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帮会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不论是昔日联络会党的反清的革命党还是从立宪派到袁世凯这样的当权者，全都不再容忍帮会的发展，除了偶或利用一下而外，都对会党毫不客气地予以取缔、镇压。然而另一方面，民初动荡的政治、军阀的割据、连年的混战，使得这些帮会组织不仅没有被取缔掉，反而大大地增加和扩展了。

一、“洪家天下”与当局对帮会的取缔

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会党热烈响应革命，迅速促成各地的光复。由于“革命”有功，会党凭借实力和声望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公开的地位。

比如湖南独立后，具有洪江会头目身份的同盟会员焦达峰任都督，“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招摇乡市，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焦达峰也确实不忘本色，对会党兄弟十分信任，委任洪江会首领冯廉直为南路安抚使，派会党首领龚春台带兵前往南京，在发布的委任状上还加盖有作为洪江会暗记的四正小印。

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

在陕西，由于哥老会武装充当了光复西安的主力，因此在陕西军政府中哥老会具有很大势力。除大统领张凤翙是同盟会派人物外，副统领万炳南、兵马都督张云山、粮饷都督马玉贵、军令都督刘世杰等都是哥老会的首领。兵马都督张云山是通统山头目，“命会中哥弟分赴各州县，散布各属。会党人又络绎来省，投云山，听号令”，他发出的告示，除盖兵马都督关防外，还必须加盖“洪会公议”戳记，方能生效。

在四川，独立后省城内外驻有哥老会同志军10余万，哥老会的公口完全公开，许多同新成立的政府机关“合署办公”。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自为总公口的舵把子。其他府属机关、各街、各警属也都亮出公口招牌，“省城内外遍设公口”。

其他如贵州、江西等省也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类似问题。

在会党来说，他们以为，“革命”成功，就万事大吉了，往后的世界就是“洪家天下”，可以随心所欲了。殊不知，革命党虽然曾经动员会党一起“共苦”，但根本无意与他们“同甘”。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看来，既然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当务之急是维持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那么原先由于反清需要而联合过的会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已经准备向会党开刀了。

而会党看不到这一点，仍然居功自傲，争权夺利；扩张势力，为害地方，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得到尽情表现；甚至仍像昔日反清一样，动辄起事抗拒新政权，这无异在给他们自身催命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开始压制各地会党

据民国元年11月9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一张取缔秘密社会的布告称，对于“多有妨碍秩序、危及国家情事”的“各项秘密结会”，临时政府主要是“令各都督各民政长分别解散及按法惩办”。

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做法也各有不同，但解散、取缔、镇压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动作最早、最快的是江西，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即1911年12月中旬，江西省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紧接着，12月30日，江西都督再发文告，重申取缔会党：现在汉族已经光复，嗣后“所有前项各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自行销毁，不得稍有私藏，否则甘为匪人，决不宽大”。

此后，各省的这类告示日有所出，各地军政府并辅之以具体的取缔、镇压行动。

1912年2月，云南都督蔡锷还专门发布了一份《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声称只要你拜会结盟，是会党首领，哪怕什么不法情事都没有，也要把你永远监禁。云南军政府这一惩治律例的制定收效显著，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会党在云南的活动。

哥老会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地下帮会组织

归结起来，各地军政府取缔和镇压会党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遣散、收编。如尹昌衡在四川，即通过整编军队，将各种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二师，并拉拢一些哥老会头目，鼓吹“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将川西数十万同志军遣归乡里。

二是断然的武装镇压。如无锡都督秦毓鎏镇压无锡、常熟、江阴一带的千人会起义，湖北军政府刘公等镇压襄阳江湖会的起义。

三是遣散、改编和武力镇压相结合，先遣、编，然后对遣了以后不回家、编了之后不服帖的那部分会党采取严厉措施。如胡汉民、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政府，包括江西的做法基本属这一种情况。

革命党人

二、帮会社团化及其失败

面对革命党人和新政权的取缔、镇压，一些比较有头脑和“政治抱负”的帮会头目开始尝试适合于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方式。

同时也有一些与会党有渊源、情谊，靠会党起家的革命党人不愿意以取缔、镇压的无情做法来解决会党问题，而力图通过将会党改造成为无害的合法团来达到“化除固有秘密会党”并继续利用这一股力量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民国初年帮会社团化的努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912年6月，青帮首领应桂馨在上海筹划将青帮、红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帮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

应桂馨在致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呈文中表示，他此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党。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

由于理由堂皇，又与新政府取缔会党的做法不相违背，加上应曾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与陈其美关系较熟，因此，陈对共进会的成立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并亲自列名发起。

7月1日，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成立。应桂馨出任会长。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要“各省同志诸君”“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并很快在江浙地区设立了一些支部。

沪军都督陈其美

不久，由于应桂馨本人参与策动武昌马队倒黎，遭到黎元洪的通缉；又由于江浙一带会党纷纷以共进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恃众横行，扰乱社会秩序”，袁世凯及江苏都督程德全都找陈其美，要他解决共进会的问题。为示清白、明哲保身，陈其美“以该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从此与应疏远。

9月底及11月上旬，袁世凯又两次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宣称对秘密社会组织，“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 “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滋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12月中旬，程德全发布训令，称中华国民共进会实系青红帮组织，着即勒令解散。如有不遵，“惟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一些比较活跃的共进会人物惨遭杀害。在当局的查禁和严厉镇压下，共进会这个经地方政府核准公开成立的帮会社团被迫转入地下。

稍后，由于应桂馨又受袁世凯收买，派人刺杀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共进会的名声一落千丈，终致瓦解。

青帮首领应桂馨组织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

与共进会不同，社团改进会是由革命党人发起的。1912年9月28日，同盟会员、长江巡阅使谭人凤和他的助手陈犹龙联合青红帮头目出身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在上海发起筹组社团改进会。

社团改进会的命运比共进会好不了多少。谭人凤也是靠堂皇的理由和个人关系谋得社团改进会湘支部在湖南省准予立案。但就在获准立案，刚刚在长沙某街挂上一块筹备会的牌子，还来不及建立具体的组织，更遑论去做什么“改进”之际，立宪派和权绅们已经群起反对，准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到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发布《严禁、解散湖南会党令》，重申对会党及会党社团的禁令。

至此，民国初年帮会社团化的努力彻底失败。一方面，当权者不仅不允许会党活动，而且也不能容忍会党以社团组织的名目存在；另一方面，会党分子自身素质较低，参加这些新的社团组织，依然我行我素，造成有社团之名、无社团之实的状况。

外部环境不允许，自身条件不具备，应该说，这是帮会社团化失败的主要原因。

应桂馨受袁世凯收买，派人刺杀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

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秘密社会的状况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军阀割据，混战连年，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对广大农民进行空前残酷的压榨。

人祸天灾，交相煎逼，贫苦农民加速破产，被迫背井离乡，四出逃亡。他们流浪江湖，弱者乞讨为生，强者投身秘密社会，为匪为盗。这一切使得进入民国以后的中国的秘密社会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取缔、镇压而沉寂，相反却是大大增加、扩展神速。

一个特点就是人数多、分布广。

民国年间帮会中人曾有过一个统计，说仅全国青帮人数就有1.6亿之多。数字不尽可信，但这一时期帮会人数的众多确是一点不假。

据后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调查，湖南省的红帮山堂共有45个，其中21个没有人数统计，其余24个计有36.7万余人，平均每个山堂15000多人。

青红帮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20年代江苏徐海各属的青红帮发展特别迅速，一县有数千人的很多，像沭阳、砀山等地都是上万人。南方的两广、江西、福建等省主要流行三点会。到20年代，大刀会也在赣闽一些地区开始盛行。

北方在民国时期主要流行红枪会、大刀会，20年代仅河南省的红枪会人数就达到150万，如果加上直隶、山东、安徽等省，总计超过300万。

仅全国青帮人数就有1.6亿之多

第二个特点就是往往会、匪结会，土匪特别猖獗。

他们装备好，力量强，但破坏性也大。一些秘密社会与当地的武装土匪结合起来，许多土匪团伙的内部结构也与秘密会党完全一致。他们占据山寨湖泊，横行乡里，有时甚至攻城略地。

据报道，20年代，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就麇集了大约二三十万武装土匪。1925年，河南一省就有50万土匪队伍，山东更有土匪近百万。其中拥有数百或数千人的大股土匪，山东有47股，河南有52股。

历来土匪活跃的湘西地区有枪百杆以上、盘踞一定地盘者即有17股之多，枪支不及百杆及往来飘忽不定者，尚不知若干。

南方的两广地带，民国成立以后，几度内乱战争，民不聊生，会匪、土匪结党横行。据1928年的调查，超过百人的土匪武装共有94股，106640人，新旧式枪支计71173杆，机关枪76挺。

东北三省也是土匪活动特别猖獗的地方，仅吉林一省就有红胡匪24股，每股均在200人枪以上。

会、匪结会，土匪特别猖獗

第三个特点就是秘密社会还由农村走向城市，在城市里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尤其青红帮，在沿海和长江沿线的各大城市大肆活动。如长江线上人口不算很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就有几万人。青红帮势力最大的是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报道，仅红帮会匪就有数万之多，而青帮的人数更在10万以上。

结语：综上可见，民国初年虽然当权者对秘密帮会组织进行了压制，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地下会党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尤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混乱时代，对于秘密社会这样一股实力不容小觑的力量，各种社会政治势力都有心加以利用，从而令其得以进一步发展与扩充。

各地帮会组织势力在民国初年没有得到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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