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8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歐洲50人論壇（Euro 50 Group）、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和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共同組織的第五屆“中美歐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在紐約舉行。
晚宴環節，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首席執行官約翰·威廉姆斯作為特邀發言人接受提問。作為美聯儲“三把手”，約翰·威廉姆斯不但擁有FOMC利率決策的永久投票權，而且擔任政策制定委員會的副主席，同時還負責掌管美聯儲4.4萬億美元資產及監管華爾街所有機構。
此次問答交流中，約翰·威廉姆斯對當前全球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抉擇等關鍵議題發表看法，並就以下問題做出深刻解讀：
❶ 負利率、寬貨幣、高債務是貨幣政策運行環境的"新常態"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美聯儲是否有必要為了維持通貨膨脹率而付出巨大努力？
❷ 是否能將美聯儲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歸因為貿易爭端的影響？來自市場和政治家的壓力給美國貨幣政策留下了多少操控空間？
❸ 美聯儲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是否存在著過度回應市場的問題？
❹ 貨幣政策不是解決具體部門失衡問題的最佳工具，什麼才是？國際金融體系中如何通過一致行動應對新的全球系統性衝擊風險？
❺ 數字貨幣的衝擊對美元意味著什麼？未來美元的國際地位是否會被取代？
嘉賓：
約翰·威廉姆斯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也因此擔任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常任委員。他於2002年加入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並於之後擔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常務副總裁兼研究部負責人。從2011年到2018年6月中旬，他擔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約翰·威廉姆斯的職業生涯始於1994年，當時他在聯邦儲備系統委員會擔任經濟學家。此外，他還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高級經濟師、以及斯坦福大學研究生商學院的講師。他擁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士學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碩士學位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的博士學位。
他的研究重點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環境中的貨幣政策、商業週期和創業創新。他於2011年至2016年先後擔任《國際中央銀行》雜誌的應用宏觀經濟分析中心助理研究員和總編輯。此外，他還曾在《美國經濟評論》和《動態經濟與控制》雜誌擔任副主編。
“低利率將長期存在，
這是由基本面因素決定的”
提問：我們生活在一個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的世界。低通脹、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線、大量央行貨幣供給、高水平的債務……這是貨幣政策運行環境的"新常態"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的貨幣政策環境會不會持續下去？會不會隨著時間推移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威脅？
約翰·威廉姆斯：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目前的利率水平很低，甚至是負利率。許多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都很低，政府債務率處在高水平。這是否意味著新常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新常態。
我們也聽了許多關於中性利率的討論，或者說自然利率，即所謂的“R-Star”。我們已經在世界各地看到了這種低利率狀態，例如歐洲、日本、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
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待這一問題。首先是經過通脹調整的實際利率水平。我們已經看到實際中性利率在歐洲和日本下降到接近於零的水平，美國大約是0.5%。其他地區也非常低。與此同時，歐洲、日本和其他地區的通脹預期也大幅下降。極低的通脹率、通脹預期和實際中性利率意味著低利率成為了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特徵。
為什麼會這樣？這種局面會持續多長時間？經濟學家已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近20年的研究。我認為，放眼全球，有三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了自然利率的下降。
第一個因素是生產率增長緩慢。美國、歐洲、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生產率增長都明顯放緩。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測量上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實際問題。生產率增長緩慢，至少對美國來說，更像是趨勢性的放緩。
我們在二戰後經歷了生產率的大幅增長，本世紀初又經歷了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正如Bob Gordon所說過的那樣，當我們沒有大的突破時，生產率的增長往往只能是1%到1.5%。而我們似乎正處於這樣一個時期。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放眼全球，人們的平均壽命變長，為了退休生活儲蓄更多的錢，而更多的儲蓄會壓低利率。同時，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率放緩，這意味著對住房等投資品的需求減少。
第三個因素是全球範圍內對安全資產的需求。這一點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的時候發表過類似的看法。
所以不只是美國、歐洲或亞洲的因素，而是一些全球普遍性因素一直在拉低中性利率。我認為這些因素在短期內不會改變——我們沒有看到生產率增長速度有加快的跡象；人口結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變化，甚至有可能會進一步推低利率；而安全資產問題近期似乎也沒有改變。
因此，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經濟仍將在低利率環境中運行，經濟增長也將是溫和的，背後的原因都是勞動力增長緩慢和生產率增長相對緩慢。這些都是我們在考慮未來經濟狀況和貨幣政策時需要考量的因素。
我們都知道現在利率水平很低，例如美國中性利率大約是0.5%，通貨膨脹率是1.7%。顯然實際利率已經非常低，但與中性利率相比並不是那麼低。在歐洲也是如此，儘管利率已經是負值，但相對於中性利率，實際利率並沒有那麼低。所以我們需要一分為二地來看，貨幣政策當然是全球低利率的因素之一，但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結構性因素。
我認為現在很多人討論貨幣政策利率較低時，可能是回想起了過去中性利率在3%水平的時期，而非目前0到1%的水平。所以，首先要了解是一些結構性因素決定了較低的中性利率水平。
在貨幣政策決策方面，我們考慮很多金融穩定、金融風險、債務、金融系統的風險承擔能力等相關因素。在決定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政策路徑時，應該考慮到所有這些不同的因素，各國央行也是這麼做的。我要強調的還是，低利率將在很長時間內持續存在，這並不是因為央行寬鬆貨幣政策，而是基本面因素決定的。
提問：美聯儲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估計R-Star，並發現它有一個非零標準誤差，那麼它的置信區間有多大？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似乎做了很多政策微調。我不認為1.5%的通貨膨脹率有什麼大問題，美聯儲是否有必要為了將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某一個精確的水平而做出如此大的努力？
約翰·威廉姆斯：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很高興回答這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一位曾經和我合著過十篇論文的朋友也坐在這裡。我們的很多研究發現，對自然利率的估計其實是非常不精確的。所以央行不會根據測算出的某個數字，來決定如何運轉貨幣政策機器上的轉盤。也就是說，對中性利率的估計可以成為制定政策的一個參考因素，但同時決策者也應該明白這一估計結果是非常不確定的，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我認為R-Star是貨幣政策決策的一個方面，同時我也同意鮑威爾主席曾經說過的觀點，即不能完全依賴於R-Star。
現在有很多關於中性利率的文章，不僅是針對美國的情況，對加拿大、英國、日本和歐元區的情況也有相關的研究。我們雖然不知道R-Star確切地是多少，但它較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顯著下降的觀點得到了很多證據的支持，不光是模型、實證分析，還有一些前面提到的基本面因素。所以不考慮任何具體的估計，利率水平的整體下降，我認為至少是證據確鑿的。
關於政策微調，央行對貨幣政策進行調整的依據依然是一些經濟因素，而非精確地預測出一個準確的利率水平以後根據這一水平對經濟進行精準的調控。 經濟軟著陸無疑是件好事。所以保持經濟增長接近長期趨勢、低失業率，使通貨膨脹率保持在2%左右，這些仍然是我們主要考慮的因素。
我要說的最後一點是，我擔心的不是今天的通貨膨脹率是1.7%或1.5%或2.3%。通貨膨脹率由於數據和經濟原因有一定的波動是正常的，這不是問題。我擔心的是，通貨膨脹率持續、系統性地保持在1.5%，通脹預期會降至1.5%，短期利率可能會到2%的水平。如果情況變得更糟，通脹率、通脹預期僵持在1%的水平，平均資金利率將在1.5%的水平。這意味著我們幾乎沒有空間來實施常規的貨幣政策，以應對負面衝擊。
這些並不是假設情形，我們已經看到歐洲和日本的通脹預期正在以這種方式下降。所以對於貨幣政策微調，我的回答是，在一段時間內保持2%的平均通脹率是很重要的。自從我們2012年宣佈2%的通脹目標以來，幾乎沒有達到過這一目標。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一方面反映了從經濟深度衰退中的復甦及其他因素，但另一方面的確有必要保持2%的平均通脹率。
提問：我想提一個關於中性失業率的問題。在短短數年裡，失業率從過去的6.5％降至近年來4.5％左右的水平。最新的數據可能只有3.5％。您認為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變化？是什麼因素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結構？
約翰·威廉姆斯：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大就業和價格水平是國會賦予我們的雙重目標（Dual Mandates）。我們談了很多2%的通貨膨脹目標，我們也需要考慮一下就業率。當我們談及失業率，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了菲利普斯曲線或其他的經濟模型。
很多年前我們在撰寫對自然失業率的基本評估相關文章的時候，美國在危機前的長期失業率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大概是4.8%。現在這個數據可能降到了4%左右的水平。那過去十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勞動力總量和構成發生了改變，其中不僅包括年齡特徵，也包括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美聯儲和其他機構對此都已經有非常好的研究。這些因素很清晰地反映了就業率走高、失業率降低，以及勞動力構成等相關變化的原因。
我們瞭解到的第二件事是，無論是由於勞動力市場、產品市場的結構變化，還是全球化等其他所有因素，3.5%的失業率都沒有帶來通貨膨脹率。
我是一個實證經濟學家，要依靠數據來分析。從數據來看，現在失業率只有3.5%，通脹率略低於2%，沒有任何通貨膨脹走高的信號。所以說不論是因為人口結構改變還是其他原因，我們看到，這個經濟體可以不通過製造通脹壓力來維持一個更低的失業率和更強勁的勞動力市場。
因此，我們不應該對自然失業率估計水平過度自信。如果我們明年再次見面探討相關問題，我想我會根據新一年的數據和分析，對自然失業率是多少有不一樣的結論。
“貨幣政策不是解決具體部門失衡問題的最佳工具，
降息是因為我們需要往前看”
提問： 這樣一個新環境也帶來新的挑戰，其對美聯儲貨幣政策運行有怎樣的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今年7月發生轉向，從去年12月之前的幾輪加息迴歸至一個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我們是否應當將這一轉向解讀為關稅戰的影響，還是我們應當認為這個新環境正在阻止美聯儲迴歸更傳統的貨幣政策？來自市場和政治家的壓力給貨幣政策留下了多少操控空間？
約翰·威廉姆斯：自去年12月份以來，我們對經濟前景和市場走向的判斷有比較大的變化。之前，我們曾數次提高利率。讓我們回顧一下去年加息的背景：失業率稍低於4%，勞動力市場增長非常強勁，GDP增長接近3%，而通脹基本在2%左右，經濟增長高於長期趨勢。我們希望貨幣政策能迴歸一箇中性的設定，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合適的。
那什麼造成了後來的改變，我們在近期的交流中多次提到，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從去年12月就開始感受到正在逐步放緩的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不管是中國、歐洲還是拉美，我們看到全世界範圍內非常顯著的經濟下滑，而這些通過出口渠道和美元的影響對美國經濟形成一定的衝擊。我們在去年底就已看到經濟下行的早期信號，IMF也逐步調低了經濟增長預期。
第二，貿易戰等地緣政治風險。英國脫歐導致英國投資下降，也影響了歐洲地區的信心；貿易戰正在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與出口相關的製造業及其他部門的商業投資。
第三，2%的通脹趨勢正在快速消退。在失業率水平下降的同時不存在通脹壓力。
我認為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性、與貿易戰相關的地緣政治因素和通脹的溫和下降這三個因素都意味著沒有必要再提高利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轉向降低利率。
我們看到全球增長正在下降，出口、製造業和投資方面的變化正在衝擊美國經濟。GDP增長趨勢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消費和政府支出。我們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麵臨的衝擊，以及數據顯示出來的通脹水平的回落。所以今年以來美聯儲實施的三次降息主要是為了抵消全球增長衰退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先發制人地防範風險。
這是預防性的的手段，也確實在發揮作用。目前失業率在3.6%，上個月是3.5%，經濟看上去還不錯。降息是因為我們需要往前看。鑑於不斷放緩的全球經濟增長和其他因素對美國經濟可能的影響，而貨幣政策通常需要花費一至兩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全發揮作用，我們需要提前採取行動以避免一些風險的發生。我認為這可以幫助經濟更好地保持增長。
提問：我仍然不是很理解你們的貨幣政策。讓我們假設貿易戰得以停止、貴國政治環境迴歸正常，你們會進一步正常化貨幣政策嗎？
約翰·威廉姆斯：如果我來推斷的話，這取決於經濟狀況。很難去預測貿易協商的走向，但如果到明年，我所強調的這些因素都有實質性的轉變，衝擊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消退，全球經濟回彈，通脹水平比預期的更高，那這些顯然都會成為政策決定中的重要考慮。從去年情況來看，當利率基本在中性的範疇，通脹基本處於目標區間，經濟基本穩定，充分就業率高，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中性。所以我想說，在你的假設情境下，我們當然會以一以貫之的標準考慮調整政策。
我認為從始至終我們需要意識到，必須去管控這些風險。所以，回到你剛才問我的問題，全球經濟在未來的幾個月內也許會變得更好又或許不會變好，我們需要在政策考慮中把這些因素結合進去，尤其是將外部的風險考慮進去。
提問：美聯儲似乎在某些時候過快地對股票市場波動做出了回應。我有這種感覺可能與特朗普總統的某些言論有關。但我確實覺得美聯儲有時候在事情還沒有變糟的時候就採取了行動，這些行動是否時機過早呢？
約翰·威廉姆斯：首先，顯然我不認為美聯儲存在過度回應股票市場的問題，特別是在日常情景（day-to-day basis）之下。如果我們嘗試管理股票市場波動的話，那顯然我們做得不夠好。
回到去年12月，我們看到信用利差上升、資產價格下跌。我們從商界人士那邊也聽到對經濟前景的擔憂，收益率曲線在某個時刻也出現了倒掛。還有一些其他的指標提示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有經濟放緩的下行風險。
我們會將其作為判斷經濟走勢的數據和信息，但不是我們要去直接回應或釘住的東西。市場參與者和其他人關於貨幣政策都有很多評論，我們從公眾那邊獲得了很多有建設性的關於如何制定貨幣政策的反饋和思考。但我們最終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即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而貨幣政策起效要一兩年之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這兩個目標方面做得如何，這才是我們所關注的。
提問：我有一個問題，美國最近兩次衰退或危機都與特定行業相關，具體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高科技行業危機和本世紀初的房地產行業危機。泡沫問題最初僅出現在某些行業，而不是整個經濟中。這時如果提高貨幣政策利率，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很難用貨幣政策予以回應。
未來潛在的危機也可能起源於某個行業的問題，可能是某種泡沫，在那種情況下，您對使用貨幣政策做出反應有何看法？或者是否應該進一步開發其他政策工具？比如，很多人現在談審慎管理政策，認為其可以用來處理行業的問題，例如始於槓桿的房地產市場問題。
約翰·威廉姆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前兩次衰退與高通脹無關，而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樣，確實與某些部門相關。
首先，我認為貨幣政策並不是解決某個具體部門多種失衡的最佳工具，甚至連好工具也算不上；我們關注價格穩定和就業最大化。用貨幣政策來解決某個部門的失衡問題將使其他經濟部門付出巨大代價。幾年前，我根據實證研究進行了計算。根據估算結果，如果想遏制房地產泡沫，並利用貨幣政策來單獨應對，至少需要付出一次大衰退的代價。
我提出這個觀點，是想表明貨幣政策並不是解決行業問題的最佳工具。那麼什麼是正確的工具？我認為我們正在部署正確的工具。其中一個就是建立一個非常強大的金融體系，在資本、流動性以及危機處置等方面。重要的是，金融體系需要保持穩健性，以更好地應對某個部門出現不平衡之後帶來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從過去危機中獲得的教訓之一即是金融體系需要能夠應對沖擊。
我要說的另外一點是，許多國家都有審慎管理工具。就美國來說，微觀審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確保單個機構的安全和可靠。這確實很重要，也是組成金融體系韌性的重要部分，但我們的系統並非旨在處理涉及某個部門的具體問題。我們也有宏觀審慎工具。比如壓力測試就有宏觀審慎的作用，還有逆週期資本緩衝要求。總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非常強勁、韌性的金融系統，使得無論任一部門的風險都不會外溢到整個金融和經濟體系之中。
美聯儲花了很多精力來研究可能出現的失衡，其中重要的一個就是非金融公司債務問題，特別是高息高風險債券規模的迅速增長。我們需要了解債務的主要持有者、結構等因素，以便知道漏洞可能在哪裡，以及需要什麼樣的監管政策，銀行體系是否有風險等。當前這一領域的風險並非迫在眉睫，當然也需要關注。
“經濟和治理才是美元背後的基本面，
是投資者傾向美元的真正驅動因素”
提問：鑑於美元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著關鍵作用，以及美國金融市場在資本自由流動的世界中發揮的重要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資本流動的國外溢出效應可能會破壞穩定。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方向的制約。
回顧過去，您對應對重大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及其餘波（所謂的“量化寬鬆2”）的全球影響有何分析？鑑於當前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脆弱性，美聯儲目前是否有任何預備措施？我們是否應該通過採取一致行動以應對新的全球系統性衝擊風險？在那種情況下，貨幣工具是否能夠有效應付如此重大的金融危機？
約翰·威廉姆斯：這又是一個很多面的問題。世界各國一直在就此進行討論。就像您所說的那樣，很明顯，美元仍然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中的主導貨幣。美聯儲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巨大影響。這是非常清楚的。我們瞭解這一點，我們在各國的同事也經常提示我們這一點。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事實。很顯然，資本流動規模在不斷擴大，並對利率差異和利率變動迅速做出反應，這是當今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徵。
我們發現，擁有良好財政狀況和強健經濟政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匯率變動和資本流動方面受的影響也較小。所以各國可以考慮如何採取措施和政策來增強自身金融系統的實力，以免受匯率正常波動的影響。這是很多國家都已經仔細斟酌和積極應對了的。
您剛才提到了量化寬鬆，世界各國的政策性行為確實會對他國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就採取政策措施的原因以及背後的想法和戰略進行清晰的溝通，共享信息、共享觀點，可以減少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動盪。
美聯儲正在做最大努力進行有效溝通。我們也呼籲所有國家這樣做，以便執行對其來說是最佳的政策，並最大程度地減少不穩定因素，以免對其他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這並不能消除國家間的負面溢出效應。各個國家在金融和經濟上都彼此緊密聯繫。但是，我們溝通得越好，就能越有效地減少不必要波動，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簡單說來，我認為重要的是彼此之間要保持相互交流，確保我們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危機時刻或極端情況下，我們除了彼此溝通，還會協調、統一行動。中央銀行會一起開會，一起制定決策。這在現今是必要的。我們處於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中，上述舉措只是其中一個要素。美國經濟的變化會影響全球經濟，中國的經濟狀況也會對美國和歐洲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對不同的情景、方案進行各種推演。
提問：我想問一個數字化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過度特權，全世界都看到這種特權有時會被用於地緣政治問題，比如對伊朗的制裁和對其他國家的制裁威脅。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歐盟委員會表示，他們希望看到歐元能扮演重要角色。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實現。
對我來說，關鍵問題是數字貨幣。讓我們設想有這麼一個全球性的數字貨幣市場，沒有與美元、歐元、人民幣或任意一種貨幣掛鉤。那麼有兩個問題，您認為這對美元意味著什麼？其次，假設全球數字貨幣的進出口額中約有70％是用數字貨幣結算的，那麼對國家/地區間的匯率規則和工具使用會是一種調整。因此，您是否覺得美元的角色未來會發生改變呢？
約翰·威廉姆斯：人們對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將全面下降已經多次作出預測，但其中的各種證據並沒有阻礙美元的發展。關於數字貨幣，顯然世界上有著各式各樣的創新，許多國家/地區的都在考慮數字貨幣，無論是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或天秤幣等。我認為圍繞這些想法進行的諸多討論和辯論是很好的。
然而，為什麼人們還在繼續使用美元呢？為什麼儘管有歐元和其他貨幣作為美元的潛在競爭對手，美元還是國際儲備貨幣呢？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認為，如果不改變這些因素，其他貨幣就無法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美元的安全性、流動性，美元投資的協方差結構使美元成為出現危機時的安全避風港。因此，經濟和治理才是美元背後的基本面，是投資者傾向投資美元而不是其他貨幣背後的真正驅動因素。
無論是數字貨幣還是其他貨幣，在壓力或危機時刻有怎樣的特徵呢，價值和流動性可以保證嗎? 我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因為情況總在改變。如果數字貨幣、天秤幣要接管美元的國際角色，必須考慮它們是否能複製美元的這些關鍵功能。
支付領域的技術創新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我們有一個金融科技諮詢小組，非常密切地關注著相關科技的發展如何影響著商業活動，以及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進展情況。美聯儲實際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我們剛開始啟動自己的新的實時結算系統，以滿足小額支付方面的新需求。
我的觀點是，美聯儲的實時全額支付系統（RTGS），以及歐央行和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已有的系統有很多積極的安全特性，可以滿足對於數字貨幣的國內需求。全世界的私營經濟正在發生許多變化，中央銀行自身也對支付方式不斷進行革新。
提問：您剛剛提到了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安全性，我想知道這與美聯儲在2008、2009年表現出的實際全球最後貸款人的功能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您如何看待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前景？坦率地說，美國的政治風向正在發生變化。將來您是否還能至少保住美元當今的地位，或至少保住美元的功能性地位？
約翰·威廉姆斯： 我確實認為，多德·弗蘭克法案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實際上是從根本上健全了我們金融系統的監管方式，改進了大銀行危機處置的工作流程。我們不會再出現2008、2009年的狀況了，這是我的期望。
回到您的問題，在多德·弗蘭克框架下確實有一些限制，影響到危機處理方式，以及現有貨幣政策工具在危急時刻的效能。我的回答是，我們擁有很多工具。我們已經證明了，無論是資產負債表、零利率、前瞻性指引還是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我們有應對危機的能力。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有足夠的意願來確保我們可以為金融體系提供穩定性和流動性。一些監管規定使這一點變得更加困難。我們不能像過去那樣向個別機構提供緊急貸款計劃，但是我們可以面向更廣闊的市場開展工作。
同樣，當我們回顧過去採取的許多緊急程序時，我們所做的實際上只是常規程序。我們學會了使用組合計劃，如量化寬鬆計劃、TARF等，改善經濟中的流動性狀況。所以我的回答是，我們從那次經驗中學到很多東西，我們手中的工具非常強大，如果2008年的情況再發生的話，我們也顯然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它們。我真的希望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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