嘴，皇上震怒；蔣德璟又為自己申辯，諸位大臣替他講情。最後財政部長主動站了出來，說本部門的工作沒有做好，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頭上。皇上聽了這話，火氣才消了一點。
蔣德璟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賊反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徵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
請注意這幾句話。蔣德璟向皇帝描繪一種，和楊嗣昌以及內閣眾大臣們所說的，加徵練餉、遼餉之後，完全相反的一種情景。
按楊嗣昌及內閣眾大臣的說法，加徵的費用應該是落在土地多的人身上，應該是縉紳士大夫階層來多掏這筆錢的，而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但因為官僚系統的腐敗，加徵後的事實是，農民的負擔成倍成倍的加重，紛紛破產，縉紳士大夫階層趁機兼併土地，成為越來越大的地主。
反向的關係：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麼？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賊，餉更沒處徵了。這意味著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為了表達這個意思，內閣最博學的蔣閣老惹怒了皇上，並且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裡卻不糊塗。與這種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練餉。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用現代漢語更簡明地表達，就是：皇帝終於明白了，他被既得利益集團在朝廷中的代理們，也就是他的大臣們給忽悠了，明白了在既得利益集團整體腐敗的情況下，徵稅越多盜賊越多的道理。
而崇禎後的儒家們，之所以得出崇禎剛愎自用的結論，來自於崇禎對大臣的處置。據統計，崇禎在位17年，換了內閣輔臣50人，兵部尚書14人，刑部尚書17人；誅殺臣僚無數，包括首輔兩人，總督巡撫以上大員22人。
事實上，崇禎之所以殺掉這些大臣，來自內心極度的失望。
在即位後遠太監、遠奸臣（東林黨人口中的），重用所謂一身正氣的東林黨人，對他們的建議全盤採納，並被稱為聖人（後期東林黨人領袖張溥語）之後，大明王朝不但沒有走向偉大復興，不但沒有成為和諧社會，反而在外憂內亂中越陷越深。這種情況下，崇禎心目中的失望和憤怒可以想象。殺掉那些提出一大堆建議，但沒有一個管用的大臣們，也可以理解。
但即便自以為按著儒家文化執政的，對東林黨人言聽計從的崇禎，最後得到的，代表儒家思想的文官評價卻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可見作為儒家思想代表階層的文官們，是何等的不要臉。
因為崇禎真的沒有剛愎自用，所以清帝國在總結崇禎成為亡國之君的原因時，沒那麼不要臉，而是認為他不會用人，或者是沒有用對人。
事實上，和許多人評價相反，崇禎對大臣的信任程度，幾乎是無條件的，是用人不疑的典範。
以袁崇煥為例，可以說是要錢給錢、要兵給兵、要權給權，他要求的事情沒有一件不允許的，而且不派監軍。此外還為袁崇煥多次擦屁股。袁崇煥理論上是閹黨，為魏忠賢立過生祠，據說還送過很多次禮。這個道德汙點，崇禎視而不見。崇禎二年，袁崇煥擅殺持有尚方寶劍，相當於欽差大臣的毛文龍。對於這種近乎造反的行為，崇禎進行了追認，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大將滿桂和袁崇煥有矛盾，崇禎連矛盾的原因都不問，把滿桂調整到了大同。
這一切，僅僅是因為崇禎相信袁崇煥的一句大話：五年平遼。
崇禎殺袁崇煥，根本原因是他辜負了崇禎的這種絕對的，無條件的信任。
在崇禎給了袁崇煥絕對的信任、巨大的權力、充足的人力物力，並跟在屁股後邊擦個不停的情況下，袁崇煥上任一年零四個月，他五年平遼承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多的情況下，平遼不僅沒有任何的進展，還把後金軍給平到了北京城下。
甚至到了這個時候，崇禎還對袁崇煥保持著絕對的信任，任命他總管天下勤王兵馬，把後金人打出去。結果袁崇煥再次讓崇禎失望，統率的軍隊一敗塗地，各路勤王軍兵不知所措，後金軍甚至有攻進北京的可能。
換做是你，你能不生氣？正是崇禎曾經對袁崇煥絕對的信任，換來了難以承受的失望，才是他殺掉袁崇煥的真正原因。
說來也怪，崇禎殺了袁崇煥之後，清軍很快就從北京城下撤退了，可見殺袁崇煥還是挺有道理的。
類似的還有楊嗣昌，還有眾正盈朝的東林君子們，崇禎對他們也都是絕對的信任。他們說魏忠賢是壞人，趕走；他們說朝中有閹黨，殺的殺、抓的抓；他們說收商稅、礦稅是與民爭利，立馬取消；他們說不用治理黃河，行；他們說加徵練餉、遼餉，徵……
但所有這些措施，不僅沒有起到一丁點的作用，反正讓局面越來越壞，後金軍越來越強，流賊越來越多……
面對這樣的局面，你換掉，甚至是殺掉那些沒有完成自己職責，還要為此負責的官員們，有什麼毛病嗎？有啥問題嗎？
一向被評價很高的崇禎，是明代除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之外，殺大臣最多的皇帝。沒有之一。
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自縊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
以下都是他所殺的著名大臣：
楊鎬，兵部侍郎，崇禎二年1629年因薩爾滸戰敗被殺。
劉策，薊遼都御史，崇禎三年1630年因遼東戰事失利被殺。
袁崇煥，督師，遼東巡撫，崇禎三年1630年被殺。
孫元化，巡撫都御史，崇禎五年1632年因遼東戰事失利被殺。
楊一鵬，漕運總督，崇禎七年1634年因農民軍破鳳陽被殺。
熊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崇禎十三年1640年因招降張獻忠、羅汝才失敗被殺；同時還殺了總兵官33人。
鄭崇儉，三邊總督，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剿農民軍不力被殺。
薛國觀，內閣首輔，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勸說皇親國戚捐助軍款被殺。
陳新甲，兵部尚書，崇禎十五年1642年因洩露崇禎與滿清議和的消息被殺。
周延儒，內閣首輔，崇禎十六年1643年因貪汙、謊報軍情被殺。
以上為部級以上的大老虎。
其它下級官員被殺的不下上百人。
除了殺大臣人數眾多之外，他撤換的高級官員也是最多的。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十四個兵部尚書（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
崇禎皇帝，僅僅在位了十七年……
崇禎殺大臣，換高官，並不是因為他是個殺人狂，或者多麼殘暴，或者說他生性多疑、剛愎自用。
崇禎實際是陷入到一個死局之中。統治天下，只能靠這些有文化的縉紳士大夫階層；但縉紳士大夫階層為撈取財富而產生的不可控制的腐敗，又讓大明王朝陷入不可避免的滅亡。
可能，大清帝國的專家們，也覺得說崇禎所用非人，淨選些垃圾當大官的說法有點不靠譜，於是又找出了崇禎亡國另一個理由，信任宦官，也就是太監。
說崇禎信任太監，都可以當個笑話。崇禎一朝，對太監的打壓幾乎可以趕上雍正皇帝了。崇禎一手取消了東廠，取消了太監為主導的特務政治；頒佈了禁令，太監無命不得出宮。而且崇禎一朝也沒有太監可以作威作福的故事，這個連得出崇禎是因為重用太監的張廷玉（《明史》主編）也舉不出例子。在他編的《明史宦官列傳》中，共提到了五個太監，高起潛、曹化淳、杜勳、王承恩、方化正。這五個人裡，高起潛、杜勳的罪名是監軍的時候搗亂，還有就是當李自成進軍北京的時候，這兩個人都投降了。
而剩下的三個太監曹化淳、王承恩、方化正，都沒有什麼劣跡。雖然很多人喜歡把打開城門放李自成入北京城的責任安到曹化淳身上，但即便是在《明史》中，張廷玉都沒敢這麼幹。只是含含糊糊地說，這事說不清楚。而根據眾多的記載，曹化淳同志當時正在休假，而且還寫了自辯書，說明情況。
至於王承恩、方化正，不僅不是壞蛋，反而更像是英雄。王承恩在眾大臣一個也不來見崇禎的情況下，陪著崇禎自殺。方化正不僅在監軍過程中立有功勞，確保城池不失，還在北京陷落後，與李自成的軍隊作戰而死。
即便是高起潛、杜勳真的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這麼兩個孤零零的，僅僅是監軍，沒有掌握朝廷大權的太監，能幹出多少壞事呢？而且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時候，大明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文官們，除幾十個人自殺之外，幾乎是集體投降。既然深受大明皇恩、又是打小就泡在儒家文化水裡的文官們都可以投降，這兩個太監的投降，又有什麼好指責的嗎？
但王朝滅亡的板子，是絕對不能打在文官集團屁股上的。因為文官集團是體現了儒家文化的治國方略，你把扳子打在文官集團的屁股上，不就是揭儒家文化在治國上無能的老底嗎？所以大小儒們整歷史的時候，總結王朝滅亡的原因，竭力避免和文官集團發生關係，當然也掩蓋了崇禎成為亡國之君的真正原因。
崇禎失敗的原因，其實是一心以堯舜禹為目標，全心全意用儒家文化為治國思想，拿儒家思想描述的理想國為治國目標造成的。
可能有人說了，你這不是扯呢嗎？打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就成了古代中國的治國思想，那麼多皇帝不都用的好好的嗎？為啥人家就能成為明君呢？
大錯特錯。
像崇禎這樣，堅定不移地執行儒家思想的治國方針的皇帝，幾乎沒有。
雖然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文化成為思想領域獨一無二的大哥大。但漢武帝及以後的統治者，仍至整個統治階層，大多對儒家文化有著清醒的認知，由此還產生了一個詞，叫“外儒內法”。
“外儒內法”這個詞，意思是統治階層要表面上以儒家思想進行治理，但在骨子裡要用法家的東西來控制。這個詞充分證明了，所謂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其實就是瞞和騙。瞞是隱瞞統治者需要殘酷手段進行治理的真相；騙就是在殘酷手段的外邊，蒙上一層“仁義禮智信”這樣一層，儒家思想的外衣。
古代中國統治階層採用“外儒內法”的手法為治理國家的手段，是因為法家的法，並不是現在所說的法制，而是採用高壓、強制手段的一種“使民之道”。也就是如何在強權的基礎上，利用法律規定，把老百姓變成極為聽話的動物，讓他們怎麼幹就怎麼幹。法家的這種思想，特別符合古代中國專制統治的需要，所以在實際統治過程中，一直被付諸實施。
但這種按法家學說形成的法治，雖然有效，但過於表現出了專制統治赤裸裸的殘酷。
咋辦呢？打漢武帝開始實行的是“外儒內法”。實際上用的是法家那一套東西治理國家，但表面上卻是“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最大的特點就是看上去特別美，那套理論聽上去也特別的漂亮。什麼天下有德者居之，什麼仁義禮智信，什麼忠孝廉潔，什麼三省吾身，不管做到做不到，但這麼件外衣一穿，統治者的面目不再那麼猙獰，起碼你看不到他每根毛孔中溢出來的，被壓迫者的血，於是大家可以共建和諧。
比如說“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親自制訂的國策，但漢武帝除了用儒家思想來裝裝門面之外，實際的治理過程中，幾乎沒有把它當回事。
首先，漢武帝重用的是酷吏。檢《漢書·酷吏傳》，官聲酷烈而史上有名的，有十四人，其中武帝朝有九人，佔 64％強；若把單獨立傳的張湯、杜周也算上，則差不多有70％。另九人是：寧成、周陽由、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成宣、田廣明。
再有，漢武帝還恢復了漢初曾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等，增設見知故縱法、腹誹法等，條令苛密，漢法從此嚴酷化。《漢書·刑法志》說：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從這段話裡可以看出，漢武帝的“法治”成績比秦帝國可能是一點也不差，甚至還有發揚光大。比如腹誹法，就是漢武帝時代的酷吏張湯發明的。這個法律的特點是，即便是你不說話，啥也不幹，也能定你的罪。
當時漢武帝為了多整點錢，想推行白鹿皮幣。什麼意思呢，就是把白鹿皮剪成一尺見方，邊上整點花紋，價值四十萬錢。但這麼一張皮子，值四十萬，估計誰也不能要。咋辦呢？漢武帝就規定，王侯宗室來見漢武帝的時候，晉獻禮物的時候，必須拿白鹿皮幣墊在所貢獻的玉璧下邊才行，這樣王侯宗室就不得不買這個白鹿皮幣。這樣漢武帝就能把大家的錢，變成他自己的錢。
這樣的一個東西，哪裡是錢啊，簡直就是搶錢的工具。於是在朝廷上討論是否發行白鹿皮幣的時候，大司農（農業部長兼財政部長）顏異表示了強烈地反對。大司農顏異的反對，阻礙了漢武帝的搶錢計劃，武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漢武帝的打手張湯領會了主子的意思，開始想辦法找顏異的茬。但顏異幹事做人太完美了，居然一點毛病也找不著，咋辦呢？張湯決定以腹誹罪起訴顏異。
有一天，顏異的幾個賓客當著顏異的面議論朝政，顏異沒有說一句話，但在某個賓客批評朝政的時候，動了一下嘴唇。於是張湯在起訴書中寫到，“顏異位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朝廷發表意見，這是腹誹，論死。”意思是顏異做為朝廷的大官，看到有法令不好用，不去朝堂上發表意見，這是在肚子非議朝政，論罪當死。顏異辯論無效，判處死刑。
打這兒以後，“有腹非之法比”。腹誹法的實質是：皇帝可以任意加罪臣僚，政府可以任意處罰老百姓。腹誹法行，臣民旦夕不知大禍之將至，處於精神怖惶之中；百官公卿只有看風使舵，拍馬奉承，投合上意，以求自保：專制主義法治（實質是人治）的一個妙用正是模鑄官僚的這種不具個人人格的而僅僅是皇帝個人投影的典型性格。
所以當時的人就已經看出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是扯蛋，是絕對的掛著羊腦袋賣狗肉。爵都尉汲黯在朝廷上就當面諷刺過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這裡多欲之慾乃指私慾。他的批評是說，武帝又是多欲，又是仁義，決不是與唐虞一樣的聖明君主，譏刺武帝提倡儒術是假仁假義，詞義可謂尖刻。武帝聽了，未免色變，感到下不了臺，一怒之下，就罷了朝。
漢武帝沒有把儒家那套玩意兒當回事還有個證據，那就是他對儒家的態度，尤其是對堅持要他在施政過程中，堅持儒家思想的那些人，一點也不客氣。
比如董仲舒，雖然他的上書促使漢武帝“獨尊儒術”，但並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重用 。漢武帝只把這個必須堅持儒家思想治國（因為是他提出來的，必須堅持）董仲舒任命為博士，大概相當於思想顧問。政治地位很高，權力一點也沒有。其後又被任命為兩個相當殘暴諸侯國的國相，官是不小，但相當於與虎狼相伴，讓人懷疑是不是有人借刀殺人。最後以儒家大師的能力，董仲舒也忍不下去了，只好辭官不做。
還有一個儒家思想的倡導者，也是個博士，叫狄山，下場更加的悲慘。
當時匈奴派人請求和親，漢武帝在早朝的時候，讓大家發表意見，看看應該咋辦。博士狄山跳出來說，應該和親。萬事和為貴，再說了高祖以來，許多時候咱們都是靠往外邊送女人，得到了和平，為啥現在不這麼幹呢？像你現在出兵攻打匈奴，勞民傷財、有傷天德，肯定沒有啥好下場。
權臣張湯反對狄山的意見，認為這是愚儒的無知之見。
漢武帝是主張打的，但又知道和這些書呆子講道理，根本說不通。於是拉著個臉問狄山，讓你到邊境守一個郡，你能守住嗎？狄山確實是個沒有啥大能力的腐儒，不僅沒有能力，還沒有擔當，紅著臉說：不能！那麼一個縣呢？不能！那麼一個城堡呢？狄山看出來了，如果還說不能，那麼肯定死在眼巴前。為了多活兩天，狄山硬著頭皮說：能。
漢武帝立刻把狄山封了個某城堡守備的官，打發到邊境數星星去了。匈奴人沒有文化，狄山的儒家教化、仁德感召，不能像周文王那樣，產生巨大影響，從一個小村子發展成一個國家。結果僅僅一個多月，狄山就死在了匈奴人的大刀之下。
漢武帝重用的，要不就是張湯這樣的酷吏，要麼就是公孫弘那樣的假儒家。
公孫弘是儒家學派中的經典人物。他的經典不再於儒學多麼高深，而在於他正確理解了統治階層“獨尊儒術”的實質是“外儒內法”。所以他行事的原則只有一個，討漢武帝的喜歡。他雖然號稱是儒家人物，卻可以對張湯大加讚美，並違反所有的儒家提倡的美德，成為一個儒家眼中的小人。他的成功，成為後世中所有專以儒術謀求祿利一翼的儒士代表。就其身份而言，他主要不是專治經業的儒學家，不是學者，是官僚、政客。公孫弘同學術領袖董件舒等不是同一類型，不是以儒家經義為最高原則，用學術指導政治、規範政治，而是以聖旨為唯一的最高原則，以學術服從政治，把學術作為獻給武帝皇權專制統治的祭桌上的供品；儘管在學術與政治未發生衝突時，他也能宣法弘道，鼓吹儒家教條。公孫弘治儒術，在政治上，主要是作為吏事的潤飾和點綴。因此，專業的信守儒家傳統精神的正統的儒學家們並不視公孫弘為同志。九十多歲的宿儒轅固生曾不客氣地教訓他：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董仲舒也以“從諛”斥之。司馬遷、班固給他的評語是“希世用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這些都是說他為求利祿希寵事，看風使舵，不惜犧牲儒家原則。公孫弘“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鼓吹皇權擴張，實在是具有獄吏與儒士雙重性格的皇權奴僕；不過他主要是以儒學面目出現的，這一點與張湯不同，張湯的主要面目是酷吏。
這樣一個人，是古代中國絕大多數儒者的形象代表。除了極少數的，比如海瑞那樣的，傻乎乎的把儒家思想做為人生和事業指南針的，終古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大概不到一百個。這個結論甚至不需要證明，因為只要看看各專制王朝中，絕對清廉的官僚用不上腳指頭就能查得過來的情況，就已經充分說明了，他們當官就是為了利益，正所謂“千里做官只為財”。
而漢武帝對公孫弘這樣的假儒者的重用，對張湯等酷吏的放縱，還有對比較純粹的儒者，比如董仲舒、狄山的排斥，說明了獨尊儒術不過是個幌子，“外儒內法”才是王道。
比漢武帝更露骨的揭示所謂“獨尊儒術”，不過拉大旗做虎皮是漢宣帝。漢宣帝和漢武帝差不多，也喜歡重用酷吏，喜歡用法家那一套治理國。他的兒子（元帝），覺得奇怪啊，不說獨尊儒術嗎？為啥不多用點大小儒來當官呢？為啥還要重用法家的人呢？
可能是因為教育兒子，所以漢宣帝一不小心說了實話。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意思是漢王朝有自己的制度，是霸道、道王攙雜著使用。憑啥為得只用儒家那套東西，用周的政治制度呢？
漢宣帝的話，直截了當、赤裸裸地說明，統治階層根本沒有把儒家思想放在眼裡。所謂獨尊儒術，不過是讓專制統治看起來溫情脈脈的華麗外衣。
再看朱元璋的一個故事。朱元璋讀《孟子》，看到諸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類的話，很惱火，說了一句話：“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於是下令“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廟，後來在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對下才罷休，但是還是下令組織“課題組”“刪孟”，把《孟子》中的“反動文字”閹割掉，編成了《孟子節文》，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這個故事還是說明，儒家的一些說法尤其是儒家的創立者孔孟的一些觀點，是不被統治者認同的。
據說皇家在培養接班人，也就是太子的時候，自有一套培訓方案。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如何做到外儒內法，披著儒家思想的外衣，進行專制下的人治。
但崇禎沒有上過這個培訓班。
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沒有資格。
歷史上，崇禎繼位可以說就是一個意外。
天啟七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到西苑遊船，據說是喝多了，結果被大刮到水裡。雖然沒有被淹死，但落下了病根，身體每況愈下。飲用了尚書霍維華進獻的“仙藥”幾個月後，漸渾身水腫，臥床不起。沒過多久便一命嗚呼，朱由校沒有子嗣，所以把王位傳給了崇禎。
崇禎是個可憐孩子，他原本沒有一丁點當皇帝的可能，而且是屬於被防範，千萬不要去奪權的親王那樣。所以受到的是正宗儒家的，如何用仁義禮智信啥啥的治理天下的胡說八道。其結果就是，當了皇帝之後，崇禎非要像儒家推崇的堯舜等人看齊，非要以儒治國，結果不僅僅被忽悠瘸了，還被忽悠死了。
寫到這裡，忽然想到一句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幸虧劉項不讀書，否則別說爭天下了，從崇禎的下場看，能不能保住小命，都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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