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本廠長作品《光緒甲申年的那些事兒》，網上類似文字都出自此部作品，特此聲明。
如果掌權的是一個或者是一群不冷靜的傢伙，那麼當事人或者群體距離栽跟頭或者倒大黴抑或是毀滅就不遠了。安鄴的自我膨脹最終導致兵敗紙橋，連自己的小命都賠了進去，美妙的將軍夢只做到上尉就嘎然而止了；李維業急於建功立業，後果是自己只差一小步的將軍夢再也無法實現。那個被“鐵血宰相”俾斯麥改動電文語氣弄得七竅生煙昏了腦袋倉促開戰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最終成為俾斯麥的階下囚的部分原因不也正是因為他的“不冷靜”麼？所以對於巴黎的政府首腦和議會里的議員先生們來說，在越南的殖民政策受到挫折之際，需要以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去對待，將直接關係到下一步政策的制定和走向，他們制定出來的政策顯然就是法蘭西的國策。
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大鏡廳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的一幕是法國人無法忘懷的恥辱一幕
前文所述，安鄴海軍上尉成為法蘭西殉道者的時候正是法國遭遇色當慘敗後不久，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立足不穩，對內則巴黎公社剛被平定，拉雪茲神甫公墓的血跡還沒有完全擦乾淨，當時法國眼下的大敵是生機勃勃並且虎視眈眈的德意志帝國，危機是那麼的緊迫：阿爾薩斯和洛林被割以及偉大的、極盡奢華之能事的凡爾賽宮大鏡廳於1871年1月18日成了普王威廉加冕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典禮大廳之辱敲得每一個法國人的心房隱隱作痛。學生時代都學過都德的《最後一課》的本人和各位讀者對法國人胸中的這種痛楚或多或少的有所感受。
《最後一課》
此時的溫和派反對法國介入與清政府在越南的紛爭的理由實在太多、而且也實在太充分，諸如強大的德意志陸軍陳兵德法邊境的壓力、戰爭賠款和佔領軍費用造成的財政重擔、由於戰爭遭受的重創的國民經濟亟待恢復等等，隨便列舉出一條來都可以讓任何“主戰”的聲音暫時閉嘴。戰爭狂人們即便想報復、想替安鄴上尉復仇，也得分個主次先後、輕重緩急。如果在老窩旁蹲著個強敵的情況下置老巢於不顧去很遠的地方欺負人的話，那就是典型的“不作死、不會死”了。
拉雪茲神甫公墓中的巴黎公社紀念雕塑
安鄴“殉國”的1873年，正是法國國內政局最為動盪的一段時間，這場動盪始自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誕生伊始，身為階下囚的路易-波拿巴和他那已經作古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德意志人面前自是不會再有什麼發言權了，可是新生的共和國在德意志人面前那副“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的表現讓“巴黎人民”覺得還不如那個已經被他們推翻的第二帝國，屈辱和憤怒再一次爆發的結果就有了轟轟烈烈的巴黎公社運動，身在凡爾賽的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對此採取了非常堅決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不惜屈從於俾斯麥，換得十萬色當被俘之兵最終剿滅了“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嘗試”，儘管梯也爾被馬克思罵為是“一個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議會黨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權術、陰謀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匠”，但鑑於無產階級在法國民眾心目中並非主流，梯也爾先生此舉亦沒有受到多少非議和責難。
梯也爾
但是梯也爾本人並沒有因為其維護了資本主義的國體而得到些許的報償，雖然他為了還清普法戰爭所帶來的鉅額賠款不惜向國內的財閥們大量借款，終於提前還清了五十億金法郎的戰爭賠款換得德軍撤離法國全境，於法國的“江山社稷”也算有功。但是法國的國民經濟已然被這筆敲骨取髓的戰爭賠款弄得奄奄一息，民眾免不了怨聲載道。一看波拿巴派、共和派和無產階級都不能成為統治法國的決定性力量，保皇派就蠢蠢欲動了。令人諷刺的是：保皇派居然在輿論中頗有市場，在1871年2月8日舉行的議會選舉中“保皇派”們居然大獲全勝，一舉奪得645個議會席位中的420席！以此為基礎處處與梯也爾為難。甚至還專門針對梯也爾本人通過一項法令，內容滑稽的可笑：“禁止梯也爾先生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登臺演說”。討了老大沒趣的梯也爾先生也在1871年5月24日，議會通過對他所領導的政府的不信任案後被迫辭職。這場共和派與保皇派的爭奪一直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終於被通過，共和派趁保皇黨各派之間的內鬥而重新執掌議會才暫告平息。
當普魯士的“外患”和國內內鬥的“內憂”都告一段落後，法蘭西迎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上下開始舉國奮發，國家機器高速運轉了起來，被普法戰爭破壞的國力開始迅速恢復，很快在經濟上又重新躋身於列強之行列，錢袋子鼓起來了自然就滿心的想獲得國際上的政治地位，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普法戰爭的失敗猶如一擔巨大的負擔，使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法國無法從政治上和軍事上重新躋身列強的舞臺。
老謀深算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復仇心切的法國迅速擴軍、整軍精武，讓德意志帝國坐如針氈。於是乎，在威廉一世的首肯下，老謀深算的俾斯麥首相新的一輪外交攻勢展開：聯俄、結英，一番合縱連橫下來居然讓憋足勁的法蘭西蠻牛找不到發飆的機會。
這口惡氣在歐洲是沒地方撒了，那就只能轉向歐洲以外，共和黨人掌握政權後開始向民眾灌輸應該攻略海外殖民地，在1881年成功地把北非的突尼斯變為自己的被保護國之後法蘭西殖民部門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東方的越南，所以交趾支那殖民地理所應當的成為新的一輪殖民地擴張的起點，而李維業上校之死就是這個方案的絕佳啟動口實。
“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李維業之死，都促使我們強烈要求（越南政府）賠禮道歉，不管願意與否，都要迫使嗣德帝同意修改以前的條約和訂立保護國條款。河內失敗後，必須堅定不移，拋掉幻想，靠談判一無所獲。對方只有在遭受到開始執行處罰的後果，在壓力和威脅下才會讓步。我們的一切行動手段均已具備……”（《交趾支那總督致海軍和殖民地部部長電》）
對越用兵的大策略雖然是定下了，但是到底用到什麼程度，就是執政的共和黨內部意見都不統一，激進派認為應該採用併吞的手段，直接將越南全境都變成法國的殖民地，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直接派總督管轄；這種想法一經提出就立即遭到了溫和派的反對，溫和派認為如此急功近利必然會導致越南此時的宗藩國中國的強烈反對，而此時經過洋務運動十數年的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實力雖說是個未知數，但也決然不是火燒圓明園的時候那種魚腩了，再說中國的市場誘惑力如此之大，為了一個越南自絕與這個前途無限的市場實在是不值當，所以溫和派主張通過外交談判的方式和中國方面商定在越南的勢力範圍，先鞏固已經拿到手的，以後再做所圖。
當然，還有一批人既不像激進派那麼吃相難看，也不像溫和派那樣慢慢吞吞，這批人主張將越南變成法國的“被保護國”，通過外交談判的和平方式使中國方面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保護國地位，果真如此的話既可以得到越南，又不至於和清政府撕破臉，失去中國這塊的龐大市場。
就人之常情來看，只要沒到非要動手的時候絕不會輕易動手，外交的努力早在李維業開始軍事行動之前就開始了，1883年1月28日，共和黨溫和派法理埃上臺組閣，法國國內“主和”的聲音佔了上風，其中以時任駐華公使寶海奔走呼號最為賣力。
溫和派的法理埃總理執政時期是中法兩國避免戰爭的最後機會
作為駐華公使的寶海對於中國的實力評估對於巴黎來說顯然是有十分大的說服力的，因此在趁著李維業第二次遠征河內得手後，巴黎方面指示寶海公使就近與清政府就越南勢力範圍的劃分問題舉行談判。
李瀚章（右）、李鴻章兄弟晚年合影
不過，早在寶海先生展開外交作為的1882年4月，能進行對等談判的大清國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老母親李氏駕鶴西遊了，這位堪稱“大清第一有福的老太太”的離世可是要引發一場地震的。當時朝廷以“孝悌”治天下，按照禮制李鴻章和他時任湖廣總督的大哥李瀚章（字筱泉，晚年自號鈍叟）都請旨開缺回籍，為亡母守制，並獲得了清政府的批准。李老太太的去世令寶海先生大為緊張，作為當時中國第一外交家，並且還是主和派的第一代表，缺少李鴻章的談判是不可想象能取得什麼好結果的。
中國人把“孝悌”看做天下第一大事，對孝道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並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即便是仕途也必須為孝道讓路，大明首輔張居正因父親新喪萬曆皇帝奪情未能回原籍奔喪而經歷了一場幾乎摧毀他一生清譽的倫理風暴，被置於全天下讀書人的口誅筆伐之中，被折騰得半死不活。
但是讓寶海先生非常欣慰的是：因為西南方向局勢越發緊急，朝廷不允許李鴻章這樣的外交大員在老家白白浪費三年時光，所以在李鴻章僅僅在合肥為老母守滿一百天的“孝喪”後被朝廷下旨“奪情”。正好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兩廣總督張樹聲也因東南局勢緊張請旨回任兩廣，李鴻章順利的回任原職。對此聖旨，那些平時將“孝”掛在嘴邊的清流言官們也說不出什麼話來。當1882年9月李鴻章回到天津，重新執掌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大印後，鬆了一口氣的寶海先生得以在11月順利的接觸到了這位大清外交第一人，開始進行中法雙方的第一輪關於越南問題的外交談判。
面對寶海伸過來的橄欖枝，被母親去世和朝中主戰派鼓譟攪得心神不寧、憔悴不已的李鴻章來了精神，談判進行得異常順利，取得的進展遠比光說不練的主戰書生們要來得顯著，很快就敲定了如下幾條和談成果：
首先，中國將進入越南的軍隊撤回國內，作為回應，法國向中國作出沒有侵犯越南土地和越南主權的保證聲明。
其次，中國同意開放紅河通商，但是顧及天朝體面，並不在中國境內設開放口岸，而將口岸設在越南邊境城市保勝，而保勝被當作中國城市看待，中國方面負責肅清保勝紅河上影響通商的盜匪和徵收私稅的關卡（就是黑旗軍在紅河上私設的那些揩油卡子）。
最後，中法雙方以紅河為界，越南南方的治安由法國負責巡查，越南北部則歸中國保護，法國作出永不再北侵的保證。
李鴻章和寶海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經過反覆的幾輪談判草簽了以上協議後，帶著對目前還停留在喊口號階段的主戰派們些許幸災樂禍，李鴻章在講談判結果上奏朝廷後就優哉遊哉的靜等起法國方面的迴音來。和主戰派相比，自己勢單力孤，卻能在法強清弱的情況下取得如此外交成果，李鴻章此時的愜意和成就感是可想而知的。
從今天看來，這三條日後被稱為《李-寶協定》的和談成果絕對是中法雙方解決越南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大清保住了越南北部的勢力範圍，既開放了中越邊境的通商，又維護了天朝上國的體面，甚至還能像列強一般名正言順的在越南北部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或者能乾脆將越南北部直接併入版圖；法國也鞏固了他們在越南南部的既得利益還有大大的擴張。因此，當寶海把和談結果發回巴黎的時候，共和黨的溫和派們感到甚為滿意，尤其是法理埃先生更是感到歡欣鼓舞，隨即決定在適當的時候簽署這一協定，也算是法蘭西的外交成功。
可是，這個“適當的時候”鬚髮花白的法理埃是等不到了。別說法國國內的“激進派”，就算共和黨內部的激進和中間兩派都認為這個方案太過軟弱，離將越南整個變為殖民地或是被保護國的目標相去甚遠。擁有眾多“海外省”的法蘭西怎麼可以和一個幾十年前還被踩在腳下的清國同分一杯羹呢？這個協定簡直就是法蘭西的恥辱！所以，在1883年2月17日，過度“軟骨頭”的法理埃先生連同他的內閣一起回家養老去了。共和黨中間派茹費理上臺執政，開始切實的執行起他的將越南變為被保護國的計劃，法國對越立場也開始趨於強硬。
屬於共和黨中間派的茹費理
雖然茹費理一直在不遺餘力的指責前任法理埃對外“過分軟弱”，但是他也有一個底線：他絕對反對為了越南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他所代表的中間派訴求很簡單：越南既不能與中國“分享”，也沒有必要完全吞下去，僅僅就是成為法國的“被保護國”，讓清政府承認法國是越南這個小朝廷的後臺老闆，僅此而已。但是無論茹費理怎麼好說話，他是決計不可能再按照《李寶協定》行事了（他可是通過抨擊《李寶協定》取法理埃而代之的），更何況這期間李維業又在越南死在了黑旗軍的手中，宣告了《李寶協定》徹底成了美好的畫餅。
《李寶協定》雖然壽終正寢了，可是和中國的交道還是要接著打下去的。雖然李維業上校的仇是一定要報的，不然軍方特別是海軍的一幫嚷嚷著要洗雪普法戰爭屈辱的將校們也不會答應。但是在茹費理心中，這絕不能成為中法開戰的理由。靠抨擊軟弱外交而第二次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的茹費理先生在上任伊始就陷入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兩難之中，激進派強烈要求他出兵為李維業上校復仇，溫和派又強烈反對因李維業上校之死而採取過分刺激中國方面的行動而影響法國在中國的利益。一時間巴黎的議會大廈成了菜市場，雙方議員們就像買菜大媽和菜販子那樣開始討價還價起來。
最終，經過不停的爭吵後中間派取得了上風，在以最小的代價做成最大的事情之心理驅使之下，法國政府和軍方把這次進兵的行動定義為：剿匪。
“這是場掃平土匪的戰鬥，而不是法清的直接對抗。”
對於《李寶協定》，雖然朝堂中樞的軍機們以及慈禧太后本人不置可否，但是主戰的言官和督撫們卻覺得“很不湊合”。根本無法接受！在他們看來，法國被德國征服過，已經屬於“弱國”之列，而洋務運動中大清“自強”的學習對象之一就是德國。新軍的訓練操典也師從德式，新式的毛瑟步槍、克虜伯大炮也開始替換清軍中之前的“萬國牌”，手持新式步槍，操作新式大炮的勇營新軍也在國內的平亂戰爭中嶄露頭角。邁開步履蹣跚的近代化步伐取得的成果使得從1840年起窩囊了快四十年的清廷底氣硬了不少，覺得洋人也不過如此，至少在表面上薰陶了“德國風”的新軍應該能和德國手下敗將一戰並勝之。底氣有了腰板自然就直，說話的嗓音不覺得也就大了起來，此時的清政府似乎又找回了自信。
按說法國被德意志修理後國力正弱，正是清政府洗雪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京城被佔，行宮圓明園被焚的國恥之時。可是，那個時候的清政府的日子也不見得比法國好到哪裡去：1864年，席捲中國長江流域精華之地的太平天國運動方告平息，留下湖廣、兩江各省的一片廢墟；1868年，馳騁北方平原的捻軍才被李鴻章的“河堵”之策剿滅乾淨，北方這一爛攤子也等著統治者收拾；1871年下半年，甘陝回民暴動才告被左宗棠鎮壓下去，西北留下了一堆堆燃燒的狼煙；而云南的回民起義的起義者們在杜文秀的領導下還在頑強的與政府軍抵抗著（這種抵抗還將持續到1872年，可憐的安鄴上尉也成了間接“受害者”，沒這檔子事堵布易先生犯得著去保勝劉永福的地盤“借道”嗎？不借道惹得著劉永福嗎？不惹著劉永福犯得著讓安鄴去河內麼），西南的戰火還未熄滅。可以說是大亂初定、小亂尤存。令人不安的是，北方的北極熊——沙皇俄國正對大清西北部疆土饞涎欲滴，趁阿古柏作亂之際以“代為收復”的名義佔領了伊犁地區。而日本也不甘寂寞地橫插一槓，對中國另一屬國琉球伸出了魔爪。真是屋漏偏逢雨，忙於自身堵漏和應付北方領土危機的清廷連琉球國都沒辦法顧及（琉球使者林世功來北京乞師未成，面對總理衙門打發他回家的銀兩，自覺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悲憤地在總理衙門前拔劍自裁殉國。留下“廿年定省半違親，自認乾坤一罪人。老淚憶兒雙白髮，又聞噩耗更傷神”的絕命詩句），自然也沒有多餘的力量關注越南的事情。慈禧太后和軍機大臣們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1860年“萬園之園”的那場大火還讓老佛爺心存餘悸（當她還是‘懿貴妃’的時候跟著咸豐狼狽地逃往熱河承德“木蘭秋闈”，自己曾經住過的圓明園被焚燬在她的心中留下了相當的心理陰影）。但出於一種保衛自家門前籬笆的本能，中國的輿論本能的偏向了對法開戰的強硬立場。
時任兩廣總督的淮軍宿將張樹聲
最直接的表現莫過於光緒八年（1882年）起與越南毗鄰省份督撫的人事變動上：李鴻章回籍守制後，代理直隸總督一職的張樹聲雖然是淮軍出身，此時卻未能和老主人李鴻章一個鼻孔出氣，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主張對法國開戰的人物；在鎮壓雲南回民起義中居功至偉、手段極其潑辣的岑毓英出任雲貴總督；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就有“唐拼命”綽號的唐炯出任雲南巡撫；而兩廣總督的職位則交給了“雙手沾滿了太平天國民眾鮮血”、一生“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曾國荃；多次會同馮子材、彭玉麟等出鎮南關入越剿匪的廣西布政使倪文蔚升任廣西巡撫。
有“唐拼命”之稱的唐炯
從督撫的人事變動上不難看出清廷對越南問題的強硬立場，張樹聲、岑毓英、曾國荃和唐炯可謂是久經沙場，從死人堆裡滾過的老“綠林”；倪文蔚雖為書生，沒有行伍經歷。但是也有多次配合入越戰鬥的經歷，也算是“知兵事”之人。這些人執掌西南邊陲軍政大權，其實是在給越南朝廷發送一個信號：不要怕，上國在背後支持著你們呢。誰要想改變宗藩關係，那要問問上國答應不答應了。同時這也是一個警告：如果你們想“跳槽”換個“後臺老闆”伺候的話，那也要問問我這個“現任老闆”答應不答應！
在鎮壓長毛和回亂中手段潑辣的雲貴總督岑毓英
那些剛剛新官上任的西南督撫們一看邊境形勢開始“多雲轉陰”就立刻上疏表決心：極力主張為了越南向法國開戰。並且開始調兵遣將，清軍已經開始以“幫助剿匪”的名義進入越南境內，並和黑旗軍接上了頭。
鼓吹“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戰……夫鄙遠徼利而不止者兵必敗；始禍怒鄰而不悔者國必亡。彼曲我直，彼先發我後應，天道人心可以一戰”的張之洞對此就有一個非常天馬行空的建議，他在《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摺》中寫道：“明諭永福，若能擊退法人，綏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他。……此事宜先授以武職崇銜，使為越南監國，並資以精械巨餉，如此則民心有系，土氣大振，必有奇功。從此受我卵翼，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將奪氣，賢於十萬師矣。”
幸好劉永福沒有“照此辦理”，黑旗軍打打游擊戰可以，若是要和法軍正面硬拼，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張之洞的意思明擺著就是讓黑旗軍當冤大頭去和法國人硬拼消耗，法國人追問起來也可以容易地脫掉干係。果真如此，黑旗軍的前途和劉永福的榮華富貴、身家性命都會毀在他張南皮身上，到時候他劉永福哭都沒個哭的地方了。
道德上不為清議所容，而能力上又遠遠做不到，和法國人靜下心來談判又被斥之為軟弱媚外。那也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中法兩國慢慢的滑向戰爭的邊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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