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人与人的观念不同、利益不同是一种常态。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分歧。而当这种分歧进入政治场域后，就容易引发冲突。那么，政治领域都有哪些主要的分歧和冲突呢？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一讲我们要进入第四模块。我们将要通过五个具体的问题，来为你解读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与冲突。这五个问题分别是：自由与权力的边界、政府应不应该干预市场、福利国家究竟好不好、政府为什么容易债台高筑、应该鼓励移民还是限制移民。
这一讲的主题，就是自由与权力的边界。我们都知道，社会与政府之间时时发生着博弈。这种博弈，也可以理解为自由与权力的较量。实际上，我们既不可能只要自由、不要权力，又不可能只要权力、不要自由。所以，实质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找到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均衡点？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分歧
我们的讨论，要从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说起。但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于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但我估计，你不太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罗斯福新政启动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开始竟然是新政措施的反对者。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曾经提到，到1936年底为止，最高法院在9件涉及新政立法的诉讼中，判决7项新政立法违宪。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全国工业复兴法》。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跟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分歧，在于当时的大法官们不仅秉承自由放任主义，而且认定最高法院具有捍卫自由放任主义的责任。但罗斯福总统却认为，只有扩张政府权力，才能克服美国当时面临的危机。
这一分歧，在表面上看来是具体措施是否得当，具体政策是否合理，但深层问题却是，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对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合理边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保守自由的力量与扩张权力的力量，就开始了政治博弈。
最高法院之所以敢反对总统，是因为他们捍卫的是古老的自由传统。你肯定知道，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两个主要观点：
- 第一，人是自利的；
- 第二，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引导人采取合理的行为。
因此，只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自利的个人就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促进集体的福利与社会的繁荣。
自由和权力的边界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自由放任那么好，政府是否就不必要了呢？其实，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不要政府。政府权力当然是必要的，只是要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但问题是，这个所谓的最低限度，到底应该在哪里划一条线呢？这似乎是一个难题。到了19世纪，一位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英国思想家——他一般被称为小密尔——在《论自由》这部小册子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部小册子，后来传到了中国。在1903年出版时，被翻译家严复先生译为《群己权界论》。这里的“群”，就是群体；这里的“己”，就是自己，就是个体。群己权界，就是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要有一个合理的边界。
为什么严复会这样翻译《论自由》这个书名呢？因为在他看来，自由问题，就是群己权界问题。这跟小密尔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小密尔开篇就说，自由问题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力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个人自由。
小密尔的论证，是以个人绝对自由的假定作为起点的。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一条原则：政治权力可以正当地干预个人行为的唯一理由，就是防止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伤害；如果不是这样，政治权力就不应该干预个人的行为或者选择。
这句话有点抽象。举个例子，一个人在空旷的草地上抽烟，或者在独居的房屋里抽烟，尽管医学研究早已证明抽烟有害健康，但权力不应该干预这种个人自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只是自己抽烟，并没有妨碍他人。
我们中国的父母在管教小孩时，经常会说“那都是为了你好”。但是，“那都是为了你好”，不应该成为政府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理由。只要不侵犯他人，一个人就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场景——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在公交车上、在电影院中、在咖啡馆里、在公司的办公空间内抽烟？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只要你抽烟，你身边的人就会成为被动吸烟者，你就有可能妨碍到他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如今流行的公共场所禁烟令，它的理论依据，其实可以追溯到小密尔关于自由与权力边界的学说。
捍卫自由还是扩张权力？
好，我们再回到关于美国大萧条的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自由原则，大法官们认为，罗斯福新政中的金融管制、产业救助政策、最低工资立法等，都属于政府权力的不当扩张，所以就判定其违宪。这一判决，其实代表的是美国保守自由传统的力量，对不断扩张的政治权力，进行的防御和抵抗。
然而，这种防御和抵抗并不总是有效。因为罗斯福新政出现本身，就代表了政府权力扩张是一种大趋势。其实，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自由放任主义就已经守不住阵地了。
比如说，19世纪上半叶，自由放任主义就难以应付城市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了。一个著名案例是，今天风景迷人的巴黎，当时竟然是一座遍地垃圾、臭气熏天的城市。后来，政府变得有所作为以后，大规模的城市下水道、人类排泄物的统一处理、自来水的供应系统，才陆续出现。
自由放任主义的另一个挑战，是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国家就首先作出了反应。19世纪下半叶，深谋远虑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开始尝试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改弦更张。
更大的挑战，当然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了。当时金融市场崩盘，生产和出口大幅下滑，失业人口剧增，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从胡佛到罗斯福，他们才选择通过扩张政府权力来克服危机，包括加强金融管制、举办公共工程等。
顺便说一句，1937年之后，联邦最高法院迫于政治压力，也不得不向再次以高票当选的罗斯福总统作出让步。这样，新政在法律上就畅通无阻了。
讨论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当自由放任政策遭遇到很多实际问题时，自由与权力之间的钟摆，又摆到了权力这一边。“把政府找回来”，就成了新的政治口号。但是，由此展开的政府权力每一步的扩张，几乎都会遭到各种保守力量的抵制。
所以，过去200年间，西方社会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力量的对垒，一种是保守自由的力量，一种是扩张权力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好比我们开车，既需要踩油门，又需要踩刹车，两者看似互相冲突，但恰恰是两者的共生关系，不断实现着自由与权力边界的微调。
这样做，既能恪守一个社会所珍视的政治传统，又能应付实际政治的各种挑战，从而使得立法与政策能够达到社会普遍乐意接受的状态。
讲到这里，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看上去，自由放任主义终结之后，“把政府找回来”，又是自由与权力关系的再平衡。但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捍卫自由的力量，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认为，“把政府找回来”并不会解决问题，反而加重了问题。比如，政府能否正确干预，高福利导致懒人化，管制抑制创新，大政府导致公债危机等，都是“把政府找回来”的负面后果。
他们主张，回到过去的小政府时代，才是西方社会的出路。在政策面，英美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革命，到今天特朗普与特蕾莎·梅进行的放松管制与减税改革，都是这种政治传统的接续。
总之，19世纪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占上风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则出现了政府权力的扩张。最近半个世纪，他们又在重新寻找自由与权力之间的新平衡。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微调，一方面适应了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政治学认知升级清单
好，我们这一讲的主题是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合理边界。
本讲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自由与权力的现实边界，其实是政治原则与现实压力之间的张力所塑造的。
一方面，政治原则和政治传统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政治生活又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困难乃至危机，这些现实压力又迫使政治系统要作出有效应对。由此，政治原则与现实压力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塑造着自由与权力之间的边界。
只要我们讨论自由与权力的边界，就一定会涉及到政府应不应该干预。这正好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延伸阅读
最后，我要给你推荐一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强调权力似乎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更强调自由的观点。这部书，就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我推荐的是修订版的中译本。好，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和见解。——包刚升《政治学通识三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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