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東南地區的商人階級開始崛起，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地主和農民，意識形態也有鮮明的特點。古代貴族和士大夫生於豪門世家，從小對禮樂耳濡目染，因此認為人的本性是謙和好禮、善良守序的；商人階級則整日為了利潤而奔波，他們知道屠夫和麵包師傅為我們生產晚餐，並不是由於仁慈，而是迂迴的利己，因此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可是貴族不知道“禮不下庶人”的現實；商人也不曉得農民自給自足，不求於人的習性。這樣，

每個階層的人都只是根據自己的性格來描述整個人類的本性而已。

人性論是顧炎武政治思想的基礎

商人階級崛起後，背離傳統的異端思想屢禁不絕。何心隱與李贄就先後向傳統展開攻擊，並遭受迫害；作為第一次進攻潮，他們觸及了傳統的觀念與風俗，敢於向正統思想提出挑戰，但還未觸及到那個根深蒂固的舊制度。在他們之後，餘姚出現了黃宗羲，崑山則有顧炎武。他們的思想核心都是“經世致用”，通過閱讀經典和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國家的輿地山川、賦稅錢糧和兵員官制等問題，他們敢於反思舊制度的弊端、構思新制度的藍圖，成為當時的啟蒙者。

明朝滅亡後， ，顧炎武讀完後去信說：“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顧炎武與黃宗羲相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政治理論都從“人性”出發，並以此來作為基礎。《明夷待訪錄》站在商人階級的立場宣傳“有生之初，人各私其私，各利其利

”的觀點，這與顧炎武《郡縣論》裡說的“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不謀而和，他們都承認人性是自私自利的。

在這種人性論的基礎之上，黃宗羲與顧炎武都對君主制度展開了攻擊。黃宗羲認為君主的責任就是為天下人興公利、除公害，可是經過千年的發展，君主制度已經腐化了。現在，身居高位的皇帝不再為民服務，而是把天下視為自己的產業，造成了無窮無盡的危害。如此看來，還不如廢除君主制度，“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各得自利也。”

如果說黃宗羲的《原君》是自上而下的清算，那麼顧炎武的《郡縣論》則是自下而上的批判。前者研究了舊制度頂層權力的弊端，後者則構思了新制度基層權力的分配。

歷史上關於封建與郡縣的爭論

郡縣制與封建制的爭論由來已久，自從 ，已是一錘定音。從此人們都知道封建不可復、郡縣更完善的道理。顧炎武寫作《郡縣論》表面看上去好像要為封建制翻案，然而他的真實目的是要批判明朝的君主制度，並結合封建與郡縣的優點，揚棄出另一個更完善的地方制度來。顧炎武說：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弊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

秦朝不恢復封建而實行單一的郡縣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一的局面；柳宗元生活在藩鎮割據的中唐，彼時的河北三鎮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他闡述郡縣制的優點，認為郡縣制有利於維護統一，能夠確保民生經濟的發展，這是進步的。

與之不同，顧炎武生活在宰相被廢除之後的明朝，那時君主專制愈演愈烈。缺少了相權的制衡，君主就大肆利用錦衣衛和東廠來監視百官，對地方的控制無孔不入，這嚴重掣肘了地方官員的治理。顧炎武察覺到，封建與郡縣都只是表面，形式上分裂的王國也能和平發展，例如西周和漢初；形式上統一的帝國也會導致紛爭與停滯，例如整個元朝雖然從未分裂，卻也是內鬥不斷。因此，

問題不在於是採取封建制還是郡縣制，而在於權力的分配與制衡。顧炎武說：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封建與郡縣都會有專權的現象，並不是說封建制就是分權，郡縣制就是集權。諸侯在自己的王國內也是集中權力的，此時“專權”在下；而君主的國家之於全世界來說，其實也是一個諸侯國，只不過權力集中到了頂端而已。明朝的社會問題真正不在於郡縣制，而在於“其專在上”的君主制。

因此，要揚棄掉“封建”與“郡縣”這對矛盾，上升到“專權”與“分權”的層面。

明朝的君主制度有什麼危害？

《郡縣論》並不批判郡縣制，而是批判明朝的君主專制。顧炎武說：

“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已殘害其民矣。”

君主專制導致了冗官與文牘的泛濫，這兩者都會造成官員殘害百姓的惡果。

顧炎武認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君主也不例外。凡是當上君主的人，都希望自己統治的疆域能夠日益擴大，把四海都納為郡縣，所以他會盤剝百姓去實現自己的野心；其次，坐上君主的位置後，就難免要對所有人都產生猜忌心理，需要利用廷杖、東廠、錦衣衛和鎮撫司獄來控制官員，在公法之上另設一套方便君主處決政敵的私法，在真正工作與辦事的官員之外，另設一堆負責監視和告密的多餘機構；最後，因為沒有了宰相，所有的審批都收歸君主與內閣。下層官員的行事都要經過君主的批准，導致文牘越積越多，反而使行政效率低下。

在這種背景下，地方官員都生怕被抓住把柄，他們救過不暇，哪裡還有功夫去為百姓謀利呢？顧炎武認為君主專制使自私自利的人性趨向極端，導致皇帝猜疑、官員自保和百姓無助，最終拖累國家走向貧困。

要想解救就得對症下藥，促使權力往下放，改變“其專在上”的困局，即所謂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

顧炎武對新型郡縣制的構想

為了消除君主專制的弊端，需要加強郡縣權力的制度建設。目的是扭轉人性自私自利的缺陷，讓官員不再只求自保，而是像商業交易一樣，通過為百姓謀福利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在國家中，與百姓關係最密切的就是知縣。明朝的知縣在六品以下，屬於基層。在規劃新制度時，顧炎武將知縣提為五品官，改名叫“縣令”。擔任縣令者，必須是千里以內熟悉當地風土的人。

每次選任，考生們都需要參加選官考試，成績高的為“郎”，低的為“丞”，“郎”可以候補為縣令。上任後，設置三年試用期，稱為“試令”；三年過後，如果稱職，就轉正為真，並封其父母爵位；再過三年，依然稱職的話，就下詔書褒揚；最後又經三年，始終稱職的，則進階益祿，任之終身。

在顧炎武設想的制度裡，縣令採用終身制，他晚年退休時還可以舉薦繼任者。離職後就成為主管教育的祭酒，終身受祿。縣令的下面設有一“丞”，由吏部從成績較低但合格的考生中抽取委任，他們負責協助縣令進行治理；如果縣令死在了任上，則由任職超過九年的丞來替任。只有活到退休年齡的縣令才能舉薦繼承人。丞的下面依然設有主簿、司倉等辦事職員，他們都由縣令指定，送交吏部批准。

每三到五個縣組成一個郡，作為地方最高的行政區劃。郡裡設置一名太守，任期三年。每年都有朝廷派遣御史來監察工作，御史一年換一次。原來的督撫、司道一律廢除，朝廷更關注的是官員是否稱職，而不是忠心於皇帝。

官員稱職的標準是什麼？

在顧炎武規劃的新型郡縣制下，縣令成為了基本的治理單位。對他們的考核，有“稱職”、“不稱職”與“有罪”三個標準。縣令只要稱職，並通過十二年的考核期，就能夠終身任職。他們的戶籍得遷到縣裡，並註銷掉原籍。這樣才能使縣令“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他們家族的命運與整個縣綁在了一起，只有通過造福一方，才能獲得自己的幸福。

考察縣令是否稱職的標準在於人民是否“樂業”。具體表現為土地是否開墾？樹木是否繁盛？溝洫是否修理？城池是否堅固？倉庫是否充實？學校是否興建？盜賊是否無有？兵器是否完備？百姓是否安居？等等有關民生的事項。

新郡縣制奉行“令有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的原則。官員中，稱職者能夠享受終身俸祿，不稱職者會被流放到艱苦地區，而貪汙犯法、有罪於民者則交歸法司審判。

顧炎武主張通過制度來勸勉官員清廉為民，造福一方。故曰：

“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縣令的權力擴大，是否會導致腐敗與割據？

在顧炎武規劃的新型郡縣制中，縣令只要稱職就可以一直做到致仕。就像一方諸侯一樣，沒有調任，也沒有升遷。並且監司被廢除後，他們幾乎不受同級監督。那麼這是否會導致“專在於下”和“私其親故”的問題呢？

對於裙帶關係的腐敗問題，顧炎武沒有在理論上去反駁，而是訴諸於實踐。他說曲阜世為孔家治地，孔子的後人多為當地知縣，但是千百年來那裡卻少有貪酷腐敗之事，“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縣令是基層官員，他提拔自己的親屬，所能給予的職位都很底層、很少有油水。況且縣令還受考核制度的監督，使他必須要求下級努力工作。縣令自己不能轉任，不可升遷，他的親屬下級也就沒法跟著雞犬升天，形成不了大規模的腐敗。

對於縣令專權問題，也不存在隱患。因為縣令不像諸侯那樣，掌握兵權，而且他所管理的土地和人民都很有限，此所謂“

蕞爾之縣，其能稱以叛乎？”其次，如果一個縣反叛，太守還可以命令周邊的縣聯合起來討伐它，平定起來較為容易。太守主管著整個郡，每個郡又分為四五個縣，如果太守想要造反，各縣的縣令又怎麼會願意放棄終身世襲的職位而去追隨他呢？

明朝的郡縣存在“官無定守，民無定奉”的弊端，所以流賊李自成和張獻忠一來，官員們就率先撇下百姓逃竄，導致“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的後果。因此，顧炎武認為應當利用人性自私自利的特點來實行縣令終身制，把他們的利益跟百姓邦在一起，此所謂“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也。

顧炎武用商人階級的思維來思考問題，他借鑑了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優點。通過權力下放給郡縣的做法來削弱君主的專制權力，欲求實現制衡，具有啟蒙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