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經講過這麼一個故事，說波斯國王澤克西斯看著自己統帥的大批軍隊浩浩蕩蕩地向希臘進發時，突然心生感慨，潸然淚下。他轉過身對身邊的人說:“當我想到人生的短暫，想到再過一百年後，這支浩浩蕩蕩的大軍中沒有一個人還在世間，便感到一陣突然的悲哀。”確實如此，人生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生與死是人生的兩極，無論你是轟轟烈烈地度過一生，還是碌碌無為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後都會殊途同歸地走向死亡，生與死是永恆的對立。
世間萬物均有生有死，但唯有人類才能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死亡所帶來的終結性。人總是追求永恆和絕對，但人固有一死這件事卻摧毀了人的無限性追求。人既然有生，也就必然有死，那麼，除了不可抗拒的生死規律之外，一個人的生死，要怎樣才有價值？人為什麼而生，又為什麼而死？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之中，蒲公在其死而復生描寫中表露出來的對於人生意義、目標及種種人類終極性的追索都無不起源於對生死問題的思考。
一、
《聊齋志異》中的死而復生敘事並不關注平庸的生死，不表現人類貪生怕死的生物性本能，不花筆墨去同情死者的肉體悲痛，蒲松齡始終從死生的價值高度去追求其審美快感。這樣的審美追求所帶來的審美愉悅主要表現在人物死後獲得新生的體驗中。
首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蒲松齡筆下的死而復生敘事中，死亡不僅意味著生命的終結，而且意味著死而復生者從靈魂到肉體的重獲新生。在這裡，死亡並不是人生的終點，而是一個明顯的人生轉折點。以死亡為契機和分界，對前生審視，對新生關照。在一個“公道不彰”、文禁森嚴的社會里，作者想對現實人生進行否定，卻不能在現實人生中進行，於是他在人的生死之間設置幻境，以之作為肯定或否定現實人生的有效方法。
在卷三《湯公》篇中，湯公在彌留之際，對死亡有真切的感受，他體會到了自己死亡的過程，也在腦海中對自己的前半段人生進行了有序的回放。湯公在臨死之際，對自己一生所做之事都進行了認真的反思，這不是簡單的人生回放，而是蘊含著明顯的褒貶評價在內的，連孩童時曾做過的一件頑皮事，都會讓人“心頭熱血潮湧”，可見這個評價人生的標準是多麼的苛刻。在湯公自己進行反思自省之後，文昌帝君對其進行評價，“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後來湯公在菩薩的幫助下帶著善心回到人間，獲得新生。蒲松齡對湯公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細緻描寫，不僅寫出了經歷死亡者的死亡感受，而且賦予了肉體經過靈魂的淨化後重獲新生的期待，這種死生的歷程讓主人公認識到自己的罪惡，從肉體和靈魂上都真正的脫胎換骨。
在卷六《考弊司》中，聞人生“抱病經日”，死而入冥，來到冥間的“考弊司”，“司主名虛肚鬼王”，初次晉見他，按慣例人們就得從大腿上割下一塊肉，但“若豐於賄者，可贖也。”聞人生想要訴於上帝，引來大家的嘲笑，直到聞人生將狀告到閻羅那裡去，才讓鬼王受到應有的懲罰，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聞人生“暴絕三日而蘇”。聞人生的地府之旅，讓他用死換來了清醒的人生體驗，這對於他重獲新生之後的影響將是無法估量的，死而復生的過程實際上給了他重新審視人生的機會。
其次，對於樂死不樂生的人來說，死亡不過是換個活法，是一個通向新生的通道。《連城》篇中的喬生，在連城死後，也“一痛而絕”，他在陰間獲得了在陽間無法獲得的愛情，他因此而“樂死不願生矣”，以至於在還陽的途中還“徘徊不敢邃生，寄廂中者三日”。張誠、席方平等同樣“樂死”，他們是為了實現生時不能實現的事，是為了活得更剛強、更自在，更有骨氣。他們並不會死而不返，他們出入陰曹地府，正是為了證明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故而在此類作品中，死而入冥的意義是重大的，但死而復生的內涵更為深厚。
再次，對於樂生不樂死的人來說，死亡是一種懲戒，也是一種評判，評判其生存的毫無意義。對於這樣一些活著卻不能理解生存的意義的人來說，他們需要一次死亡的機會，即使不能醍醐灌頂，也可以略警其愚頑，減少他們在現實中的罪孽，蒲松齡大有勸世、警世之心。
如《公孫夏》中的國學生某，他“將入都納資，謀得縣尹”，在他要去捐官的關鍵時刻，蒲松齡讓他死了，主人公來到了冥間捐官，但在他為自己在冥間捐官成功而狂喜，準備大肆搜刮的前夕，關公派人脫去他的官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此人帶著冥罰的痕跡死後七日而復生，相信復生後的他對為官、甚至為人都會有更清醒的認識。
在卷八《夢狼》篇中，白子甲貪汙受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終被人所殺，但白子甲若這樣死去，故事就不夠精彩了，冥間的一個宰官救了白子甲，給他重生的機會，但“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頷可也”，復生後的白子甲頭是反的，作者讓他經歷這樣一個死而復生的過程，雖生卻只是勉強為人，給他審視自己的機會，其現實的批判意義十分強烈。
此外，連瑣、薛慰娘、伍秋月、阿寶等都是經歷死亡而重獲新生的，正是死而復生、死死生生的過程讓他們獲得了男女情愛、理想人生，也正是經歷了這樣的生死考驗，才讓他們領悟到人生的真諦，能夠反省自身行思、淨化道德靈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對死而復生描寫的審美追求不僅僅是人肉體的復活，更是靈魂的新生。
第四，從現代文化學的意義上來說，人屬於文化的產物，即使是在飲食等正常的生活中，這些生理上的活動也都表現著文化的精神，這是人和動物根本的區別。因此，把死而復生的過程看作是人性的淨化和昇華實際上是把這種異常的生理過程上升到文化的意義中來。這種死而復生而獲得新生的觀念與世界上許多民族的成人禮相似。在一些民族看來，人在出生以後，不管多少歲，只要沒有行過成人禮就不算是真正的“生”，只有經過各種嚴酷的考驗、經過成人禮才可以有資格參加集體活動，生命才算真正開始，所以成人禮的過程也被看作是死而復生的過程，是人自出生以後的一次“再生”。《聊齋志異》中的死而入冥又得以還陽，實際上也是對人性、人格的洗禮和考驗，經過這樣的儀式，人才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新生命。
死亡作為人生重要的成人禮的觀念突出地體現在人鬼相戀的故事之中，如在澳大利亞中部和東非的一些地方，人們只能在行過成人禮之後才有結婚的權利，沒有經過成人禮的孩子如同還沒被播下的種子，是一種潛在之生的死的狀態。在《搜身後記》中提到徐玄方的女兒，她不幸早逝，她的鬼魂託夢給男主人公馬子說，“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在徐玄方女得以開棺復生後，她和馬子結為夫婦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像徐玄方女一樣，《聊齋志異》中的薛慰娘、伍秋月、連瑣等也都是在死而復生的關口體驗到男女情慾或者獲得結婚的權利的，她們之前死亡的狀態實際上象徵了她們由未成年走向成年，真正獲得新生的過程，如同成人禮中必須要經受住嚴酷的考驗一樣，死而復生者必須經受住死亡的考驗，只有經歷了這一關卡，他們才會真正對人生進行再審視，才能領悟到人生的真諦，才能擁有體驗男女情慾或獲得婚姻的權利。
二、
高明的文學藝術作品對於死亡母題的反映，會把死亡意識融化在關照人生的廣闊天地中，揭示出生命豐富的心理意蘊，鼓勵人們珍惜現有的生存條件，無論是歌頌“一寸壽心紅到死”的優美，還是頌揚“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壯美，都應該起到把人的精神歸宿引領到更高境界的作用。蒲松齡對於死而復生的描述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啟迪活著的人珍惜生命，選擇更好的方式去生活、去鬥爭，去更好地實現愛情、理想，以及人格尊嚴的審美追求。
細觀《聊齋志異》的死而復生敘事，我們發現，人物對生的留戀多次洋溢在作品之中，那些最終得以走上轉世復活之路的鬼魂大多對未來充滿充滿希冀之情。如在卷二的《蓮香》篇中，鬼女李氏與桑生相愛，但因其陰氣過重，差點害了桑生性命，李氏在情郎生死枚關之際領悟到了人鬼異路的悲哀，產生了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悵恨，為此，“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為異物，自慚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後來，她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得以借屍還魂而活。作為鬼魂的她曾自卑無助，而重生為人的她欣喜若狂。
同樣在這一篇文章中的另一個女主角是狐女蓮香，蓮香在產子之後暴病，“為召巫醫，輒卻之。”蓮香在彌留之際不要巫醫診治並不是放棄“生”，而是希望獲得重生。她為了能重新託生為人，不惜譭棄自己多年的道行，把死亡看作是實現自己愛情理想的跳板，因此她在臨死前說，“子樂生，我自樂死耳。如有緣，十年後可復見。”這裡的“樂死”實際上也是“樂生”，蓮香是希望通過死亡的方式改變自己現在的狀態，重新脫化為人。
在這篇故事中，無論是李氏還是蓮香，她們的死亡都是為了以重生後的人的姿態在世間更好的生存下去，為了能獲得新生，她們不惜死一回，她們的死亡，正是出於對生命的熱愛，她們是為了生而死的。在這種類型的死而復生篇目中，死亡是對生的強烈呼喚，故死後鬚生。作者通過死亡這一環節，得以培植死而復生者的靈魂，重塑其肉體，之後再將其送歸到再生的路上去，以此指導其生命的全過程，為死而復生者求得完滿的生命自我和價值自我。以死亡為契機，讓人物更加意識到生命的可貴，然後再賜予其獲得新生的機會，這是作者對個體，甚至對這一類人的終極關懷。
三、
所謂“命”，指命運；所謂“數”，即氣數，也就是命運。命數觀在實質上就是宿命論，即一個人是生是死，命運如何，都是早就註定的、本該如此，自己無法改變，這是一種民間由來已久的宗教觀念。“命”的概念早在《易經》、《禮記》等著作中就已出現，而“數”的概念在《史記》、《漢書》等經典典籍中也屢見不鮮。儒家先聖孔子也是相信命運觀念的，曾感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亡之，命矣夫”等。在《聊齋志異》的死而復生篇目中，部分人物的死生是早已註定的，散發出了濃濃的宿命氣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卷五的《伍秋月》了。
伍秋月十五歲夭殆，就葬在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志，惟立片石於棺側”，上面寫著，“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三十年後，秋月果然死而復生並嫁給了王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秋月的復生與婚配是早已註定好的，宿命如此，故秋月甚至未等到三十年期滿就以鬼魂的姿態向王鼎自薦枕蓆。她知道，自己的死生和婚配定會按照既定的軌道發展，所以才敢提前勇敢的拉起情郎的手。
故事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宿命的觀點，一方面反映出了當時社會上人們普遍信奉命數觀的這種客觀現實；另一方面，又構成了故事中左右人物生活經歷、安排人物命運結局的遙控器，是故事發展的一根“隱線”，對作者進行全篇的佈局和表達相關的主題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轉換，表面上看來，是嚴格遵守著“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這一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永恆準則，這個準則是絕對權威的，因為它既不需要問為什麼死，也不需要問為什麼生，任何人都無從知曉，所有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早有註定。蒲松齡生活在那個普遍相信宿命的年代，故他在《伍秋月》等篇目中對這種宿命的死生有所體現，但蒲公並不滿足於只表現這種大眾的宿命觀，在他其它的一些文章中，他以實際的描寫證明了自己對命數這個永恆準則的公然蔑視和否定。其筆下人物的死與再生，很多是由人物自己來決定的，拯救人物生命的是其自身，這樣的文章極具反抗精神，是對命運無聲的宣戰。
如在卷二的《耿十八》篇中，耿十八死後來到陰間，在望鄉臺上想到自己不守的寡妻，以及無人奉養的老母，不禁悲從中來，“悽惻不自勝”，帶著對家人無限的思念，他跟著東海匠人“越臺而遁”，又用手沾了唾沫，把自己在冥間的名字塗掉，大膽地逃離冥間，一路狂奔到自家門口，“驀睹己屍，醒然而蘇”。耿十八為了能夠復生，自己偷返人間，這恐怕是冥界始料不及的。與這個故事相近卻又相反的是卷十的《席方平》篇，耿十八是努力求生，席方平是為報父仇有意“尋死”，冥間其實並不歡迎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因為他的冥間之行，讓那個世界中大大小小的一干貪官汙吏都受到了懲罰。面對這個為父伸冤的鐵漢，陰間對其恨之入骨，可又無可奈何，既不能阻止其死，又不能阻止其復生，他的死生，皆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象徵了蒲公對命運的否定與抗爭。
撰稿/湘吉【讀史品生活】
閱讀更多 讀史品生活 的文章
