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當代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規章制度，這些制度自然都基於統一的國家制度框架，不過當中的具體執行者卻來自五湖四海、他們也都各具其能、各安其職。
在工作過程中，只要不偏離業績方向，上司經常會對下屬說：“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我要的只是結果！”於是在實現這些結果的時候，人們那是各展奇技、“抓到了老鼠就是好貓”，管你是略懂還是精通！
諸葛亮這樣的“略懂先生”正是最受當代上司們所歡迎的人才
同樣道理，當企業中的類似事務放大到國家上的時候，歷代王朝也僅是緊握自己的核心統治思想；至於採用何種方式實施各事務，那就是大臣們自己的事了，只要不違背國家制度就行。比如在以儒家士人主政的朝廷上，他們派出去保國安民的大將用的是何種兵家詭道或陰陽思想、皇帝及大臣們都是不會太多去過問的。
同樣地，古代朝廷中還設有“天官、將作”等大量事務性機構，這些機構中所採用的專業知識就不是儒家可掌握的了！事實上，掌握各種自然科學、山川地理、兵家陰陽知識的學派在先秦時就統稱“雜家”，儒家學者們離了他們，王朝還真無法正常運轉；皇帝離了他們，那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百家爭鳴”奠定了完善的古代社會知識體系
在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當中，除儒家之外、許多流派其實都含有自己的思想及相配套的一系列實用性技術。比如道家的“醫藥”、墨家的“器械”、陰陽家的“天道”、兵家的“詭道”……相對來說，儒家真的只是徒有一套理論，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
儒家思想是董仲舒的“驅動”，董仲舒則是漢武帝的“驅動”
不過，儒家的思想體系卻最為完善、對統治者也最為有利。漢武帝之所以藉助董仲舒“罷黜百家”，其用意就是以儒家為思想核心、罷黜其餘各家中所蘊含的思想政見，但保留了所有技術層面上的東西。如果說“百家”裡的知識體系就是王朝周邊的各種硬件，那麼儒家思想就是它們共同的“驅動”，整個古代社會知識體系正是在這樣的架構中得以運轉起來。
經常有人私底下吐槽上司：“他懂什麼？離了我們他什麼都辦不成！”，可是若沒有這上司，又是誰給你分配工作、誰給你發工資呢？古代王朝中的儒家統治思想也正是此作用，沒有這樣的“驅動核心”，“百家”裡的各種技能也許就是散沙一盤、難有用武之地。
當然，以上說法都是站在統治者角度而言，我們依然無法否定，“驅動”與“硬件”是誰離了誰都不成。在古代社會知識體系中，什麼時候該用兵、什麼時候該治水、什麼時候該觀天，這顯然就不是那些“身具奇能”者可做主的。
沒有漢武帝，你霍去病再能打也就是“富二代”小混混一個；沒有唐太宗，又會有多少人知道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唐代著名畫家及將作大匠)以及李淳風、袁天罡？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就完全不存在門戶之見
一個社會就好比巨龐大的建築物，“百家”所具備的社會知識體系加上“儒家”這核心驅動，這建築物才得以成型。而這一切，全都奠定於兩千多年前的“百家爭鳴”時期，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能整體領先西方的重要因素。
“獨尊儒術”後，儒家之外的各學派就被歸入“雜家”
漢武帝的眼光確實夠“毒”，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看出了百家並存的弊端、而黃老的那套“無為”的東西又不足以統率百家。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其實並非真正地罷黜了百家、而是美其名曰地稱之為“新儒術”，本質上就是裝了大量百家思想的巨大容器。那些被剝除了思想外衣的“百家”呢，其所餘下的各類技能性知識體系，就被列入了“雜家、方技”當中。
“雜家”本身並非一種流派名稱，而是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統稱。先秦時候，雖然也有人將“什麼都略懂一些”的人列為“雜家”，不過它從來就沒形成過統一的流派核心、這就是說，”雜家“從來就沒有過統一的定義。
呂不韋與劉安的悲劇，在於在自然科學中“挾帶了政治”
呂不韋曾通過《呂氏春秋》歸結了“雜家”中的所有內容、包括裡面的一些思想，正是當中那點”法天地“的思想與秦王嬴政的獨裁想法嚴重相悖，《呂氏春秋》也給呂不韋帶來了殺身之禍。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淮南王劉安(豆腐的發明者)也通過《淮南子》重蹈呂不韋覆轍，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秦王嬴政的獨裁是個人權力的獨裁、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更是一種統治思想的獨裁。“獨裁”哪會容得下其他思想呢？
可是“雜家”中的思想也總有許多可取之處，比如它宣揚的“弘揚士節、倡導詩、禮、樂”就很受儒家人士的讚許，在名曰“新儒術”之後，這些內容也就成了後世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完成了“思想衣裳”的轉換和剝除之後，“雜家”中所餘下的各類技能就成了“純硬件”的東西了！《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一直流傳不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本身也是一部自然百科全書、上面記錄了大量古代的“方技”。
司馬遷在撰《史記》的時候，有關的部分內容就被融入了《天官書》、《曆書》、《河渠書》裡面，到“獨尊儒術”既成事實後，《漢書》之後的歷代正史乾脆就將它們統統歸入到《方技》之列。
《方技》的保留，也為後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雜家典籍
“兵家、河渠、方技”等知識核心均來自雜家
由於“雜家”體系過於龐大，漢書中《方技》尚不夠全面，僅多以“生生之具“的醫藥內容為主；再往後的《方技》中就羅列了“醫、卜、星、相”之術，其實它們也是“兵家、河渠”中的重要輔助內容之一。
古代行軍打仗及治水，需要的綜合性技能是很豐富的，《方技》是一部分、從前的陰陽家“天道”、兵家的“詭道”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獨尊儒術”真“罷黜百家”的話，行軍打仗豈不如宋襄公一般事事拘禮？事實上，“兵不厭詐、兵者詭道”一直就是後世戰爭中不可或缺的策略，這樣的“兵家”思想也不可能被罷黜掉。
一個王朝體系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百姓衣食住行的各種策略、對內也需要採取各種措施維護儒家統治的穩定。歷代王朝先後設立過各種無關儒家文化的官職(如天官、大農令、將作之類)，它們均依賴來自雜家中的知識體系為儒家王朝服務，可以說，“雜家”才是古代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磚石。
閻立本：繪畫、器械、建築......我可不僅是略懂
以往在談及“獨尊儒術”時，有觀點認為“統治思想的獨裁”是歷史的巨大倒退，事實看來，真相卻絕非如此呀！漢武帝需要的僅是名號上的一種統一而已，這就好比，我們今天是社會主義制度，但何曾拒絕過個體及合資經濟？只要保證了核心思想的一致性，其他的任意“百家”均可視之為輔助手段，這才是一個社會“開放、包容”的應有姿態。今日如是，古代也是如此，否則的話，社會就難以正常運轉了！
“雜家”非獨立學派，當中蘊含的思想卻領先儒家兩千年
在先秦的“雜家”思想中，最難能可貴的當屬齊國田駢《用眾》裡的“貴眾說”。“貴眾說”其實曾同時存在於老莊及孔孟之道中，只是“獨尊儒術”後，它就被摒棄於儒家及雜家思想之外了。孟子的“民貴君輕”與田駢的“君之立出乎眾”可謂如出一轍，這樣的民本思想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無疑是過於超前的、倒與後世的共和革命理念更為吻合。
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其實是“貴眾說”在兩千年後的重新表述
除田駢(道家)、孟子(儒家)之外，當時的墨家也是民本思想的倡導者之一，出於“獨尊儒術”的需要，它們均被後世儒家所排斥是可想而知的。當代共和之後再回顧兩千多年前的這些理念，人們均驚歎“莫非產生了穿越”？其實“民本”本是人性之本，只是人性過於複雜，“民本”敗於“集權”也是歷史的必然代價，這並不意味著在儒家之外，我國就沒有誕生過超前的偉大思想。
由於“雜家”支撐著社會的具體運轉，當中曾流露出的“離經叛道”自然難以避免。恰恰因為這當中的閃光點，即便是沉暮千年的儒家思想也在歷史上出現過各類變革，比如“明代心學”，它其實正是先秦雜家思想的一種匯聚與爆發、同時又在儒家的框架下讓部分思想明的統治者(如萬曆帝)所接受。
縱觀歷史，不管是先秦時的孔孟儒家、或是“獨尊儒術”後的新儒家、還是明代心學下的儒家，所謂的“儒”到後來其實就是個容器；只要有利於社會發展及當時的統治需要，一切都是可以往裡面裝的！從這角度看，“雜家”與“儒家”越往後就越是混淆，成了事實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說來，“獨尊儒術”一直就是偽命題一個而已。
有“儒”之名、也有容器之實的“獨尊儒術”
常規史觀稱“歷代王朝均以儒為政”，假如這當中的“儒”成了不太地道的偽命題一個，而且當中又有無數來自雜家的思想與技能支撐著社會的運轉，我們是否還應該說“我國是一個由儒家思想統治了兩千年”的社會呢？
從“儒”這容器換湯不換名的事實來看，我們可以依舊這麼認為；但瞭解這當中的真相後，我們的認識也是應該有所更新的、千萬別認為古代的兩千年間，光靠那幫談經論道的文臣們就能撐起了我們的大半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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