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白宮記者，叫海倫.托馬斯，逼問過9任總統，進攻性極強，後來白宮特別在新聞廳給她專門設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銅牌刻著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個獎項，盛譽極隆。
她八十多歲的時候在書裡回憶自己職業生涯，曾經感嘆美國新聞業的蕭條，說“不知畏懼，不帶好惡地去報道，美國的新聞人忘了嗎？”
我自己的經驗是，不知畏懼並不算難，不帶好惡不容易。
好惡是每個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過，有記者這個身份，會約束人們表達自己好惡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儘可能多的事實，而不是看法。
八十歲的時候，海倫離開供職五十七年的美聯社，開始成為一個專欄作家。
專欄作家與記者的區別是，她從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這個邀請的時候她說“我挺高興的，為什麼不呢？這麼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來面目描述它，現在為什麼我不能按我想的樣子來說呢？我每天早上醒來就可以說，今天我恨誰？”
也許她帶點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約束，就會射出。
一個月前，她迫於輿論壓力辭職了，在將近90歲的時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個集會上，對著一個鏡頭說：“告訴以色列人，滾出巴勒斯坦……他們(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蘭、德國，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後裔，她說這話的原因就是她恨。
二
我曾經遇到過CBS的一位記者，我們談一個問題，他下了一個判斷，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我瞭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
他打斷我“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
“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我說。
“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
這種對話很難談下去。
不信任是媒體從業者的一部分天性，這不稀奇，也沒什麼可指責的，但是敵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問和觀察，可以討論與爭辯，但敵意是一種預設，一種觀點，尋求能支持自己情緒的證據，刻意忽略對對方有利的事實，站在一個善惡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過這種經驗，知道英雄與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動人們的情緒，一個“反對……！”的立腳點很容易變成一個集體的代言人，使人熱血激沸淚水漣漣。
法拉奇在911之後寫《憤怒與自豪》，她說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寫下這本書——那不是報道，甚至不是文學，用她的話說是“訓誡書”，這篇檄文裡用的詞都是“壞蛋”“強姦犯”“蛆蟲”這樣的字眼。
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覺得，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麼東西的對面。
三
我曾經寫文章悼念過一位俄羅斯的被暗殺的記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懼更強大》，看到老婦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寫的時候心酸眼熱。
後來遇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ANN，她在莫斯科駐站十六年，說：“我為安娜難過，但我並不讚賞她的報道。”
“為什麼？”我有點意外。
“因為她的觀點太多。”她說“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簡單地批評。”
我們都痛恨暴力和對記者的虐殺，但是，ANN的話讓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對安娜的評價是否太沒有保留？抒情的背後沒有更復雜的事實？單純的強弱黑白的報道能不能完全解釋現實？
我說“也許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
“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
“……那麼你認為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她說“最好的防禦就是準確”。
四
今晚看老郝的新聞調查，一期職業病鑑定的節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鑑定機會的工人們，看這節目時我為她驕傲，多年來她一直在做最艱苦的題，因為她心裡有對人的關懷。
她的片子中，有幾次以音樂致以同情，領導審片的時候，說“把音樂拿掉”。
她有點不服，偷偷留了兩段——她跟老範什麼都成，但就兩樣東西不能碰“音樂和男朋友”。
後來看完老郝這個片子，我覺得領導的決定是對的，音樂是一種傾向，抒情，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看法，音樂一起，觀眾就跟著一哽，一軟，被影響了，但是如果出發點就是為弱者張目，事件的因果和邏輯就可能來不及宕實，直接進入了情緒。
同情是人類最美好的品質之一，但先入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們共同警惕的。
有個朋友把一篇批評我的文字發給我過，我覺得說的真好，引在這兒跟老郝老範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我猜想柴靜做節目、寫博客時，常是熱淚盈眶的。得誠實地說，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自我感動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癮，對它的自覺抵制，便尤為可貴。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後，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在我們這，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正是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寫道“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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