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0年），日本太閣豐臣秀吉發兵侵朝，萬曆平倭援朝戰爭爆發，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統兵入朝。萬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明軍一舉攻克日軍小西行長第一軍團據守的朝鮮重鎮平壤，大獲全勝。

半個多月後，兩軍又在碧蹄館遭遇，李如松指揮的明軍前鋒雖然一度被包圍在碧蹄館，形勢兇險，最終還是在數萬日軍包圍下脫出生天，轉危為安。

這就是著名的碧蹄館之戰。

碧蹄館之戰後，明軍雖然損失了不少精銳，包括主將李如松的許多家丁，但整體實力並沒有太大損傷。這被認為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役，因為日軍出動優勢兵力，想一口吃掉明軍前鋒的戰略目標最終卻功敗垂成，明軍雖然脫圍，但也損失了不少精銳，兩軍都難言成功。

奇怪的是，原本意氣風發的主將李如松此後卻戰意消沉，從駐紮的前線坡州一路後撤，先撤到開城，又渡江撤回平壤，只留下查大受率少量兵馬留守林津江北岸。

什麼原因讓碧蹄館戰後的李如松與取得平壤大捷後意氣風發的李如松完全不同，似乎變了個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碧蹄館，李如松的家丁損失慘重，這些人都是始終跟隨在李如松身邊的親兵，是他最為倚重的精銳，這個損失讓他難以承受。

比如缺少糧食，大半個朝鮮已被日軍佔領，朝鮮政府無力供應大軍糧草，還要靠明軍自籌，大軍缺糧難以為繼。

除了這些，還有一個原因，或許被人忽視，就是明軍的內耗，也就是由來已久的南北兵之爭。

何謂南兵？

所謂“南兵”和“北兵”的概念，在明初並不存在，這個稱呼來自於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

燕王朱棣駐紮北平並在那裡起兵，建文帝朱允炆在南京發兵迎戰，為了區分，兩方的軍隊就被稱為南兵和北兵。

此後，南兵的定義範圍也始終在不斷變化，總體而言，狹義上的南兵指的是南直隸、浙江一帶的兵馬。

到了嘉靖時期，隨著名將戚繼光一起崛起的浙兵成為南兵代名詞。戚繼光善於練兵，打造出了一支真正的精銳之師，南兵歷來偏軟的印象也隨著浙兵的崛起而被顛覆。戚繼光帶領浙兵在東南沿海到處征戰，“先後九戰皆捷”，南兵成為一支鐵軍。

對朝廷來說，看重的是能打仗的軍隊，南兵這麼強，自然也就成為軍隊典範，不光被徵調到西北防禦蒙古，戚繼光也帶著南兵作為榜樣，以南兵的標準來要求邊關的北兵。

入朝作戰的南兵

到了萬曆平倭援朝戰爭時期，雖然戚繼光已經去世，但他帶出來的南兵還在。李如鬆手下的，正是這樣一支南兵。

他們基本是步兵，冷熱兵器混用，主要裝備有鳥銃、火炮、長槍、刀牌等戚家軍常用的武器。

《朝鮮宣祖實錄》：路上見南兵來到，皆是步軍，所持器械皆便捷，多帶倭統簡，火炮諸具。

入朝的南兵，人數也不少，根據記載，有戚金、錢世幀統領的2000人，駱尚志、王必迪、吳惟忠、葉邦榮統帥的9000人，共計達到11000人。

李如松入朝的軍隊總數是四萬五千人，南兵在其中佔據不小比例。

在入朝初期的平壤之戰裡，南北兵協作得當，表現都很勇猛。

北兵將領：“李芳春箭中咽喉，射穿右膊；李如梧鉛子擊穿左臂，方時春觸中毒火”。

南兵將領：

但大家都帶傷堅持作戰，“五人者倶帶傷不顧，殺入城內。”

矛盾的產生

問題出在了戰後的敘功上。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先登”之功，在中朝等多部史料中都認為歸功於南兵將領吳惟忠和駱尚志。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浙兵先登，拔賊幟，立天兵旗麾”。

其中，南兵遊擊吳惟忠和參將駱尚志“功無與伍，皆先登焉”。

朝鮮經略宋應昌的贊畫袁黃也向南兵將領表示：“皆以公等為首功以報朝廷,公等將有大功，宋侍郎亦已知之。”

但到了報功的時候，滿以為首功歸己的南軍將領們卻發現，首功的人選落到了北軍將領楊元的頭上。這讓南兵將官們難以接受：

《明神宗實錄》：惟敘功一節，平攘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歸之楊元，則眾論不平。

除了將領論功不平，士兵也是如此。

明朝和秦朝一樣，是以斬獲首級數目論軍功的朝代。平壤之戰前，為了防止部下搶割首級而耽誤作戰，李如松下嚴令“爭割首級者斬”。但在戰役中，李如松的命令貫徹的並不嚴格，發生了許多搶割首級的事情。

由於南兵在前追擊日軍，北兵的騎兵在朝鮮地形裡的行動還不如步兵方便，落在後面，最後導致了“平壤之役，南人先登力戰，而得首級者，皆是北人”的尷尬結果。

這樣一來，南兵從兵到將，都對北兵意見紛紛，再也不如入朝時那麼協作無間。

除了前線的將士，明軍高層也明爭暗鬥不已，經略宋應昌和提督李如松也因為敘功問題產生矛盾。

宋應昌是南人文官，李如松是遼東邊將，其中既牽扯到南北軍事集團的利益，又夾雜了文武官員戰後如何論功的問題，彼此糾纏不清。

矛盾的發展和爆發

在獲得平壤大捷後，矛盾雖然發生，還沒有到被激化的地步，隨後發生的碧蹄館之戰，則成為了矛盾激化的導火索。

碧蹄館一役，李如松並沒有帶南兵，帶的都是自己的家丁和北兵。

戰後，經略宋應昌就指責李如松“輕犯敵鋒，幾致不測”，“大將一死，皇威大損”。

客觀來看，小院認為宋應昌批評的沒錯，李如松的性格就是輕敵冒進。僅僅五年後，他又是因為衝動輕敵而中了蒙古部落的圈套陣亡，英年早逝。

從這點上來看，其實碧蹄館之後，他就應該吸取教訓。

其次，南兵將領也抓住這個機會對北兵冷嘲熱諷，以解心中不快，比如南兵將領王必迪就質問李如松：“大軍不為前進，只率先鋒往擊，一有蹉跌，大軍挫氣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何？”

下級對上級這樣質問，可說是相當無禮了。除了王必迪，駱尚志、吳惟珊等南兵將官也都指責紛紛。

在南北之爭愈演愈烈，身邊精銳損失慘重，糧草又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李如松戰意愈發消沉，他拒絕了朝鮮官員繼續進兵，收復王京的請求，一路後撤，一直撤到了平壤。

至於理由，他乾脆推給了宋應昌：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俺非不欲為，但經略令我往平壤留待雲...武官受制於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請於經略，催兵進剿，而經略以為“講和則朝鮮可以無憂”。

李如松統領的入朝之戰，隨著碧蹄館戰後和議的開始和隨之而來長達兩年的停戰而告一段落，他本人調任遼東總兵官，經略宋應昌也被召回國，隨後退休，原來的領導層已全部換人。

但遺留下來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甚至發生了萬曆二十三年的“薊州之變”。

薊州之變發生在九邊重鎮薊鎮，策劃和執行者是薊鎮總兵王保，造成的後果是數千名南兵被自己軍中同僚所殺，原因則正是因為第一次入朝作戰的遺留問題：因封賞不公和欠餉所導致的南北兵不和。

薊州之變對南兵的打擊無以復加，等到朝鮮戰事再次爆發，南兵已不夠人數出徵，吳惟忠再回義烏招兵的時候，再也沒有當年踴躍報名的那種狀況了，“今召募未集，部伍不敷”，只能以其他兵員湊數。曾經輝煌的戚家軍，就此逐步走向沒落。

南北兵之爭，並非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它是明朝軍事上的不可言說之痛。

表面來看，發生爭端的原因是戰爭中的封賞不公。

宋應昌是杭州人，與南兵關係較好。李如松是北方人，世代都是北軍將領，他們所代表的，正是兩個軍事集團的利益。平壤戰後請功，兩人的爭端，也是摩擦的體現。而在戰場上，李如松的軍令不嚴，導致搶割首級的情況出現，使得矛盾擴大化又有了基礎，

至於之後的薊州兵變，則是在矛盾日積月累，許久得不到解決下的一次爆發。只要矛盾存在，就總會發作，只是時間點或早或晚而已。

事件背後反映出的是明朝軍事制度的失敗。

明朝和宋朝一樣，都是以文制武。

以文制武的制度並沒有錯，從長遠來看，它也是時代的進步。

宋應昌作為朝鮮經略，就是朝鮮戰場的最高指揮官，李如松雖然是提督，也要接受他的節制。但李如松卻相當於半公開地在敘功問題上偏向北軍，帶來了很嚴重的影響，這也是因為經略宋應昌對他的節制力其實有限。

剛在寧夏之役平定哱拜叛亂的李如松自恃功勞，並不怎麼把宋應昌放在眼裡，還屢次與他發生摩擦。

平壤戰後，李如松認為，宋應昌等文官並沒有親臨前線，到了敘功時，卻要來分功，而且自己還要承受朝廷言官的彈劾，自己上奏也無濟於事。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經略)擁兵不渡，而如平壤之捷掠為己功，我所上奏亦被壅遏。

碧蹄館之戰後，面對宋應昌和南兵的指責，李如松乾脆撂了挑子，即使朝鮮君臣一再請求進兵，他還是一直後撤到平壤了事。

朝鮮君臣對此看得很清楚：

“提督實主和議，而每推之於經略”

“況大人（李如松）既承專制之命，見可而進，尤大人所自制者耶？”

明朝到了萬曆時期，長期駐紮在外統兵的武將世家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勢力，也就是家丁，世居遼東的李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對軍隊統帥的不尊重，在李如松身上已經可以看到一絲武將軍閥化的苗頭。

以文制武制度的不再得力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大明國力的衰退。

薊州之變發生在萬曆二十三年，這時候離崇禎登基只有32年。

在這期間，大明的國力始終在衰退，崇禎接手的是一個已經千瘡百孔的大明，17年後，心力交瘁，再也無能為力的他選擇了在煤山自縊殉國。

從崇禎朝到南明，派到地方的督撫大員逐漸在兵權在握的統兵大將面前沒了話語權，成了個空架子，楊嗣昌、孫傳庭、史可法等都是如此。

隨著國力的衰退，武將們逐漸失去了制約，形成了自己的勢力，開始擁兵自重。到了崇禎末期，皇帝的旨意已經無法對武將形成約束力，孫傳庭在陝西敗亡後，崇禎手裡已經沒有一支能夠自己直接指揮得動的兵力。

但這時候，明朝在紙面上的軍隊，仍然高達上百萬，卻都控制在左良玉、吳三桂、劉澤清、高傑這些武將手裡，派到各地的督撫，早就對他們失去了效力。

這也是導致大明最終滅亡的重要原因。

這些問題，在平倭援朝戰爭中的南北兵之爭中就露出了苗頭。假使李如松不死，遼東李家很大可能還會在他手上繼續發展壯大，即使李如松陣亡，李家失去了強有力的代言人，留出的空間也很快被遼東的祖家、佟家、吳家等填補。而祖承訓、佟養正這些人，原本都是李成梁和李如松的部下。

結語

南北兵之爭，是明朝政治制度弊端反應到軍事上的具體體現。從碧蹄館之後的軍功之爭發展到薊鎮誘殺南兵的惡性事件。如果決策層能夠從事件中得到警醒，以此為契機進行改革，大明或許還有翻身的機會。朝廷卻對此視而不見，朝鮮的爭端根本沒有引起重視，薊州之變也只是作為普通的兵變來處理，史料中只有隻言片語。

南北兵之爭，終究成為明朝軍事上不可言說之痛，不肯正視問題又無力改革的明朝政府，想以戚家軍為模板來練兵的設想最終成為泡影，明朝也在內憂外患之下終於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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