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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读史，习惯性把史籍笼统地分为“正史”和“野史”。“正史”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朝以后，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从此以后，“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对中国古代各朝编修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依次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 》、《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 》、《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二十四史”以司马迁的《史记》为蓝本，皆为纪传体，除《史记》外，又都是断代史，并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方修史。
“官方主持编纂的纪传体断代史” ，如果以此为标准，《清史稿》无疑应当成为与“二十四史”并驾齐驱的“第二十五史”，但实际情况却是：《清史稿》根本不配与“二十四史”一起位于“正史”之列。
（二十四史）
先简单介绍一下《清史稿》从设馆编修到刊印出版的历史背景。
1914年，北洋政府正式成立清史馆，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馆长，他上任后，聘请前清遗老柯劭忞、缪荃荪等100余人，外加工作人员200余人，名誉职位300余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1927年，编修工作历时14年后，全稿初步成形，1928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清史稿》是由北洋政府主持编修的官方史书，其体例也严格遵循历代正史，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以纪传为中心，记载了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朝灭亡时，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清廷档案和文化典籍都保存得相当完整，这无疑给《清史稿》的编修提供了最佳原始资料，比如：《清实录》、《清国史》、《清诏书》、《清典志》、《东华录》等。论原始资料的详实与可靠程度，《清史稿》绝对是一枝独秀，这一点是“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都无法比拟的。
虽然《清史稿》既是“官方主持编纂的纪传体断代史”，又有最强大的原始资料做支撑，但是，终究不配跻身“正史”之列。对于原因，笔者简单分析如下，如有不足或不当，欢迎留言批评指正。
（清史稿）
第一，《清史稿》并非《清史》，而只是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
正如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所言：“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不叫《清史》，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其为未定本。
《清史稿》之所以未经校对而仓促出版，是因为1927年全书初步成稿时正值北伐军即将攻入北京，赵尔巽唯恐时局多变，加之他本人已年至耄耋，自知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已达到“大辂椎轮之先导”的作用。
由于未经过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清史稿》中的错误和遗漏比比皆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比如，《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
“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这就是一则误记，因为当年的直隶总督是朱昌祚，而非胡拜。又如，《清史稿·公主表》记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这则记载的谬误更加明显，因为按其生卒年计算，寿恩固伦公主去世时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
（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全本）
第二，倘若作为“正史”，《清史稿》远远不够“正”。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笔者做重点阐述。
“正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但却极其讲究一个“正”字，即公正不偏颇。但这一点《清史稿》却很难做到，因为从馆长赵尔巽到总纂柯劭忞、缪荃荪，《清史稿》的一百多位撰稿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清遗老，他们对清朝眷恋之情极重，甚至达到了愚忠的地步。所以，《清史稿》存在严重的政治立场不“正”问题。
① 《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极力谀扬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极力避讳清朝的丧权辱国。
清朝晚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屡屡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此，《清史稿》往往做模糊化处理。比如，《清史稿》对《南京条约》的记载仅仅为：“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 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其中只提到相对无关痛痒的五口通商，而对于丧权辱国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条款均绝口不谈。
②《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贬低革命，一方面颂扬愚忠。
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前的诸多起义活动，都是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到清朝的覆灭，但对此，《清史稿》竟然故意略过，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对于在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也一律以“匪党”相称。
《清史稿》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书中非但大肆诋毁辛亥革命，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各种形式的革命也都一概全盘否定，称之为“匪”、“逆”、“寇”、“贼”。
相对的，对于抗争革命的保守派，《清史稿》却极尽溢美之词。比如，在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立传时，多次出现“骂不绝口”、“不屈遇害”、“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等盛赞之言。
总之，在革命者与清朝的抗争中，《清史稿》完全站在清朝正统一侧，有失偏颇，极为不“正”。
③《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领着民国的工资，一方面不奉民国为正朔。
上文提及，《清史稿》是民国的北洋政府出资设馆编修的，那些前清遗老，也都是民国聘请的执笔人，可他们却普遍不奉民国为正朔。有证如下：《清史稿》凡记载民国以后（1912年以后）的事，一律不采用民国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称民国元年为“壬子年”，民国二年为“癸丑年”，以此类推。
（《清史稿》主编赵尔巽照片）
笔者言：
自唐朝以后，中国历代都有替前朝修正史的传统，北洋政府设清史馆，本意也在此。但由于聘请的大多都是清朝遗老，《清史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隔代修史”，而是“清朝人修清朝史”，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
赵尔巽等人作为清朝遗老，对清朝忠诚眷恋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的一己私欲却让14年修史大业的价值大打折扣。1927年全稿初定时，赵尔巽已经82岁，他自知等不到全书核对校验完毕，唯恐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提前出版，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先入为主，引领舆论导向，为清朝歌功颂德。
综上，《清史稿》终究不配叫《清史》，不能算作记述清朝史实的“正史”，自然无法与“二十四史”得到相同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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